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孙蔚如电令王子元派兵“围剿”游击队。因敌众我寡，战斗不利，杜鸿范负伤，张东皎负伤被俘后惨遭杀害，游击队旋即撤离水泉堡，向海原方向转移。嗣后游击队合编为第三支队，王儒林任司令，杜润滋任政治委员，在海原、靖远、会宁、榆中、景泰一带打游击，孙作宾到部队参加领导工作，游击队发展到400多人，又扩编了第四支队，孙作宾任司令兼政治委员。此时，杜鸿范去平凉治伤，谢子长调回陕北。
7月初游击队重返水泉堡第二次插红旗。驻防靖远的王云山（王子元残部调海原驻防）营偷袭游击队，发生了第二次水泉堡激战。游击队与敌激战后趁雨夜突围，又受到冶成章旅的“围剿”，损失惨重，暴动最后失败。孙作宾等回兰州，王儒林赴宁夏，杜润滋去陕西汇报工作。
7月9日驻守西华池的新十一旅曹又参特务营第一、二连，在共产党员高鹏飞（一连长）和杨林等率领下举行起义，成功，10日起义部队170余人在宁县盘客塬与陕甘游击队会合，12日，起义部队在宁县秋头塬编入陕甘游击队，高鹏飞任第三大队队长。
1933年
春新十一旅仍驻防陇东庆阳一带。新十一旅的成分本来就很复杂，敌我友三方面的力量交织在一起。此时国民党“蓝衣社”军统特务已打入新十一旅内部，斗争更加激烈了。
靖远兵暴失败后，王子元部随之解体，牛化东、高昆山等一大批地下共产党员转到了新十一旅，为加强该旅的地下党组织力量，更为以后继续开展兵运工作进一步打下了基础。
春夏之际（一说春天）谢子长介绍靖边籍共产党员谢有德来新十一旅担任领导工作，并指示地下党组织帮助郭洪程（郭致礼）成立西兰游击队（以西兰公路取名）。地下党组织即开会研究，指定谢有德为指挥，王创业为联络员，通过曹又参的太太给郭洪程传递党的指示和枪支弹药。到1935年，西兰游击队发展到50多人，频繁地活动在西兰公路线上，袭击敌人的运输车辆，并救护了长征红军副师长马兴有、教导员陈天治、营长沈殿盛、王志平等十多名伤病员。
1934年
春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一军正式成立，邓宝珊任军长，下辖两个旅，第十旅李贵清任旅长，驻防靖远；新十一旅按编制序列为第十一旅（习惯仍称新十一旅），石子俊继续任旅长，移防会宁、静宁一带，仍归邓宝珊指挥。
春夏之际石子俊因病在西安逝世，立即引起了旅长“宝座”之争。旅长空缺本应由新十一旅正宗派陈国宾接任，但被收编的刘宝堂采取诱骗的手段夺取。从此，陈国宾仇视刘宝堂，陈刘结怨，矛盾日渐加深。当时地下党分析了陈刘的历史背景和一贯态度，积极利用矛盾，争取陈国宾，反对刘宝堂，以达到“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开展斗争之目的。
1935年
春夏新十一旅仍驻防于会宁、静宁一带，旅部驻静宁城。
8月2日红二十五军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由川陕边进入甘肃两当一带。西北绥靖行辕主任朱绍良电令新十一旅布防在静宁、会宁、庄浪、隆德一线，准备截击红军，电令上说：“……被国军包剿漏网残匪徐海东部，由甘南向陕北逃窜，将路过该旅防区。着该旅迎头截击，务要歼灭残余股匪，如有漏网，唯该旅是问……”但执行命令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当时，刘宝堂虽然反共坚决，但地下党却坚决反对迎战红军，消极不打，加之该旅武器弹药缺乏，不堪一击，哪里是红二十五军的对手！于是刘宝堂把部队集结在隆德、静宁、会宁三座县城，闭门自守，不敢出击，红军也未攻城，仅在静宁城外五里地的小山一带宿营一晚，8月15日已向单家集（今宁夏西吉县辖）开去。
事后，朱绍良也未追究新十一旅的畏战责任，只是派新一军参谋主任李平之为督导，命令该旅在静宁、庄浪的威戎镇、屏峰镇、三合镇、水洛城、莲花城至秦安一线修筑碉堡，以防红军第二次过境。
10月4日中央红军进入新十一旅的防区，该旅更是不敢轻举妄动。当时刘宝堂住在静宁城里，惊恐万状，紧关四门，戒备森严，下令“应勿还击”。当天晚上，毛主席就宿营距静宁城十多里的界石铺，5日即向单家集开去。新十一旅未敢动红军的一根毫毛！
1936年
春毛主席率红军渡河东征，中央军委即派张友生来新十一旅和该旅的地下党组织进行联系，住在曹又参家中。随后又有交通（即联络员）史维法从瓦窑堡带回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一封密信。信是在一本《三国演义》书上用药水写的，收到后用明矾水洗出来。内容有五条：一、去平凉一带找袁国平接头；二、设法宣传给红军让路，不要与红军真打仗；三、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四、设法收容掉队战士，转到庆阳留守处；五、邓颖超的妹妹在平凉失踪设法找回。接到指示后，新十一旅尤其是第一团地下党组织坚决执行了。
9月下旬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前，朱绍良命令邓宝珊把新十一旅配备在定西及会宁一线。其部署是：第一团（欠第一营）在？口布防，旅部及第二团（含一团一营）在定西及其以东的青岚山、西巩驿、会宁城布防。
10月2日红十五军团直属骑兵团，为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在团长韦杰、政治委员夏云飞带领南下，一举攻下会宁城。击毙新十一旅二团二营六、七两连10多人，俘虏50多人（随即放还）。
会宁被红军攻克，兰州方面为之震动。邓宝珊即电令驻定西新十一旅旅长刘堂率部反攻。电文曰：“一、速率相当兵力亲赴西巩驿指挥，并派兵接应会宁；二、对西巩驿如有遗失，即以军法从事；三、明日派飞机前往助战，应与联络”。
10月3日刘宝堂即率新十一旅第二团三营全部、二营两个连、一营全部及团直属骑兵连，并调驻靖远李贵清新十旅的骑兵急赴会宁城外会合，妄图收复会宁。上午11时，在距会宁城十多公里的曹家河畔，红十五军团直属骑兵团同进犯之敌发生激烈战斗，后红军骑兵第三团赶到增援，敌不支退出阵地。当晚，红一师和红七十三师分别由界石铺和郭城驿两地向会宁城红军火速增援。
10月4日敌军第二次向会宁城发起进攻。已在会宁城会师的红军部队分别在鸡儿嘴和西岩山构筑工事阻击敌军，下午3时，由旅长刘宝堂督阵指挥，副旅长郭震台率领第一团二营和骑兵两个连向鸡儿嘴红军阵地发起进攻；第二团副团长张铭注率领该团一、二营向西岩山红军阵地发起进攻。战斗持续到下午6时左右，进攻敌军被红军击退。此战红军击毙敌军副团长张铭注和士兵多人。红军也有少量伤亡。
10月5日刘宝堂又令第一团团长陈国宾带领该团和第二团一、二营及部分骑兵为主攻，第一团副团长孙竹林带领少数步兵及炮兵、重机枪作掩护，刘宝堂亲率旅直占据西岩山一土围子进行指挥，第三次向会宁城发动进攻。当时，红军几支部队全线出击，彻底击溃刘旅，全部肃清了会宁城外的敌军。随后得以在会宁城进行了著名的三军大会师。
1937年
春新十一旅仍在原地驻防。经过西安事变，蒋介石赞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内暂时出现了一段和平局面。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其防区内大量收容红军前两年过境时失散的伤病员及掉队战士，经过一段的努力，共收容到红军干部、战士1000余人（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除一部分护送到庆阳（后转到延安）外，有700多人留在了新十一旅，地下党暗中把他们组织成“地下混成独立旅”，指定马兴有为旅长，陈天治为政治委员，沈殷盛为副旅长，谢有德为联络员，战士都分散各连队，进行暗地斗争，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些人经过长期革命锻炼，思想觉悟高，斗争性强，连特务分子都怕他们三分。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为了消灭异己，彻底控制甘肃，委任邓宝珊为二十一军团军团长，命令邓率本部新十、十一两旅离开甘肃开赴绥远一带抗日前线，企图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它。新十旅在未开拔之前蒋介石又将其并给胡宗南。邓宝珊已经看透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新十一旅行至榆林再未前进。
是年冬天新十一旅经安边一带国统区暂住一冬，翌年春又开赴榆林。
1938年
春新十一旅进驻榆林城南三岔湾至鱼河堡一带时，共产党员武善养着手重建已被叛徒张鼎丞破坏了的二团地下党组织，突然一团八连连长任怀义叛党，向刘宝堂出卖一团地下党员牛化东（中校团副）、李树林（少校团副）、高昆山（二连连长）、冯世光（四连连长）、高宜之（五连连长）、朱子春（六连连长）、谢有德（九连连长）、胡立亭（一营营副）、贺志平（一营副官）九人系“赤化分子”，并造谣说一团准备“叛变”投靠八路军。刘宝堂得悉后即背着邓宝珊，伙同国民党驻榆林军统特务机关向陕西绥靖行辕主任蒋鼎文告发此事，蒋即电令榆林邓宝珊迅速查处，邓接电后即向第一团团长陈国宾追问此事，陈当时犹豫不定地推辞说他下去追查清楚再回禀邓总司令。陈回团后先找李树林试探性地问及此事，被李机智地掩饰过去，但斗争远远没有结束。刘宝堂有野心，想借此机会收拾掉一团，脱离邓宝珊投靠胡宗南，于是伙同一夥叛特分子积极准备用武力消灭一团，清洗共产党员。当时形势非常紧张，一团二团双方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互相火并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后经牛化东先后请一团三个持中间态度的营长即曹又参（一营）、柴明堂（二营）、宋子元（三营，陈的外甥），在曹又参家里共同商讨对策，三个营长意见统一后，又去见一团团长陈国宾，三个营长当着团长的面，历史地全面地分析了旅长刘宝堂其人其事，说明利害。陈国宾听了很气愤，大骂刘宝堂欺人太甚，说：人好死，气难咽！第二天就找邓宝珊汇报，并以自己的脑袋担保一团没问题。邓听了高兴地说：既然你老兄作保，我就放心了，向上答复有我邓宝珊负责！一场斗争暂告平息。
秋邓宝珊为了缓和刘宝堂和陈国宾之间的矛盾，决定将一团先调至安边驻防。
1939年
是年新十一旅全旅调防安边、白泥井、堆子梁、宁条梁、砖井一带国统区驻扎。其旅部驻安边城，第一团宋子元三营接国民党蒋云台四九四旅的防地进驻定边城外东、南关至砖井一带。
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已开始实行其“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共，形成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陕甘宁边区到处搞“摩擦”。新十一旅旅长刘宝堂一伙也步其主子后尘，不听共产党忠告，不断挑起事端，制造“摩擦”，破坏抗战。他们借其武装势力，竟诬蔑我民主政府为“伪政府”，不让我方工作人员进其防地的旅店登记户口，检查敌货，造成他们所驻防地，我民主政府无法进行正常工作的现象。同时，他们还包庇违禁物品，大量倒贩大烟土，强迫群众调换白洋和倒贩白洋；伪装我八路军工作人员到红区摊粮要草，破坏八路军的声誉；勒索群众，私造捐册，进行募捐，收买粮草，饱肥私囊；捣乱治安，进行挑衅，以至恫吓我方人员和阻挡粮食进城。我党我军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曾作过再三忍让，但其并不感到满足，至1941年发展到用武力侵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1940年
春新十一旅开到安边后，其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复杂化，党内也出现了少数叛徒，此时二团地下党组织已被叛徒张鼎丞瓦解破坏，只有一团地下党组织力量还较为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