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学问要以道德做基础，才能为人造福。没有道德，则愈有学问愈能害人。讲道德，便离不开儒家所重视的仁。孔子曾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就儒学原理说，每一个人都有仁心，只因染于恶习气，仁便为之隐藏，而无作用，所以要“志于仁”。志于仁是把心放在仁上，然后作一切事情都是仁事，而非恶事，所以“无恶也”。然而人的习气不同，志仁的心理便不一致。论语里仁篇，“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另在礼记表记里，孔子又加以“畏罪者强仁”。这三种心理都值得学仁者研究。
畏罪者强仁，是怕因为不仁而犯罪，便勉强的实行仁道。例如孝弟是仁的根本，不孝顺父母，不尊敬兄长，便是不仁。在家庭养成不孝不弟的性格，到社会便好犯上作乱。这都是罪恶，应受国法或舆论制裁，更可畏的是要接受天谴。假使有逆子为恐触犯这些罪恶，不得不行孝弟之道。既能孝弟，即是行仁，但因出于勉强，所以是强仁。
知者利仁，是为利益而行仁。有智者知道行仁有好处，不行仁有坏处，权衡利害，然后选择行仁的一途。孟子在《离娄篇》曾引孔子的话：“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又举历史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以后，中外历史也都可以证明，没有残暴不仁的政权能以维持长久，也没有为民爱护的政府而不实行仁政。再就个人说，仁者寿，不仁不保四体。修道以仁才能成道，不仁不能入道。智者辨明仁与不仁的利害得失以后，决心行仁，即为利仁。
仁者安仁，是安于行仁。这是天赋淳厚的仁人，既不是有所畏惧，也不是有所企图，而是一想到作恶便为觉得心里不安，必须凡事合乎仁，才感心安理得。尧帝到各方巡狩，看见有一人饥寒，便自责未照顾到这一个人，一定要救济。舜帝少年时在恶劣的家庭中，遭遇各种的陷害，仍然孝顺他的父亲、后母，以及友爱他那凶恶的弟弟。这都是安仁的例子。
安仁的仁者，学仁已成，心心念念无不是仁，所以待人接物自然流露仁慈。利仁的智者，学仁未成，但恶习气已蒙不住仁心，所以有辨别利害的能力。强仁的畏罪者，尚不了解仁的意义，但因处在善恶分明的时代环境里，加上自己有畏罪的长处，所以也能激发其潜在的仁心。后世儒生不能以仁者自许，孔子的弟子都学仁，常有人问，某弟子“仁乎？”孔子总是答以“不知其仁”。可见“仁者”不能随便称呼。至于畏罪者，也要看时代而论，如果在善恶不分的时代环境里，忤逆、杀人、抢劫、奸淫，各种罪恶不为一般人所恶所耻，反而学得很有趣味，这样谁能知道畏罪呢？可是做一个畏罪者也有条件限制。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学儒当然要认识时代，不受时代困惑，以孔子的言行为准，辨明什么是有利于人，什么是有害于人，择善固执，己立立人，如此学仁才算稳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