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共两党严峻对立的日子里。
公元1936年8月14日，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突然收到一封远方的来信。
这位来信者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动员数十万大军所“围剿”的“匪首”毛泽东。
这不是一封平常的信，亦是宋子文久盼的。
宋子文激动异常，拆阅展读，信中写道：
子文先生：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颂公绥。
毛泽东
1936年8月14日
按当时的空气来讲，谁要接到共产党的来信，不杀头也要被清除，甚者祸及全家。可是，宋子文神色不变，似是多了一层喜色。他没敢将信在手中多留，而是交到了老蒋的手里。再说老蒋并没有翻脸，更是喜形于色。这就怪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这里有一段小小的插曲。
日本侵略者从九一八事变后，不停步地向中国进攻，企图独占中国。
国民党统治者在倾全力“围剿”长征中的工农红军时，仍然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1935年2月，蒋介石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说：“中日有提携之必要”，“中国人民不但无排日之行为与思想，且亦无排日之必要”。但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民族的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不可能不与蒋介石国民党的意思相反，造成全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热潮。
于是，华北事变和“一二·九”运动爆发了。
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宁边区前夕，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咄咄逼人的骄横气焰，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争夺。它的第一个步骤是通过1935年6月初的《何梅协定》（国民党在北平的军事长官何应钦和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间的协定）迫使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它的第二个步骤是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10月间，日本的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关东军代表名义向驻守平津和冀察晋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要求：通电设立华北自治政府，将南京任命的华北官员一概罢免。11月6日，土肥原贤二甚至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宋哲元在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以五个师的兵力取河北，六个师的兵力取山东。这时，日军向华北大举调兵。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动下，国民党政府河北省蓟密专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割据冀东22个县，在北平近郊的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2月，在北平成立由宋哲元任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开始实行华北特殊化。平津上空乌云密布，整个华北已危在旦夕。
地处前沿的华北人民，反应自然最为强烈。敏感的青年学生对时局的演变尤为关切，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当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遭受大破坏时，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在北平还留下三十多个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1935年春夏之交，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来到北平，建立由彭涛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定周小舟负责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的工作。当群众抗日情绪日趋激昂时，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在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在学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北平学生在12月9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清华、燕京大学等城外学生被军警阻拦，在西直门同军警发生冲突。城内一二千名学生冲破军警包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到新华门前请愿。由于请愿没有结果，他们把请愿改为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到达王府井大街时，人数已增加到3000人。军警突然用水龙头向学生喷射，并挥舞皮鞭、枪柄、木棍从两侧夹击过来。游行队伍全被打散了。学生有四十多人受伤。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开始了。
“一二·九”运动，使中国人民不仅加深了对民族危机的认识，而且看到了自身的力量，看到只有把国内各种力量动员起来才能有效地抵抗日本的侵略，增强了他们奋起救亡的信心和决心。这个风暴迅速波及全国。从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地方的工厂也举行罢工。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成立各界爱国会，发出通电，出版各种救亡刊物，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12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联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开始踏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宣传团的基础上，又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上海、武汉、济南等地学生也纷纷下乡宣传。一些原来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的教授、学者也发表文章，主张抗日，主张全国合作。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华北事变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抗日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蒋介石对日本一再退让，是建筑在依靠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上的。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打破了这种幻想。华北事变的发生，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于是，南京政府不得不开始考虑调整它的对日政策。
1935年11月19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建议通过一个议案。蒋介石建议中有句关键性的话：“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绝不轻言牺牲。”这句话，虽是说，现在还不能“放弃和平”，“轻言牺牲”，但又是表示：如果“最后关头”到来，那也只好“放弃和平”、决心“牺牲”；次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宣布包括“中、日、满经济合作”，即承认满洲国等条件在内的“广田三原则”，这是蒋介石难以接受的。他后来写道：“当时的形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在日本军国主义者毫无止境的侵略欲望面前，可供蒋介石选择的余地越来越窄了。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在1935年底开始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后来作了这样的解释：“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在国外老蒋秘书邓文仪同在苏联的王明进行对话。邓文仪是老蒋的侍从秘书，后任驻苏大使武官。接触是在莫斯科。主要是探讨苏联在军事上的动向。当年秋天，邓文仪回国述职，老蒋面授机宜，命其速返莫斯科，有要事要他去做。所谓要事，即是通过苏联方面的关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于是邓文仪马不停蹄地回到莫斯科，与共产国际代表团长王明进行了多次的会谈。但是这种努力没有什么结果。
这时，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老蒋在“剿共”的同时，又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又生发出在国内寻求与共军谈判的想法。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呢？思前想后，他想到了宋子文，在一个黄昏，他把宋子文召到了自己的官邸。
老蒋开门见山：“今天我请你来，有一要事相商。”说完便走至窗前把窗幔慢慢地拉下，然后关闭大门。
宋子文见老蒋这般神秘不知他要卖什么药。
蒋介石坐下来：“今年下半年形势不好，按基督教之说，我好像有预感，昨夜做了个梦，你说我梦见谁了？这个人你认识。”
宋子文没有答话，且听下文。
“我梦到对手毛润之了。你说怪不怪？他头戴八角帽，对襟短褂，一双圆口布鞋从脚到头透着农民气。声言要与我谈判，不谈判的话，说什么有你无我、血战到底。看来他还十分生气。我找你来，也想试探一下共军的底，看他们有没有这个勇气？”
“我在西方留学的时候，也看过一些梦的童话，不过，有时候，梦也是神奇的。”宋子文道。
“我看这场梦也给我一心‘剿共’提出个警告。兵书讲，将太直了，容易流血太多。世上路太直了，可能达不到目的地。不行，我们摸摸底，边谈边打。这二三年时间里，兵也需休整，不然的话，疲于奔命，是难战胜敌人的。”蒋介石说着站起了身。
“你是说，我们和共军谈判？”宋子文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和共军谈判！”蒋介石斩钉截铁。
“你说，让谁去？”
“我看你先联系共军高层，摸个底再说。”
“我能行吗？”宋子文怀疑自己说。
“你能行。一是你早先是武汉政府过来的，和共军有一定的心交。再说，第一次国共合作，你又是政府部长，和毛润之、周恩来都很熟。更重要的是，那边还有你的知心二姐庆龄。我想了好久非你莫属。”
“看来你还真了解我。要是这样，你不会把我清党给清除了吧？”宋子文开了句玩笑。
“我敢开除国舅，怕是我没长两个脑袋？”蒋介石笑了，“要尽快取得联系。具体你怎样工作？找谁联系？我就管不了。不过尽快把联系情况告诉我。”
“那好吧。”
“这个情况只限你知我知，绝对保密。”蒋介石又叮咛道。
当蒋介石送走国舅的时候，三星正南，月色如水，幽灵般的星空显得有些神秘。
是啊，夜是掩盖人世罪恶的最好面纱。
这一夜，宋子文回到自己的官邸，无论如何也睡不好觉了。
要完成老蒋交给的这个任务非有二姐出面帮忙不可。于是他想到了二姐。可眼下政治把姐弟分开，感情多少也有些淡化。想起来这事，又使宋子文伤感起来。临到天亮时，他才犹犹豫豫地拨通了二姐宋庆龄的住宅电话。
“二姐，我是子文哪，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你了。”
“当姐的也没有看你和乐怡啊，孩子都好吧？”
“孩子还好，你身体怎么样？”
“我还好。”宋庆龄欲言又止，竭力避开政治话题。
“今天上午，我想去看看二姐。”宋子文道。
“二姐欢迎。”
“有些事情，我想给二姐谈谈。”
“我等你。”
早上8点，宋庆龄刚吃过早点，宋子文的车子便驶进了二姐院子。
宋庆龄迎出来，说实在的，她对宋子文是很疼爱的。她把爱国学生给她送的水果摆满了一桌子，来招待大弟。
自从宁汉分裂之后，按宋庆龄的话讲，我已是家中可有可无的人。我不想看到亲人，也不想让亲人看我。宋霭龄和宋美龄也曾来过，看到这个情况，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只有宋子良、宋子安还是这里的常客，来去无拘无束。宋子文因身有政务，来的少，不过断不了还打个电话问好。
“子文，你来有什么事要和姐姐商量？”宋庆龄开门见山，接着把一个剥了皮的橘子递给宋子文。
“老蒋最近有些异常，想寻找与中共联系，让我牵线帮他这个忙！”宋子文说。
宋庆龄道：“老蒋想对话，说明他有难处。他在日军侵略者面前一退再退，已经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昨天，我接待了几批学生，都要求老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只要国共两党能坐下来谈判，把问题提出来，摆到桌面上来，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既然老蒋有这个要求，不妨给他个枕头，叫台阶也行。”
“好的，二姐可以答应。不过容二姐想一想，谁去合适呢？”
“这个人必须是共产党信得过的人。不然不好办。”
“你的同学董健吾怎么样？”
“他？”宋子文道，“当时我们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学习时，人还是不错的。后来听说经刘伯坚、浦化人介绍，在河南开封秘密加入共产党，以传教为掩护，在冯玉祥部从事兵运、工运、农运工作。再后，由于蒋介石清党波及冯部，董无法立足，当时还找到了我担保。后来我就不知道情况了。”
“后来他回到上海，以圣彼得教堂的牧师职业为掩护，负责共产党的地下联络工作。”宋庆龄补充道。
“后来听人说他收留共军遗孤什么的？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宋子文又道。
“有此事。那是我让他办的。董来上海后经常与我联系。他在我的资助下，以圣彼得教堂牧师身份，在上海用教会和互济的名义，开办了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了失散流落在江、浙、沪等地的职业革命者的子女和烈士遗孤。”
宋庆龄说到这里又道：“因董健吾做过古董生意，我和小妹在购买字画古董时曾请董健吾出过主意。都是好朋友。”
“既是这样我们就找他帮办，来往去延安的路费我来出。”宋子文一锤定音。
就这样，宋庆龄又找到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去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1936年3月的一天，董健吾出发了，踏上了去陕北的征程。带着宋庆龄、宋子文的委托和一封有火漆印的密信。途经西安送到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面呈毛泽东、周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