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十一旅尾随红军到靖远关川时，发生了“双十二”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曹又参得知后很兴奋。地下党负责人牛化东请曹又参到兰州了解邓宝珊对事变的态度，发现邓也对事变持赞成态度。
“双十二”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杨虎城被迫出国，邓宝珊处境困难。地下党负责人牛化东同曹又参商量对策，曹提出建议邓宝珊请缨抗日的主张。1937年夏，党组织派曹又参到兰州，向邓建议请缨抗战之事，邓宝珊采纳了这个建议。蒋介石也顺水推舟命新十一旅北上抗日。
1937年秋，新十一旅奉命由甘肃静宁开赴绥远抗日前线。途经庆阳，受到八路军驻军首长袁国平、王宏坤的热烈欢迎。袁、王向曹又参等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出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全国人民与各党派应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曹又参表示完全赞成。
新十一旅到达三边时，绥、包已失陷，故即停留在三边一带。这时适逢高岗、贺晋年率部追剿张廷芝股匪到达安边白泥井，他们向曹又参谈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谈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曹又参提出希望把延安出版的报纸和刊物能经常寄给他看。从此，他与延安和定边有了经常的来往和联系，他能够及时阅读到延安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毛泽东著作等书刊。贺晋年、朱子休、李启民、葛申、李广、李明波等同志经常来安边他家做客。在他先后担任过营长、团长的一团中，早已建立了中共秘密支部，团副牛化东、营长李树林、营副胡立亭、副官贺志平、军需武善养及冯世光、高昆山、赵武臣、高宜之、朱子春、谢有德等几个连长都是共产党员。曹又参同这些党员关系密切，遇到重要问题，都与他们商量，他们对曹又参也很尊重，地下党不便于做的工作就请曹去做。
1938年初，新十一旅移驻榆林城外不久，该旅复兴社分子史钫城等根据一团叛徒任怀义的告密，伙同国民党驻榆林军统特务，告发了一团牛化东、李树林、冯世光、高昆山、高宜之、朱子春、谢友德、胡立亭、贺志平等九名共产党员。蒋鼎文电令邓宝珊迅速查办。党组织得知此消息后，由李树林、牛化东先后找曹又参商量。曹指出：这是二团史钫城等耍的阴谋，妄图搞垮一团，投奔胡宗南。他立即约请二营、三营两位营长商量，统一意见后，共同去见一团团长陈国宾说明情况，陈听后亲自去见邓宝珊，以脑袋担保一团没问题，将这批大革命时期的党员保护下来。
1941年秋，三边恶霸武装头子张廷芝弟兄阴谋霸占三边，在一次精心策划的宴会上击毙了新十一旅旅长刘宝堂，并将该旅驻安边连以上军官全部扣押。曹又参机智脱险后，到白泥井连夜与牛化东等人开会，议定由曹又参为总指挥、牛化东为副总指挥，依靠驻定边、砖井八路军的援助（借粮、借款、借兵），并由牛化东联络他原来的部下安边保安队长里应外合，收复了安边，拔掉了张氏父子几世经营的武装巢穴。这一事件后，陈国宾升任旅长，曹又参升任一团团长。
由于新十一旅在剿灭张氏武装中，公开向八路军借兵、借粮、借款，蒋介石更明显地看出该旅同共产党的关系，因此于1942年夏命令驻绥远的何文鼎部来安边接防，妄图把新十一旅调往绥远桃力民设法消灭。曹又参及新十一旅的中共组织看穿了这一阴谋，坚决反对换防。曹除急电邓宝珊外，还派牛化东到榆林向邓面陈意见。此时，王震同志也率部北上以备阻何，何文鼎才未敢移动；邓宝珊也数次急电蒋介石痛陈利弊，蒋才收回了换防令。为此，曹又参特邀王震、贺晋年来安边做客，一团全体官兵以阅兵式列队西门外欢迎。为确保王震的安全，中共组织安排王震住在曹又参家中。曹又参与王震、贺晋年叙谈了三天，进一步加深了相互了解与友谊。
由于曹又参同中共组织频繁接触，三边国民党特务和二团史钫城等，不断向蒋介石报告曹又参有通共、异动的嫌疑，蒋多次密令邓宝珊查办。邓宝珊亦为此颇为烦恼，要曹又参对付一下那些情报人员，使之尽可能少打一些报告。
1943年，何应钦、胡宗南停发了新十一旅第一团的军饷。这年秋曹又参通过苏建儒向中共西北局联系请示工作，西北局让苏建儒转达了党的指示，并拨给曹又参一团30万元法币的补助金，作为军饷。
1944年4月，新十一旅旅长陈国宾病逝。在谁当旅长的问题上，一团的进步势力同二团史钫城等特务分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团地下党组织派李树林说服邓宝珊，任命曹又参为代旅长。
曹又参任代旅长后（仍兼一团团长），一团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团副牛化东和三营营长李树林是地下党员，13个连长中，有11人是地下党员，可以说一团完全被中共组织掌握了，为以后的反内战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决意打内战，命令胡宗南封锁延安，对北边的邓宝珊部则不放心，特别认为新十一旅不可靠，拟调往绥远整编为一个师，由反动的史钫城任师长。曹又参坚决反对内战，反对整编。地下党负责人牛化东向曹又参提出：如果蒋介石逼咱们打内战，咱们就投奔八路军。曹又参完全赞同。10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密派杜立亭私访曹又参，传达了毛主席在重庆谈判的情况，并说：“总的一句话，蒋介石一定要打内战。”希望曹又参和新十一旅能走上反内战的民主道路。曹又参经过反复考虑，总结了个人及新十一旅走过的曲折道路，认为只有奔向延安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他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影响较小，设想利用与邓宝珊的友谊关系，说服邓举起反内战的旗帜，给蒋介石以较大的打击，影响震动也会更大一些，于是仓促抱病去榆林。临走时他对牛化东说：“我到榆林向邓宝珊陈述坚决反对整编的意见，希望邓宝珊能举起反内战的旗帜。”到榆林后，适逢傅作义连续急电催促邓宝珊去绥远，次日，邓起程时对曹又参说：“你在此养病等我，一个月内我一定回来，咱们要研究一下中国的时局问题。”曹因此未来得及同邓密谈。
1945年10月26日晨，曹又参接到牛化东的电报：“二团来安边武装解决一团，双方正在对峙中。”午饭后，曹即带着自己的骑兵卫队星夜返回三边白泥井一团二营驻地，才知道二团团长史钫城勾结副旅长吴？、参谋长石佩玖、二团副团长张鼎丞等特务分子妄想趁他不在之机，以武力解决一团。一团的地下党得知此阴谋后，经请示贺晋年，于10月25日拂晓击毙了张鼎丞，逮捕了吴？、石佩玖等特务，毅然率部起义。随后贺晋年率警三旅帮助起义的一团，围攻驻守宁条梁的二团，经过激烈战斗，攻下宁条梁，击毙了史钫城等100余人。曹又参回到安边时，警三旅和新十一旅官兵列队欢迎，高呼口号庆祝起义胜利。新十一旅起义后，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十一旅，任命曹又参为旅长，郭炳坤为政委，牛化东为副旅长，王子庄为参谋长，团、营长均由原地下党员担任。并在《解放日报》发表了起义通电。新十一旅的起义，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部队第一次大规模起义（除二团被击毙100人，有400余人逃往榆林外，参加起义者共2800多人），被毛主席赞誉为“火车头”。
起义后数日，曹又参由贺晋年陪同到了延安，受到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主席接见时，亲切地握着曹又参的手说：“好！好！你来了好！我们欢迎！”还赠送他一支进口金笔作为纪念。充分肯定了新十一旅起义的意义和功绩。任弼时同志向曹又参谈了国际国内形势及革命胜利的前途。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设宴欢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还组织了专场欢迎会，阎揆要参谋长致欢迎词。曹又参在延安的20多天中，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心。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曹又参为旅长的新十一旅在起义周年时，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致敬电，并在《解放日报》发表《起义周年感言》，痛斥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恶阴谋。此时，马鸿逵部也开始向三边移动，曹又参第二次到延安汇报工作，聆听中央首长指示。
1946年夏，新十一旅改编为三边警备区，曹又参任司令员，后三边警备区改为三边军分区，曹又参仍任司令员。
1947年夏解放战争中，曹又参患了伤寒病，到晋绥解放区住院治疗。病愈出院后到绥德县义合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一边休养、一边学习。在贺龙司令员和习仲勋同志关怀指导下，他系统地阅读了马列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参加了“三查”整风运动和著名的义合会议等。1948年8月，曹又参在联防军司令部由贺龙、王维舟、谭生斌三同志介绍，并经党中央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9月，由三边军分区和绥德军分区组成的北路军配合十九兵团解放了宁夏全境，成立了银川市军管会，杨得志任军管会主任，曹又参等任副主任。同年12月宁夏省军区成立，杨得志任司令员，曹又参任副司令员。他不辞辛苦，亲自率部到阿拉善旗剿匪，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征兵动员工作，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圆满地完成了任务。1954年夏，他考虑到自己年老体弱，不适宜在军队继续工作，主动申请转业地方从事农牧业或民族、宗教事务等研究工作。党中央同意了他的申请，政务院任命他为西北行政委员会畜牧部副部长。未及到任，中央决定撤销各大行政区。嗣后又撤销了宁夏省，除将该省的阿拉善旗划归内蒙古外，其余地区划归甘肃省。1954年9月成立银川专区，任命曹又参为专员。任职期间，他工作认真，经常深入农村，深入群众，了解情况，研究问题。1955年、1956年，甘肃省连续两年向银川地区实行粮、油高征购，农民生活十分困难。他一方面尽力完成任务，一方面如实向省粮食厅反映银川地区的情况，因此在1957年底至1958年初的甘肃省第二次党代会上，被省委主要负责人将他同副省长孙殿才、陈成义和银川地委书记梁大钧错误地打成“右派反党集团”，均被开除党籍，撤职降级，下放劳动。
1958年9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区党委重新甄别此案，特别认为对曹又参处理不当，即任命曹又参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常委兼自治区参事室副主任。1962年秋，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书记钱瑛亲自率工作组到甘肃调查，查明了真实情况，1962年底经中共中央批准，为曹又参甄别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原级别。
在“文化大革命”中，曹又参又遭到社会上一些不了解情况群众的关押，身心再次受到严重摧残。1970年他在家养病时，有一次发现工资中没有扣除他的党费，双手捧着工资颤抖不止，向老伴说：“这月为什么没扣党费，是不是不给我恢复组织生活了？”同时他自信自己没问题，相信能有公正的结论。但由于血压一直偏高，于1970年9月1日突发脑溢血逝世，终年70岁。在他去世前四个月，组织上已查明他没有什么问题，作了结论，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只是在那混乱的日子里，没有及时通知本人，使他抱憾九泉。
牛化东同志多次讲：曹又参是1930年春谢子长、刘志丹根据曹本人意见留在党外为党工作的人员，从那时起，他一直为党工作，直到1945年10月率部起义。
曹又参是陕北中上层人士“倒井”的主要发起人，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位起义的将领。
曹又参的一生，是在曲折中追求真理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