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改革开放后30年我党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总结
新时期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形成与演变，给我们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启示。首先，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直接得益于党的政策的制定。实践证明，没有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所确立的鼓励和支持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的正确政策，就没有我国新时期的非公有制经济，更不可能有今天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新时期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党和政府的政策导向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萌生和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因其独特的产生背景和发展环境，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广阔的发展舞台，也决定了其政治的敏感性和对政策的依赖性。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动。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日益完善，才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得以大幅度提升，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由公有制经济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府对个体、私营、外资经济投资导向的正确引导和规范化管理，则是保障其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党和政府相关政策的不断调整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其次，非公有制经济理论与政策的不断创新是我们认识日渐深化的必然结果。回顾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历程，透视党和政府三十年来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和政策演变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我国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的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并取决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以及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并不断深化的过程。而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形成与创新，也是这一时期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全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总结历史经验入手，从中国实际出发，得出中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认识，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党的十三大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它表明我们党对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有了统一的科学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制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决定继续鼓励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的发展，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再次强调，“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样一来，就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予以充分肯定。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再一次鲜明地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在十七大报告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突破在于“两平等”和“一公平”，即“平等保护特权”和“平等竞争”，以及“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这些突破性观点，从根本上解决了困扰非公有制经济长期发展的“非国民待遇”问题。至此，我们党在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上，基本完成了一个认识过程：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就要承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最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过程。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里，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大胆吸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层次性，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目前仍有与我国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一面，因而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过早地消灭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会促成社会生产力跨越式的发展，反而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和扭曲。只有解放思想，走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误区，才能正确理解我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长期性与必要性。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充分说明，只有积极引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发展外资经济，才能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
甘肃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发展，为非公有制经济在今后的快速成长与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条件。“十五”以来，甘肃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使非公有制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初步显现出甘肃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活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在总体规模、增长速度、企业素质和发展的环境质量等方面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很大差距，主要的经济和技术指标在各省市区中属于最低之列。今后实现非公有制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战略任务，改善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条件，将为非公有制经济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具有很强的活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也是富民强省的重要举措。充分认识非公有制经济在甘肃省未来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实现全省人民群众致富和奔小康，是甘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未来十几年中，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状况将成为关系甘肃经济能否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新的历史时期，甘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必须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优化其投资和发展环境，推进非公有制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政府服务体系，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保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持续、协调发展，使非公有制经济逐步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从全国来看，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综合环境质量还处于较低水平。根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等机构提供的有关资料，对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综合环境质量进行对比分析，甘肃在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现代化水平、创新能力等重要领域，多数指标处于全国31个省、市、区的第27位前后，只有极少数指标排在20位以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甘肃经济发展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综合环境（包括重要自然资源条件、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环境、智力环境等）质量，在全国31个地区中属于最差的地区之一。提高综合环境质量是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性战略任务。针对区域综合环境质量太差，环境质量导致投资和经济社会运行成本高，非公有制经济成长缓慢的突出问题，发展甘肃非公有制经济的基本战略思路应当是：立足甘肃的省情实际，充分认识和主动利用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改善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包括改善区域政策体系，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改革国有企业和金融、财政、科技、教育等有关的体制和机制，提高科技和教育能力，发展全民创新、创业的先进区域社会文化，以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持续提高综合环境质量；帮助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改善经营机制，提高资本的形成和积累能力，扩大非公有制经济财源，逐步形成“非公有制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增加——非公有制经济更快和更高质量增长”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
三、非公有制经济理论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从中国经济的历史转变来分析非公有制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Seph·Stiglit）在详细考察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后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存在一个严重失误，那就是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田国强发展了一个内生产权所有制模型，用来分析转轨过程中不同经济自由化及市场体系完善水平下的最优所有制安排的动态转换。他进一步假定市场中有三种企业所有制安排形式：民有、国有、（乡镇）集体所有。民有制的企业家管理能力较强，国有制下的经理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较强，而乡镇集体所有制既给了企业家发挥管理能力的机会，又同时使企业家具备了利用政府关系的能力。斯蒂格利茨和田国强等人的上述理论比较成功地解释了早期中国乡镇企业的成长过程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第二类文献，针对宏观调控的社会经济大环境进行分析，对政府如何规范非公企业行为、营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环境以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如何摆脱困境作了研讨。如茅于轼、张玉仁认为我国私营企业面临不公平竞争，难于获得投资和银行贷款，存在公司治理薄弱，缺乏财务公开和公司信用、劳资状况较差等问题。建议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保护私有财产，帮助私营企业改进自身素质，发展中介组织，减少资金流动阻力，建立私营企业的专有融资机构、私营银行等。
第三类文献，针对私营企业的微观发展与个案研究。姚先国在私营经济劳资关系的领域作了研究，认为农民与农民工的劳资问题与私营企业和自身成长、劳动者权益保护制度有关。樊纲认为生产要素的价格和本土市场，是非公有制经济具有国际竞争的相对优势，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是提高私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伟提出私营企业的“三缘性”，即血缘、地缘和亲缘，包括日本和韩国，他们的企业家都不愿意直接融资，不愿意把产权社会化、公开化，而是自我封闭，搞间接融资。所以，这种家族式的管理，对金融机构的依赖性就特别大，而且不进行委托代理，使企业管理质量降低。这种家族式的管理，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私营经济的壮大。
本书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邓小平特色经济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根本方法，在实践中坚持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与方法，吸收和利用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现代管理学等可借鉴的理论成果和分析工具，在此基础上，采取整体分析与个体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与长期动态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本质、形式、结构、特点和发展趋势，增强对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经济理论改革发展中现实问题的分析能力和解决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建立，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研究其发展得失与教训成为指导非公有制经济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本书从我国和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与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特征入手，详尽分析了影响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因素，着重从政府的角度，运用制度分析，透视政府行为对非公有制经济振兴的作用，因地制宜考虑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区域特性。
针对甘肃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研究，本书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管理学有关理论分析工具，系统而又全面地透视了影响甘肃省非公有制经济长远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因素，有一定的借鉴性。
1.经济学角度的企业环境理论
经济学角度的企业环境理论主要着眼于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而影响微观企业的发展。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对企业经济活动都有重大的影响。政府通过货币、财政、汇率等各项宏观经济政策来营造经济环境，这种经济环境对企业的发展产生整体影响。这是凯恩斯学派对企业环境的整体看法。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学说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政府要通过实施积极的干预政策来影响需求水平，并认为财政政策是较为理想的调节手段，从而来为企业发展奠定客观的经济环境，企业的发展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模式，政府为实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而采取的宏观经济管理方式，决定了企业所处的客观经济环境，政府可以利用自己制定的经济政策，来提升和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所导致的“走走停停”的经济循环，实际上阻碍了企业发展，以政府为主的较为完善的经济管理体系，应该是一个提供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氛围的宏观运行体系，只有具备了这种体系，才能为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相反，经济学派中很有代表性的“供给学派”，主张以政府的私有化、放松管制、企业并购、垄断与限制竞争协议、地区与城市政策以及就业条件等方面的特定经济政策，形成企业运作的外部环境，对企业的活动发生整体的影响。“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更希望削弱政府的作用，期望通过市场自身努力，来为企业提供适应的发展环境。
2.管理学角度的企业环境理论
有关企业发展环境研究的理论，从管理学角度来看，主要是权变理论。该学派是从系统观点来考察问题，它的理论核心就是通过组织的各子系统内部和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组织和它所处的环境间的联系，来确定各种变数的关系类型和结构类型。权变理论认为，在非公企业管理中，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现实中没有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它强调在管理中要根据非公组织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因素随机应变，针对不同的具体因素寻求不同的最合适的管理模式、方案或方法，其代表人物有卢桑斯、菲德勒、豪斯等人。美国学者卢桑斯（F．Luthans）在1976年出版的《管理导论：一种权变学》一书中系统地概括了权变管理理论。他认为：
第一，权变理论就是要把环境因素对组织管理的作用具体化，并使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
第二，环境因素是自变量，管理方法和技术是因变量。这就是说，如果在某种环境条件下，为了更好更快的达到组织目标，就要采用某种管理方法和技术。
第三，权变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环境因素变量与管理目标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环境因素可分为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环境因素。外部环境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由社会、技术、经济和政治、法律等所组成；另一种是由供应者、顾客、竞争者、雇员、股东等组成。内部环境基本上是正式组织系统，它的各个变量主要表现为影响组织自身发展的基本要素。权变理论学派的重点在于通过大量事例的研究和概括，把各种各样的情况归纳为几个基本类型，并给每一类型找出一种模型。所以它强调权变关系是两个或更多可变因数之间的函数关系，权变管理是一种依据环境自变数和管理方法及管理技术因变数之间的函数关系，来确定对当时当地最有效的管理方法手段。权变理论为人们分析和处理各种管理问题提供了一种十分有用的方法，它要求管理者根据组织的内部环境条件，及其面临的外部环境因素，采取相应的组织结构，组织有效的领导方式和管理方法，灵活地处理各项具体管理业务。这样，就使管理者把精力转移到对现实情况的研究上来，并根据对于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提出相应的管理对策，从而使其管理活动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更加有效。同时，权变学派也提出了管理的动态性，人们开始意识到管理的职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以往人们对管理行为的认识大多从静态的角度来认识，权变学派使人们对管理的动态性有了新的认识。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展望
当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发展呈现出几个新特点：首先，由于我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将是长期不变的大政方针。其次，今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将更加宽松。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将资本、技术、管理与劳动一起作为生产要素引入了分配制度。随着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在市场准入以及投融资等领域政策的逐步放宽，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未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将越来越广阔。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将保持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势头，多种所有制经济联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将成为非公有制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向。再次，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将逐步消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将得到更加可靠的法律保障。现实的政策只有转化为制度和法律，才能得到长远的保障。党和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的同时，逐步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法制化的管理轨道。最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社会政治地位将逐步得到广泛的认同，其政治参与的领域和范围将逐步扩大。
展望未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非公有制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同社会和谐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相适应。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导下，个体、私营、外资经济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有理由深信，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理论与政策的日渐成熟与完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走过几十年风雨历程，至今仍保持旺盛活力的非公有制经济，必将肩负应有的使命并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