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井”失败后，1927年到1929年曹又参曾两次流亡到北平等地。在此流亡期间，中共河北省委曾派曹的同学共产党员马永程、杨怀英和他接谈，想要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曹又参当时担心加入党组织后他的“倒井”活动会受到约束而婉言谢绝了。1930年初，曹又参及“倒井”的一批人到了宁夏平罗参加苏雨生部。他又碰到了谢子长、刘志丹，因他们早就认识，这时谢、刘在平罗姚伏堡又要介绍曹加入共产党。曹又参说：“我这个人毛病多，犯了纪律，对党影响不好，就让我留在党外为党工作吧，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尽管曹又参两次都拒绝入党，但在他的思想上却有了新的提高，把自己当成一位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这对于他来说在思想上是一个质的飞跃。他1948年4月1日写的自传称：“以现在的看法，我那时的想法有顾虑是错误的，如果那时加入了共产党，再以共产党的组织来作‘倒井’中心领导，那定会是得到很大的成就的。”这也充分反映了他当时没有加入党组织，感到后悔和遗憾。
至于后来，曹又参驻防安边后，他在经过反复对比和思考后，进一步看穿了蒋介石集团的独裁专制，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围剿”八路军，对外丧权辱国，准备投降日本的丑恶面目，对国民党顽固派更加深恶痛绝，因而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曹又参对记者发表谈话时深有感触地说：“我八年来在国民党特务包围中，目睹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腐败情形，看不见民族的前途，我是完全悲观的。我相信在国民党部队、政府与机关的公务员中，和我同样抱悲观的还很多。”但是，当我来到边区后，“看到边区的各种建设之后，我才觉得中国前途是光明的”。由于曹又参同志从思想深处得到彻底转变，所以这就决定了安边起义的必然，这是最根本的内在原因。
第二，新十一旅内地下党的工作是安边起义的内因之一。
可以说自从新十一旅诞生到举行起义的全过程中，都有中共地下党员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贯穿始终。据初步统计，从1930年到1945年的15年间，在新十一旅内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出出进进总共有几百人。在新十一旅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都有中共地下党员出现给予指导和帮助。当然，由于中共地下党员的活动过于频繁，有时会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而曹又参同志又能以他合法公开的身份对共产党员作掩护，这样才能使中共地下党员长期留在十一旅内共同战斗。比如1930年冬在靖远，曹又参和共产党的组织发生公开的接触和联系。由于在新十一旅内参加了100多名的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他们的活动有些大意，引起了风波。共产党员中的负责人张东皎去见曹，要求能掩护与保证党员的一切。曹又参当时除指责他们的荒唐与大意外，应许了所提出的要求，并提出了条件：在新十一旅的共产党的重要决议案，须通知他且要得到他的同意。曹又参与张东皎达成的这一协定，打下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新十一旅长期活动的基础。这充分说明，由于曹又参一贯坚持抗战，争取民主，能够理解中共地下党员的工作，并在工作方式方法上注意策略，真正把中共党员看做自己的知己，这才创造了地下党员在新十一旅长期埋伏的前提。正如曹又参在他的自传中说：“在此15年间，共产党的组织，等于是我控制十一旅的核心组织。”从这个意义上去说，中共地下党员的工作，无疑是促成新十一旅进步官兵起义的内部条件之一。
第三，新十一旅内进步官兵的积极配合也是起义的内部因素。
在新十一旅的部队中，由于有中共地下党员的宣传和影响，许多中下层官兵长期受到了正面教育，逐渐明确了为什么当兵的道理。加上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时，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共收容红军掉队战士700多名，一部分转送到庆阳和延安，一部分留在新十一旅当兵。这些红军战士，当然成为该旅的骨干分子。比如1941年秋天的安边事件中，旅长刘宝堂被打死，连以上军官被扣留，当时部队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在此关键时刻，连队士兵和红军战士自动组织起指挥部，率领其他士兵打退了张廷芝匪兵的进攻，扭转了被动的局面。再加上地下党组织对新十一旅所有官兵通过举办“军训班”等方式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他们认清了形势，最终弃暗投明，积极拥护起义。
总而言之，以曹又参代旅长为首的新十一旅安边起义，绝非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它是经过长期扎实细致的思想工作，是在具备了上述内外因素的条件下才取得成功的。
浅析新十一旅起义胜利的经过及原因
right白芸
1945年10月25日，国民党新十一旅2000多官兵在安边起义。新十一旅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支起义部队。它的起义，“……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之阴谋，并给全国爱国军人，指示了光明生存的道路”。毛主席在接见曹又参旅长时，曾对新十一旅起义给予高度评价，誉为起义的“火车头”。在庆祝抗战胜利60周年暨新十一旅起义胜利60周年之际，笔者拟探讨一下新十一旅起义胜利的经过及原因。
一、新十一旅起义的经过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舆论压力下，一方面搞假和谈，一方面又不断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胡宗南也加紧了围攻延安的准备。胡宗南认为驻防三边的新十一旅不可靠，决定以整编为借口将其调往包头，并清除部队里的共产党，由二团团长复兴社分子史钫城任旅长，吞并新十一旅。曹又参闻讯后立即赴榆林活动，希望邓宝珊加以阻止。在曹又参去榆林尚未返回时，该旅副旅长吴？、二团团长史钫城即密谋于10月28日以长途野营为名进驻安边，乘机以武力解决一团。地下党组织牛化东、冯世光、王子庄等得知敌人阴谋后，当机立断，决定起义，并派冯世光和王子庄去定边地委请示，经中央军委同意，决定于10月25日提前起义。三边地委派葛申到安边参加起义领导工作，并派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率八、九两团及七团一个营支援起义。
10月24日晚，牛化东、冯世光、王子庄、赵武臣等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商定了起义方案，成立了起义指挥部，牛化东为总指挥，王子庄为副总指挥。10月25日拂晓，起义开始。首先扣押了副旅长吴？、旅参谋长石佩玖和国民党定边县党部书记谢永鹏及警察局、税务局、邮电局局长等，二团团副张鼎丞拒捕被击毙，县长连友贤跳城逃跑，起义部队迅速占领了全城制高点及要害部门。当日下午，警三旅副旅长吴岱峰和参谋长张文舟也率部进入安边。
二团团长史钫城听到起义消息后，立即在宁条梁部署顽抗，并急电胡宗南要求派部队增援。
10月27日，新十一旅旅部和一团起义部队2000人和警三旅支援部队在安边城召开了会师大会，三边地委书记高峰、专员吴志渊参加大会，王子庄宣布新十一旅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而举行起义，并宣布了坚决消灭驻宁条梁二团反动势力的命令。
10月28日，攻打宁条梁的战斗打响后，二团史钫城负隅顽抗。贺晋年旅长亲临指挥，警三旅在起义部队配合下，经过四天的激烈战斗，攻下了宁条梁，击毙了史钫城，毙伤、俘虏近千人。安边、宁条梁全部解放。
曹又参得到一团和旅部起义的消息后，日夜兼程返抵白泥井，他担心宁条梁打不下，曾想去和平解决。宁条梁打下后，贺晋年派人请曹又参回来。王子庄去白泥井详细汇报了他走后安边发生的情况以及不得不立即起义的原因，曹又参听后非常赞同。同意返回安边带头起义。
11月5日，曹又参、牛化东、柴明堂、王子庄、李树林、赵级三、冯世光等及新十一旅全体官兵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起义通电。起义后被改编为陕甘晋绥联防军，仍然用新十一旅番号。曹又参被任命为新十一旅旅长，派郭炳坤任政委，牛化东任副旅长，王子庄任参谋长，苏效蒙任政治部主任。
二、新十一旅起义胜利的主观原因
1.“倒井”活动为新十一旅起义的成功积累了经验
曹又参早在北京上学期间就结识了陕北早期共产党员李子洲，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知识，产生了对旧封建制度与压迫的不满和改变旧制度的思想。他尤其痛恨陕北地主军阀井岳秀对人民的暴横压榨，特别关心陕北人民的痛苦。决心在大学毕业后回榆林当教员，开展“倒井”工作。
1925年暑期毕业后，曹又参应杜斌丞之聘到榆林中学当教员兼训育主任。这时正值榆中学生要求参加校务会议的风潮。而井岳秀不用合理的办法调解风潮，乃用武装驱逐了100多进步学生与学生领袖来压制风潮。经过这个刺激，曹又参决定开始“倒井”的实际行动。遂离开学校，活动到一个靖边县分县长的职位，到三边联络地方性武力。1926年春，他与阎揆要、石子俊、王子元、杨觉天、杨志显、张润等六人密议“倒井”计划，并宣誓开始实际活动。计划活动的第一步是团结井部不满井的进步军官以及不满井的陕北籍军官和地方团体。到秋天，活动的成绩很好，但被井岳秀察觉，曾密令他的三边军事头子伍和亭团长密查。为了补救这个危机，曹又参曾亲自到榆林找杜斌丞，把他们的计划与活动，全盘告诉了杜斌丞并要求其掩护他们，并请杜当这个运动的总领导人。杜先生慨然答应并给予更大的鼓励与指示。这年冬，曹又参为了便于奔走陕北各地开展“倒井”活动，就辞去了靖边分县长之职。1927年秋井岳秀于中秋节暗杀石谦旅长。此时，曹又参正在横山县城，得讯后以个人的名义，通知各方面，为石谦报仇。10月13日，在省委领导下唐澎、李象九、谢子长发动了反对封建军阀的清涧起义。1928年夏天，流亡平津的曹又参和杜斌丞回到陕北的神木，发现他们拟拥护代替井岳秀的高志清，其军阀官僚习气更甚于井，所联络“倒井”的各连长们，在“倒井”后可能会变成更坏的小军阀，因此再没有计划发动积极的军事行动。
曹又参总结“倒井”活动失败的原因：一是参加“倒井”的革命志士们，没有掌握武装力量，除手无武器的很多革命青年热情地奔走外，凡有武装的势力，大部人畏首畏尾，对人民的痛苦不在意，不肯毅然行动。二是没有一个健全的组织做中心领导，只靠一伙热情革命的人们，散漫地奔走活动，是不会有一致的军事行动的。正如杜斌丞先生对曹又参所说的，“数年来的‘倒井’工作，所联络的还是些为升官发财的无革命性的旧军人，即使倒井成功，仍是以暴易暴，……徒使人民遭战乱之苦”，因此必须“组织自己的队伍，或参加好的队伍”。“倒井”活动虽没有成功，但为新十一旅后来起义的成功积累了经验。
2.兵运工作为新十一旅起义播下了种子
1929年冬，中共陕北特委利用驻宁夏的杂牌军苏雨生扩充军队之机，先后派谢子长、刘志丹、高岗、贺晋年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和进步青年共100多人到八、九两个旅搞兵运工作。苏雨生对他们都进行了“封官许愿”，任刘志丹为第八旅十六团副团长，谢子长为第十旅旅长，张东皎为第八旅十五团副团长。刘志丹、谢子长与王子元（八旅十五团团长）是同学，又是“把兄弟”，与石子俊（为第九旅旅长）也很熟悉。因为他们的关系密切，地下党在八旅、九旅（九旅即后来的新十一旅）活动很方便。
为了长期隐蔽，培养骨干，更好地开展兵运工作，由谢子长将这些进步青年组建成学兵队，暂由第九旅旅长石子俊代管。学兵队中多数人是共产党员，遂建立起中共地下党的特支，张东皎任书记兼队长，高岗任副书记兼副队长。特支归陕北特委领导。后来张东皎任第八旅十五团副团长，学兵队随之转了过去。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命苏雨生部开拔甘肃平凉接防。移防过程中遭到小军阀黄得贵、冶成章的袭击，石子俊、王子元决定八旅残部脱离苏雨生，开到豫旺县下马关驻防。这年8月，被兰州雷中田收编为第八师第三旅，石子俊任旅长，王子元任团长，开拔甘肃靖远驻防。年底，由于王子元与石子俊意见不和，雷中田将王子元团改编为工兵营，王子元任营长，张东皎任副营长，调防兰州。石子俊率第三旅，移防定西。从此，地下党员分开在两部活动。
1931年夏天，石子俊第三旅由定西移防到静宁一带，部队得到一定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驻陕杨虎城所部孙蔚如十七师入甘击败雷中田，石子俊第三旅改编为新十一旅，石子俊任旅长，谷连舫任副旅长，归西北绥靖行辕驻甘行署主任邓宝珊领导。全旅共编两个团，陈国宾任一团团长，冯杰山任二团团长，曹又参任特务营营长。
1932年春，新十一旅开拔陇东庆阳地区驻防，石子俊将原先收编驻平凉陈璋第十一旅刘宝堂特务二团为新十一旅第三团。时过不久，又将三团并入二团。冯杰山团长撤职，刘宝堂接任二团团长。
由于陕北特委及刘志丹、谢子长不断派出共产党员到新十一旅做兵运工作，使新十一旅地下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并建立了党的特支。1932年到1933年发动的兰州北水门、甘肃西华池、靖远等地的兵变失败，张东皎牺牲，王子元回到了陕北，牛化东、高昆山等一大批地下党员转到新十一旅，更加壮大了该旅地下党的力量。
1933年春，石子俊以共产党员杨觉民为主成立了第三团，杨觉民任团长。其主要军官有共产党员陈毅平、朱侠夫、杜陕山、杨定芳等人，先后招收新兵千余人。后来军统特务向西北绥靖行辕主任朱绍良报告说，新十一旅第三团是共产党的“地下武装”。朱绍良要追究此事，石子俊只好把三团并入第一团，杨觉民等共产党员离开新十一旅。
在长期的工作中，新十一旅的共产党员有进有出，但党的组织一直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该旅地下党组织曾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领导过兰州水北门、甘肃西华池及靖远县等地的兵暴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当地的反动势力，扩大了革命影响，并曾掩护过地下党的不少同志脱离了虎口。1935年，还收容过红军长征途中留下的不少伤病员，为革命保存了力量，为起义播下了种子。
三、新十一旅起义胜利的客观原因
1.党的统战工作为起义胜利创造了客观条件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事实如此，新十一旅的起义成功就是我党统战工作的一个胜利，也就是说党的统战工作为新十一旅起义胜利创造了条件。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三边中，只有定边、靖边在我党的统治之下，安边一直在国民党手里，抗战期间，新十一旅旅部并一团驻安边城，二团驻宁条梁。贺晋年曾先后担任三边警备区司令员和八路军警三旅旅长，司令部驻定边，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巩固三边，西向宁夏，北向伊克昭盟发展，这样新十一旅便成了我党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新十一旅第四任旅长曹又参，知识分子出身，思想进步，倾向我党，主张抗日不反共。1930年秋，曹又参公开地和共产党的组织接触和联系。当时，石子俊打算清洗进步知识分子。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张东皎、高岗请曹又参设法掩护，曹愉快地接受了党的要求，唯有一个条件，在新十一旅的共产党的重要决议案，须通知曹又参且要得到他的同意。1931年3月，中共陕北特委派胡立亭来新十一旅做兵运工作，以曹又参的副官为掩护，负责党组织和曹又参的联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十一旅奉命开赴绥包前线，到达陕北三边时，适逢高岗、贺晋年率部到达安边，他们向曹又参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此后，曹与党组织的关系更加密切。在他担任营、团长的一团中，团副牛化东、营副胡立亭以及几个连长都是共产党员。曹又参同这些党员关系密切，许多问题都同他们商量，地下党不便做的一些工作，就让曹又参去做。
1941年秋，曹又参和牛化东等依靠八路军的援助，消灭了武装恶霸头子张廷芝弟兄。此后曹又参当了一团团长。1944年4月，新十一旅旅长陈国宾病逝后，经地下党组织做工作，曹又参被任命为代旅长。1943年秋天，曹又参通过苏杰儒向西北局请示工作，西北局让苏转达了党的指示，并给了曹又参30万法币作为军饷。这对掩护该团地下党员活动和后来的起义起了很好的作用。
由于我党长期的政治影响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行，该旅不但有我党不少共产党员，还争取到许多同情我党的军官。党中央和毛泽东对邓宝珊的统战工作更为重要，每当新十一旅处于关键时刻，邓宝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我党不但重视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对中下级军官及广大士兵的统战工作也很重视。抗战胜利前夕，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的意图，积极进行起义准备工作。于是在一团举办了两期军训班。名为“军训班”，实则是对中下级军官及广大士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要求全体官兵认清新十一旅的出路，只有走向民主、走向革命，才是光明的前途；跟着蒋介石、胡宗南走，便是死路一条。随后，地下党组织还倡议并请示三边地委的同意，建立了统战性质的进步组织――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促进会会员有三四十人，为起义作出了贡献。
这些深入、细致、周密的统战工作为起义胜利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条件。
2.地下党的领导是新十一旅起义胜利的决定因素
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的先锋模范作用，是起义胜利的决定因素。事实证明，从新十一旅诞生到起义胜利，每每关键时刻都得到了党的正确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