谁来挽救世界
——波诺（BONO U2乐队成员之一）
在哈佛大学的演讲
2001年7月12日波诺是U2乐队的核心人物，这不仅是因为他有动人的歌喉，他还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爱尔兰歌手是第三世界的代言人，他为背负债务的第三世界人民寻找出路。他与许多的政治名人会见，包括保罗教皇在内。《时代周刊》的封面曾登过大标题“波诺能拯救世界吗？”
I m a singer.You know what a singer is？Someone with a hole in his heart as big as his ego.When you need 20，000people screaming your name in order to feel good about your day，you know you re a singer.
我是一个歌手，你们知道歌手意味着什么吗？这是一种拥有心灵黑洞和自我满足同样大的一类人，当你想要听见两万人尖叫着你的名字，感觉到你的一天来临了，你就是一个歌手。
很高兴受邀到这里演讲。
首先我应该介绍一下我是谁，以及我在这儿演讲的内容。我的名字叫波诺，是一位摇滚乐手。我在这儿不是要吹捧着什么，而是某种自我坦白。（掌声一片）在我看来，一个有良知的摇滚歌手、一个有事业心的名人比普通的摇滚歌手——满足于画有他图像、扭动双腿的布告栏，能驾着凌志汽车到处旅游，还拥有以他的头形而建造的游泳池等，活着更艰难。
我是一个歌手，你们知道歌手意味着什么吗？这是一种拥有心灵黑洞和自我满足同样大的一类人，当你想要听见两万人尖叫着你的名字，感觉到你的一天来临了，你就是一个歌手。我不仅仅唱歌、写歌，也是四个孩子的父亲，我爱狗，痛恨甜食，相信因果报应，醉的时候喜欢多说话，有时不醉也说的很多。现在我没有喝醉，我戴的不是太阳镜，而是一种保护层。
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生活方式不是腐化的摇滚乐手方式，我拥有的更多，我有自己的世界观，音乐对于我就像闹钟对于一个10多岁的孩子那样，在我自由舒适的时候防止我进入睡眠。
摇滚音乐在我看来是一种叛逆音乐，反叛什么呢？五十年代它反叛性行为和双重标准，六十年代它反对越战和种族歧视以及社会制度的不公平。那么现在摇滚音乐又反对什么呢？如果我是诚实的，我就会说，作为一个摇滚歌手我反对自己的冷漠，我反对世界按照它正常的方式运转的思想，以至于我不能为此而做任何的事情。但是现在我要做一些“糟糕”的事。反对自己的冷漠是我的问题，那么你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你们心里的黑洞是什么呢？我需要一些掌声和躁动，你们需要分数。你们为什么来到了哈佛的会堂里，听我演讲。你们放弃了什么而来到这里？是选择了一种异类的成功还是被好奇心所驱使？都不是，是你们所处环境的潜能，你们错过不受欢迎的时刻，还是浪费了犯罪的灵感？而这些是属于音乐家的。
如果从音乐中我们能发现生活的韵律，能找到自己的战场，那么我也能在这样的校园里受到灵感的启示。但我也看到了音乐的另一面——商业化，我看到了毒品的盛行，看到了伟大的心灵和丰富的想象消失在自我满足的毒药之中，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拥有像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却感到可怜，坐在桌旁每个人都为你服务却感到孤独，到阿思彭海湾的东宫里居住却感到空虚……噢，对不起，与众不同的演讲。你们知道我要说的，你们也总是在寻问——你来这到底是为什么？你们一定在不停的检查我的动机。
U2乐队的成功比变戏法还要容易，如果要说的“适当”一点。当然失败也不是一件坏事，这个词不是你们中某些人想象那样，失败是你们最害怕的，但从一个艺术家的观点来看，从失败那里可以得到最宝贵的素材。
冷漠的对手是与众不同。让我给你们讲一些你们从来没听过的，甚至在因特网上从来没有看过的关于我的事情，让我告诉你们我是怎样进哈佛学习，并且在经济学教授的课上睡着的事。确实我是在最近才成为哈佛的一名学生，在国际开发委员会里，在杰弗里·萨克斯教授的指导下，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落后是由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数代背负着沉重的旧债。研究表明破产的正常规律不适用于君主制国家，你们申请学生贷款，可能会比莫比特总统存入瑞士银行数百亿的美元而让自己的人民饿死在路旁更困难。两代人都过去了，刚果人民仍然背负债务，现在父亲的债务要由儿女们来承担。
我来这儿代表一个组织希望这些债务都应该在2000年一笔勾销，我们称2000是大赦年，是新世纪的新开端。这个创意是由伦敦的圣安·彼得提出的，得到非洲国家巨大的支持。莫罕默德阿里、鲍比·葛尔德夫和我首次作为代言人宣传这一主张，这一呼唤正在逐渐增多，而在美国我们远远落在后面，为了得到更多的支持我在这儿尽情演讲。我的朋友鲍比·希瑞伍还建议我拜访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有趣的事发生了，他不仅让我进他的办公室，还让我看了他的罗拉代克斯卡，记载着他近几年内主要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带我走进了你们的生活。萨克斯、我还有我的朋友鲍比走上了一条某种超现实主义的道路。我们像由精神药物建立起来的鹌鹑家庭，请罗马教皇作为我们的代言人，还受到来自不同地方的法师，福音传道者、母亲、协会、商会和家庭教师协会的支持。这种事业是不时髦的，但是它真的很酷。
看见了吗，你们的英雄蓄着胡子走上了迷途，领带看起来像头巾，空姐在问他是不是敢死队的一员。我对于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是很尊敬的，当然学生是不应该在教授的课上睡觉。当我把学习的秘密拿出来分享，我也想告诉拉里萨莫，未来将在每一美元上签名的总统，他是一个疯子，一个畸形人。
U2轰动于波士顿不是纽约或LA，我想任何了解我们存在的人都能成为哈佛大学的财务秘书。当我说我来自U2那么他就来自于1962年的古巴，我这样说不是反对萨莫先生，就像前总统克林顿上周在都柏林称我“文化的挑衅者”，当我请求他拜访一些人来检验我的观点时，他做的更多，他做的是对于每一位经济学家都很困难的事——他看穿了这些人。如果让我支持劳瑞·萨莫是困难的，那么让劳瑞·萨莫说出华盛顿部分居民的存款更困难。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每天生活费用不足一美元，又该如何解决呢？萨莫是一个可靠的充满热情的人，他时常出现在竞争对手的办公室里，和我一起在宾馆里关注共和党人的要求，在华盛顿还有一个漂亮的宾馆，他们不让我进去，这是他工作的核心地点——四壁是红色的，摆上加醋的葡萄酒。如果你们被叫到新任哈佛大学校长的面前，他真诚的看着你，敲着他的手，要求进行无私的行动，那么伟大事业一定就要开始了。
在萨莫兹校长接位之前，我能被邀请到这儿来做演讲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这个时候我必须要告诉你们为什么我要给你们讲这些故事，并不是说我想成为一个行为的榜样，我说这些故事因为我和杰弗里·萨克斯、拉瑞·萨莫一直致力的这项事业是非常严肃的。当全球的人民听到最贫穷的国家仍然背负着债务，当他们知道政府每送给发展中国家一美元他们都要花九美元来赔付债务，他们会愤怒的，他们会拥上街头进行示威，就像为结束种族隔离而进行的斗争。而这些威胁将不会发生，当我们中的一些牧师走进了讲坛，流行歌手走进了国会，连教皇也戴上我们的眼镜来看这个世界。同时在众议院争夺议员席的战争中，我们还获得了四百三十五万元，这对于有数亿元债务的国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钱，那么这些钱要花在什么地方呢？目前为止二十三个贫困国家已经制定了符合现阶段财政危机的状况，决定减少赔偿债务，把这些钱花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在乌干达有两倍多的儿童将走进学校。在莫桑比克赔债的金额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二，增加了一千四百万美元在医疗开销上，这笔钱将帮助莫桑比克渡过困境。
我想告诉你们一件关于乌干达农村一个叫卡比拉的故事，在1999年美国闻所未闻的麻诊疾病盛行于卡比拉的家乡，数百名儿童不幸死亡。现在感谢债务的减轻，他们从政府那得到六千美元，他们现在可以再雇两名护士，买两辆新车，可以帮助村里的孩子们免疫于疾病。去年麻诊是一个可怕的杀手，今年感染病例不超过十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