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法案颁布之后正值英国的战后重建，政府紧缩开支，提高税收以及房屋、钢材和煤的紧缺就是当时的社会景象。50年代初期英国经济逐渐开始复苏，经济增长率到达40％，但是英国已经失去了经济霸主的地位。
195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中仅占25％的份额，而到了1962年，甚至低至15％。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地位的下降还导致其非洲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愈演愈烈。
而此刻摆在宗教教育者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彻底落实1944年法案中的宗教部分？50年代中期，英国的促进基督教知识协会（SPCK）为基督教教育研究所做的着名的调查报告《学校里的宗教教育》（Religious Educationin Schools），通过各种研究途径，例如对伯明翰和诺福克教师的问卷调查，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地方教育局所使用的大纲的调查等等表明：由于1944年法案没有具体规定宗教教育的教学时间，致使许多学校，尤其是一些中等学校是按照法案规定的最少的时间来上宗教课的。
此外，宗教教育的协定教学大纲也没有得到正确使用，有的学校甚至根本没有按照大纲授课。291所独立学校或者直接拨款学校（independent《圣经》为基础的话题式的大纲，就是关于《新约》和《旧约》中宗教思想的演化。与此同时，由于很多学校认为考试会“毁坏宗教教学的精神氛围”，或者会使宗教知识仅仅成为一堆事实和理论公式，所以考试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专业教师缺乏也是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1952～1953年，大学高年级学生选择宗教知识作为高级培训课程的有234名男生和697名女生。有83所学校提供这个课程，而有101所提供历史课程，102所提供地理课。困扰神职讲师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学生对基本的圣经事实的忽视。另一个主要问题是许多大学生找不到学习圣经和学校生活相关之处。还由于宗教教育本身的特殊性，使得教师不仅需要技能还需要各种知识。所有这些问题都抑制了专业教师队伍的发展。
1960年，由英国布里斯托尔市和郡的教育委员会编写的一部新的宗教教育大纲《基督教教育大纲》（Syllabus of Christian Education）针对当时的宗教教育出现的很多问题提出了可行的办法和创新。大纲指出：“真正的教育不仅仅是世俗的，功利的和物质的，它必须是宗教的，在这个国家，这个宗教就是基督教。儿童不仅仅是一个成长的，交流的，思考的，潜在获利的个人，他更是一个有着永恒命运的，有精神的生命。唤醒这种精神理解是《圣经》课的目的。我们不能创造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它需要被我们的周围环境，或者那些知道基督教精神对他们有影响的人来激发、融合和点燃。”
宗教教育应该开始触及事实问题，而不只是简单的作为一种指导，是大纲的主要创新之一。更令人惊讶的是，该大纲要求教授科学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教授这些的目的被陈述为：“那些有宗教信念的人需要认识到科学和人文思想的影响和挑战，而更多的不可知论者需要学会赞赏基督教对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的工作所作出的回应。”所有这些问题使宗教教育朝着社会变革的方向迈进。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英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英国教育面临着基础设施严重破坏，教师短缺，资金缺乏的困境。而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944年法案的出台是极为重要的，它为英国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尤其是该法案在宗教教育部分明确规定了学校的宗教指导，为此后数十年英国宗教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1944年法案在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成了引发后来对宗教教育质疑和争议的导火索。
时间到了20世纪60年代，恢复了国力的英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对于英国宗教教育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了质疑和争议的时期。
二、对传统宗教的叛逆以及大争论时期（1960～1980）
20世纪60年代，一方面，享乐主义，物质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由思想在英国社会中盛行，暴力、吸毒、性开放充斥着社会，不去教堂的人数在增加，社会世俗化的过程在加剧；另一方面，移民增多了，50年代的移民主要来自加勒比和爱尔兰，60年代时主要的移民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有的移民还是难民。于是，对于宗教来说，多元化变得明显。这些都直接导致了宗教指导的逐渐失效，人们开始质疑并反对传统宗教教育的内容和方式。
主教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在1963年发表了《向上帝摊牌》（Honest to God）一书，书中质疑传统的讲授上帝的方式，并鼓励个人对真理的追寻。这些理论上的发展对宗教指导的发展作出了一些暗示。首先，它对基于忏悔的传统理论方式下的陈述表示质疑。第二，它鼓励以人为中心的方法去寻找意义和真理。约翰·罗宾逊对宗教的重新定义表明了宗教教育应该帮助学生，使他们能够自己去找寻真理。
60年代晚期，要求教授学生世界宗教的呼声日益高涨。从50年代开始，从英联邦国家到英国来的移民就已经达到巨大的数量。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他们的出现给英国带来巨大的影响，使得英国逐渐成为一个多信仰，多元化的国家。而且由于海外旅行人数的增加，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因此，从60年代起，大众要求宗教教育教授学生宽容以应对多元文化的社会，教会学生以宽容的心态面对各种不同的信仰是建立一个更加宽容的社会的重要基础。
这个时期，对儿童理解宗教概念的方式发展的研究进入了高潮。罗纳德·古德曼（Ronald Goldman）的影响持续了整个60年代，他是这方面的研究者中最有影响的人之一。他认为当前学校的宗教教育不太成功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没有想象力的教学，另一部分则是因为教学的重点是《圣经》故事，而这些故事相对于孩子们来说太复杂和困难，他们几乎很难正确理解。因此，他强烈要求宗教教育应该以儿童为中心，而不是以《圣经》为中心。古德曼还将皮亚杰关于思维水平的定义和分析应用到宗教教学中。
洛克斯（H.Loukes）在他的书《学习生存》第一版中表明，学校的状况已经发生改变：议会提高了学生离校的年龄，同时青春期的年龄又提前了，结果是年轻人要在中等学校中度过两年的成人时光。他借助了皮亚杰对儿童发展分析的理论拟定了一个“以问题为中心”的大纲，也就是使年青人将这些问题看成是相关的，有趣的。他提出的教学方法是在公开讨论中提出问题，通过由普遍到特殊地分析问题，进行基督教教育，将问题返回到更加广阔的社会中，并作为一个整体。他提倡的中心方法是讨论，虽然洛克斯也谈到不受控制的讨论的危险性，但是他已经从以大纲和圣经为中心的学习的时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971，英国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理论上是为英国进入欧洲市场提供了机会，但实际上受益并不明显。工人罢工次数及人数比1926年大罢工之后的任何时期都多。失业人数持续上升，到1980年人数上升到200万，而仅在一年之后，人数达到300万。由于种族主义导致的暴力流血事件常有发生；离婚率开始上升，70年代超过100万的夫妇离婚，许多人还有孩子。而这些生活里的创伤也开始反映到孩子们的行为上，教师的工作也愈加困难。
到了70年代中期有750000的单亲家庭，同时移民带来的民族多样化问题也日益突出。
70年代对宗教教育的关注是从两个重要维度开始的：一个是关注宗教教育是否是完整的活动，它是否能被灌输给学生？另一个是宗教教育应该在教育的语境中，而不是在宗教的语境中发展。基督教知识促进会（SPCK）的报告《第四个R》（The Fourth R）最好地体现了这两个关注点，它认为应该在教育的语境中，将宗教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来发展。该报告考查了宗教教育在英格兰的起源和发展，理论和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等。它尝试展现复杂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英国宗教教育的发展以及它现在的特点形成背景，原因和过程，并强调要用宗教教育的概念替换宗教指导的概念，但是必须保留学校的礼拜作为宗教教育基本的部分。
在教学方法上，由于社会世俗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忏悔式的宗教教学方法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自70年代起，大纲不再使用忏悔的方法，而采用现象法。通过这种方法，宗教就可以成为一门客观学习的科目。现象法不要求学生评估宗教的事实主张。相反，它建议从外在的维度来学习世界信仰。而这些维度基于宗教学习的概念框架，不过这种教学方法也受到批评，有专家认为，如果没有事先进行过事实的学习，那宗教就很可能仅仅被看作一种仪式和庆典，这样学生就成了旅游者，而宗教则会由此遭到轻视。
从70年代起，这门课程才开始被广泛被称为宗教教育而不是宗教指导——后一种称呼与忏悔相联系，已经不再适合世俗化的社会。1975年的《宗教指导协定大纲》（Agreed Syllabus of Religious Instruction）是第一本教授世界宗教的大纲，由于这本大纲包含了非宗教的立场，例如马克思主义和人文主义，因此备受争议。但事实上，很多其他地方当局也开始采用相似的方法。
1977年是标志性的一年，宗教教育和价值的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Seminaron Religious Educationand Values）成立。该研讨会建立在这样的共识之上：虽然不同国家的宗教教育大不相同，但是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在西方国家，这些问题是由于对文化和文化价值的重新思考而引起的。
因此，建立该研讨会之后，希望通过年度的研讨会的讨论，寻求到解决当前问题的办法，并让宗教教育获得更多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