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几位小姐送给贾宝玉一个雅号，叫“无事忙”。
其实天津话也有这个词。我小时曾听家里人管一个亲戚就叫无事忙。他没事帮人去放电影。当时电影院还是用手摇的机器放无声片，不知怎么把手伸进了机器中，给轧掉了半个指头。还有一回上西站附近看芭兰花，被狗咬破了裤子。那时西站是个很偏僻的地方。近来经过西站已经是车水马龙，不知还有没有芭兰花。我得到印象，“无事忙”是闲得无聊，没事找事者的称谓，带有贬义。
年过花甲之后，我才体会到，人熬到身外无累，心中无事的境界，实在是难得的福分。真到了那一步，成天光躺在床上望天也不是打发日子的好办法，找点可有可无的事忙忙，也不失养身之道。这里不包括“发挥余热，保持晚节”可敬的老人们。人家那“没事找事”干的是正事，不能算可有可无。
我目前虽仍在“干事”，但距无事不远，便提前作“无事忙”训练，钓鱼、听戏、读晚报。还真有收获。
二
近读《今晚报》见一条新闻：苏宝恒整骨法通过审查。内容说：“苏氏整骨法在本市久享盛誉，其特色是整骨技术全面，手法简便。患者痛苦小，医疗费用少，骨折愈合迅速……”
这消息我看了很高兴。也许我不了解情况，头些年我一直为天津苏氏整骨没在全国创出名牌感到遗憾。报上没介绍这位苏宝恒医师是否锦衣卫桥苏家后人。但我估计是也离着不远。我五岁时进私塾，念过一本《天津杂字》。开头几句至今会背：“直隶省，天津卫，督察衙门保安队。有水局，有火会，急忙快跑消防队……”后边虽然大部都忘记，有两句却记得：“高台阶，华家门，冰窖胡同李善人。苏先生，都知道，锦衣卫桥卖膏药。”苏先生大名和华世奎、李善人并列，而且独占了一行！可见他在天津人中的声望地位。
我对苏氏整骨法的信服，不只来自这本书。小学四年级时我在课堂里跟同学打闹，从桌上摔到地下，左肘就变了形，痛得浑身打颤。家人立即坐“胶皮”带我奔锦衣卫桥。先还为不知道苏先生门牌犯难，怕找不到。到了锦衣卫桥一看，整个一条胡同少说得有六家门口都挂着个牌匾，上边都写“祖传整骨”。个个都姓苏，大字写着“苏寓”。
大人们商量：“都是苏先生，进哪个门呢？”
拉胶皮的老头说：“进哪个门都一样，全会接骨。”
我们就进了最近的一家，那位苏先生年纪不过四十开外，看了看我的胳膊，叫我家人拉住我左手，胳膊弯起，他拿起一条擀面杖，套进肘内猛往外一拉，我刚叫一声：“疼”，他说：“好了，你要想哭就哭，千万别憋着。”说完替我贴上膏药，拿块木板给我托起，用围巾挂在脖子上。再也没有痛感，我想哭也没理由了。
本来说好一个月后去再换一贴膏药，没等去有个邻居竟送了一贴膏药来。说是苏家后人抽白面偷出药来卖，价钱比到家里买得便宜。膏药上确实打着苏家的印，但不是我看的那家。邻居还是那句话：“哪个苏家的都一样，管保灵。”换了贴膏药果然好了，没留下任何后遗症，“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多次既触灵魂又触肉体，这胳膊都顶住了。所以对苏先生的功德没齿不忘。
据天津人说，苏先生整骨技术的发展，跟混混儿有关系，混混儿们天天恶斗，伤胳膊断腿是常事，离不开整骨大夫。传说有一混混被打断了腿，敌方暗地花钱买通大夫，给他接骨时作点手脚。腿接上后不能用力，一到打架用力，腿一软就得跪下。这混混发现出了毛病，就来找苏先生。苏先生摸了摸说：“能治，就看你有根没根。”那混混问：“有根怎样，无根如何？”苏先生说：“有根，你搬块石头自己把腿砸断，我给你重接。要没这点骨头，就凑合着吧，以后别再耍胳膊根。”那混混二话没说，把腿放在苏先生门槛上搬起石头就把腿又砸断，连苏先生家门槛都砸坏了。苏先生给他重新接上后比原来还能吃劲。为此，混混还给苏先生重修了门槛。
这传闻是否属实，无从考证，但我看病去时，见到锦衣卫桥苏家确实都是高台阶，高门槛。
三
《今晚报》发了篇文章，探讨“过把瘾”三字之含义是非。见解深刻，观点正确，我很信服。用“瘾”字常含有贬义，是普通常识。在旧中国若前边不加定语，只说“瘾君子”，谁都明白那是指大烟鬼。
我想接着说的不是正题，是文章中提到的一位名人高五姑。
作者引新凤霞同志的文章说“高五姑戏唱得很好，后来吸毒成瘾，落魄潦倒，晚景可怜”（大意），这大致情形是对的。我没有看过凤霞的原文，也不知道高五姑是否唱过戏。但就我所记忆，天津人知道的高五姑可不是因为她唱戏。高五姑的出名是唱“靠山调”。也就是后来王毓宝同志唱的天津时调。30年代高五姑这个名字几乎成了靠山调的同义语。据老人说，所以叫靠山凋，就因为它是鞋匠们干活时，靠在山墙上唱的一种小曲。不是专业艺人表演的节目。进戏园子唱靠山调，并且出了名的当时就一个高五姑。
那时候我很小，有个舅舅喜“科技新发明”，弄了个刚上市的音响设备“矿石耳机子”，屋顶上架了挺高的天线，耳机套在头上靠着枕头享受“新潮生活”。里边一唱“高五姑”，他马上把耳机拿下递给我姥姥以示孝顺。我姥姥和我娘都是高五姑的“追星族”，有回正烙着饼，忽然耳机子里来了高五姑，她们只顾听靠山调，把饼都烙煳了。
我也跟着大人看过高五姑的演出。地点是官银号的“天晴茶园”，我的印象高五姑真的个头挺高，大脸高颧骨，穿一件黑绸旗袍。人高马大，声若洪钟。印象最深的是她不像其他曲艺演员站到台口上面对观众唱，而是站在桌后，一手扶桌，侧身而立，尽管昂首高歌却身不摇膀不动，跟现在那些歌星们的做派正好两个极端。过后我听人说，侧身而立，身不动膀不摇，是唱“靠山调”的规矩。
人们还说，唱靠山调讲究三个字，“悲、脆、媚”。高五姑三个字都占全了。
高五姑什么时候消失的我记不清楚，似乎到30年代末就听不见她的歌声了。和她一起在天晴茶园见过的名艺人还有乔清秀，花四宝，王佩臣。最先消失的是高五姑，随后就是花四宝。高五姑消失没听见有人议论（也许我年纪小不记得）。花四宝夭折却听见不少天津听众为之叹息。据当时人说，花家几宝，包括花五宝，花小宝，以四宝的歌声最佳。不知是否属实。人们总是把失去的东西看得最宝贵，或许带有怀念的情绪。但花四宝确实是把梅花调改革、发展成今天这模样的创始人。不信大家听听她师父金万昌的老唱片就知道跟现在咱们听的梅花大鼓不是一个味。花四宝去世后，她常唱的曲目《杏元和番》、《青楼遗恨》也不再有人唱了，令人更对她怀念。
四
我没见高五姑唱过戏。但她献艺的那个天晴茶园却是兼演戏剧的。不演京剧评剧，在杂耍之后只演“文明戏”。
天晴茶园在东北角正兴德西边，挨着天津电影院，楼下似乎是个小商场，紧靠着它是家绸缎庄。七七事变后改名叫大观楼了。我真正记忆清楚的是它改名大观楼后的情形，因为那时我已比较记事。我所以记得它旁边挨着一家绸缎庄就因为我总在进园子前，看见有个胖子坐在柜台外椅子上喝茶，过了会儿那胖子就出现在台上陪着小蘑菇说相声。
大观楼可能是“上边”最大的一个杂耍园子吧，许多曲艺名家我都是在这里先见到的。乔清秀、王佩臣、小蘑菇、赵佩茹、侯宝林、小彩舞、闫秋霞、小岚云，包括刘宝全、白云鹏都曾在这里献艺。我印象最深的是石慧如。那时她年纪不大，可能还没出师或是刚出师，穿着朴素，不施脂粉，举动很端庄文雅甚至有点拘谨。每次她唱完（也许是上台之前）总在一位中年妇女陪同下，坐在一个固定的包厢中听别人演唱。我们的包厢正好与她相邻。大人听段子我就好奇看她，觉得既神秘又钦佩。在那里我还学会了一句王佩臣的唱：“一个人儿哟，手托着香腮牙咬着下嘴唇哟……”我学得最熟的是数来宝，至今未忘，后来当了新四军文工团员时，在一次联欢的晚会上，我表演偷来的这段数来宝，很引来些掌声，甚至被领导怀疑是天才。解放后那段数来宝不大演了。现在回想起来，其中有些词句是颇有民俗和历史价值的。比如“理发馆，螺祖留，五缕青丝挂门头，客人进去把茶喝，然后就把领子窝。男剃前，女剃后，僧道两门剃左右……”在这里还见过两位演员，当时也很受欢迎。一个是唱太平歌词的秦佩贤，一个是唱单弦的王某人（忘了他的名字）。但没等抗战胜利这两位演员就贫病交加去世了。我记得秦佩贤，倒不只因为他唱太平歌词，而是因为观众给他起了个极有趣的绰号，叫“老哏”。有天我乘电车从东北角去梨栈，秦佩贤在东门脸上了车。穿一身绸长衫，一双缎子面纳了万字的夫子履，手中拿把折扇。现在想来大概是为了赶场没换行头。他一上车便被乘客们认出来，许多人齐声高喊：“老哏，来一段！”他连连点头，脸上笑得很苦，到下一站赶紧下车了。没等电车开走便又坐上辆三轮继续赶路。车上有位上了年纪的人便说：“作艺的，不容易，大家给留点面子嘛，叫人家在车上待不下去，这损了点不是！”我当时也是跟着叫了的。听了老人这句话真的感到惭愧。
那时观众爱给演员起外号。有的外号起得非常精彩，甚至可以说极有天才。如侯宝林的外号是“幺鸡”。就是麻将牌中的一条。这张牌本没具体、标准的形象。可是一叫出来，谁都觉得跟侯宝林确实相似；马三立的外号叫“牙签”，也算得极为贴切。观众给演员们起外号，并不都带轻视性质，常常反是喜爱某个演员的表现。
五
大观楼的文明戏也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可不知为什么我连一个演员的名字也没记住。只记得两个演员的外形和外号，一个叫“元宵”，一个叫“搓板”，前者头剃得总很亮，后者是扁平身条。
文明戏的演员其演技功夫都是不错的。他们多演连台本戏。如《乾隆下江南》、《蒸骨三验》、《张汶祥刺马》、《血泪碑》、《新茶花》。看文明戏我得到个意外的收获。上世纪50年代进文学研究（讲习）所学习，学戏剧史时，读欧阳予倩先生写的文章。他谈到当年他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搞话剧运动和演出文明戏，里边谈到文明戏的剧目，我的同学甚至许多老师都是只知其名，没见过演出也没看过剧本，我却看过。原来当时天津演的文明戏，不少剧目竟是继承的欧阳老和他同代人的作品。比如那出《新茶花》，在欧阳老回忆文章中是很着力写过一笔的。
我知道天津有些专家，在研究天津戏剧史上很有贡献。不知当年的文明戏是否也列入了课题。
六
“无事忙杂记”一开篇，提到一位亲戚帮人放电影，轧掉了半个手指头。此事所以不忘，是因为我沾了他爱好电影的光，我最早看的两次电影，都是他带我去的。
头一次去的那个影院，就是他付出过鲜血代价的地方。叫什么影院，在哪条街上，我都说不上来，只知道在三义庄附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里是“德租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败了，中国参加了战胜国一边，战后就收回租界。那地方改叫“特一区”。若称全名是“天津特别市特别第一区”。因叫着挺拗嘴，所以反而记住没忘。在我记忆中，天津的租界中最穷、最不像租界的地方就是这个德租界，怪不得被中国收了回来。
第一次看的影片是《火烧红莲寺》，电影既是无声的，中间就要打字幕。打字幕却不用幻灯机，也不朝正面墙上固定地方打。而是把写好墨笔字的玻璃板放在个大手电筒前边，由一个人举着朝头顶天花板上照。并且没有准地方。上句话打在左前方屋顶，下句话就许打到后脑勺那边去。这对打电筒的人虽然方便，看电影的就辛苦了。所以看电影的人一边眼睛盯着银幕，一边还要摇头晃脑，看满房顶上的字幕。虽然对增进健康大有益处，对欣赏艺术却不大方便。好在那时的观众多是初接触电影，以为看电影就得是这个样子，倒没见有人提出抗议。我年纪小，不被剧情吸引，倒对这变魔术似的字幕很感兴趣。虽然认不得写的是些什么，只见斗大的字满屋顶乱飞，满影院的人都跟着摇头晃脑，既感到好奇又觉得好玩，简直乐不可支。
第二次则是他和他的两个朋友带我去一家大影院看《姊妹花》。他们是胡蝶的崇拜者，也就是现在所谓的“追星族”。每有胡蝶的片子上演，他们都结伴去看，回来后还要议论一整天。这很有点新潮派的味道，因之遭到他父亲申斥，并禁止他再去看胡蝶的电影。他便拿我作掩护，说是带我上街玩，其实与他的朋友们会合后，就去了电影院。这电影虽然也是无声的，但字幕却不满天飞，而是固定打在银幕旁的墙壁上，既没了看屋顶上飞字的乐趣，我对那哭哭啼啼的电影又觉得无聊，便吵着要回家，为了不让我捣乱，他给我个特权：“想吃什么给你买什么。”条件如此宽厚，我再不爱看电影也不坚持回家了。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我一生总犯错误，大概因为从那时起便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读者或许不明白，在电影院里怎能“想吃什么买什么”呢？这得作点注解。那时电影院里是有女招待的。女招待除去在你面前的椅背上挂个铁丝弯的茶杯架，为你供应茶水外，还随时用盘子端了糖果之类来叫卖。多是较高档的食品。自有了那许诺之后，她们一来我就要买，我一买她们来得更勤。最后那亲戚只好跟女士商量：“我包圆得了，您把它包好我散场时带走，您就别来零碎踹了，照这样我电影看不踏实，孩子的肚子也受不住。”
那位女士倒也合作。扭身走开，过了会儿把一包用绳捆好的糖果送了过来，并对我那亲戚说：“我不要价了，这算是卖剩下的货底，您看着给。”那亲戚合计了一下，掏出几张票子送上去。女招待点了点，居然送回两张来说：“用不了这么多，那两包糖豆算我送孩子的。交个朋友嘛。”
那时天津人有句顺口溜：
“女招待，真不坏，要五毛给一块。”孩子们心中，女招待全是些魔鬼般的坏人。这次亲眼见到女招待，得到的印象却与那顺口溜不同。觉得她们也是很通情达理，并且对小孩满友好的人。从此我便不再对女招待存有恐怖之感。年纪大些后，读了刘云若先生的《旧巷斜阳》，对那阶层人才有了些真正的了解，便对这些人同情多于反感。
到今天为止，刘云若先生的著作，还是我看到过的唯一以女招待为主角，并且以同情眼光看待描写她们的作品。
七
上次谈到刘云若先生的《旧巷斜阳》。多年来人们要我谈走上文学道路的经过，我都避重就轻，只说在战争时期写快板，解放后进文学讲习所进修，认真学习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批判现实文学和五四以来新文学等等。这也是实话，但避开了最初引起我文学兴趣的作品和作家的名字，不是怕露丑，是怕无意中犯了忌。前些年对通俗文学是另眼相看的。
现在可以坦白：我出身既低微，文学趣味也不高雅，最先使我入迷的小说之一是“社会言情”小说，是刘云若先生的作品《旧巷斜阳》。
我第一次成本大套读小说，是《水浒》，上小学时坐在图书馆看的。那是个教会学校，有个小图书馆，供学生课外阅读，但不外借。那里有一套“万有文库”版的《水浒》，薄薄的小本，每本大概只有两三回。我从头一本读起，就入了迷，一连几个月下了课就进图书馆，直到打铃关门才走。我家也有人读小说，但读的是上海出版的鸳鸯蝴蝶派，不分行不分段也没有标点，半文不白我读不懂。《水浒传》引起我兴趣后，我便省下零用钱上街上租书。家里人常去大观楼听杂耍，就在大观楼附近，正兴德和四远香（也许是五昌百货店）边上有个老头摆摊租书。收下几毛钱押金就可以任意选租，还书时按天算租金，一天不过两大子儿，一个烧饼钱。我趁听戏时租过一回后，从此上了瘾，一本本租了下去。那老头出租的书多种多样，既有武侠、言情，也有《薛仁贵征东》、《海公大红袍》。最奇怪的是还有一本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封面上画的是两把锤子撞击出向四面喷散的火花。可恨我自小粗枝大叶，光看了封面不往里翻，误以为讲钢铁冶炼的书，就把它扔回书架上去了。参加革命后才知道这是错过了一次受革命教育的机会，使我革命觉悟晚了好几年。
各类书我浏览一番后，觉着读刘云若的书最过瘾，就专租他的书。
刘先生的小说难免也有低俗成分，但我敢保证，吸引我的绝不是粉色的东西。他还没有现在某些作品那么赤裸裸写性，即使有我也没到懂人事的年纪。吸引我的是他笔下小市民阶层的生活场景，人生百态。他写妓女（甚至有传说他是藏身在“班子里”写小说的），写女招待，但着力点不在色情而在爱情和人情。他笔下的大亨、帮闲、穷文人、小市民，颇有性格与时代特色。当时人们把他的“言情小说”前边冠以“社会”二字作定语，我觉得有道理。前两年天津百花出版社做了件好事，出了一套“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资料”，里边收了他的作品。可惜没找到《旧巷斜阳》的旧本，只按连载时发的《恨不相逢未嫁时》印书，但那小说在《银钱画报》并没连载完，内容比《旧巷斜阳》少了许多，原来这本书的封面画得也有味儿，是一个长辫子女人挎着个包袱走在一条窄胡同中。他的《小扬州志》写得也不错。《恨不相逢未嫁时》当时曾由上海拍成电影，演出时颇上座。书中写女招待璞玉和他的残疾丈夫相依为命，她为养活他才去当女招待，不料被一个熟客人偷偷爱上。她虽对那人也有好感，但为了忠于丈夫而把感情深深压在心底，极力对那人冷淡；那人知道内情后便退避璞玉不再来这家餐厅用饭，但仍暗中爱着璞玉。后来实在受不了单相思折磨，决定离开天津远去四川。临走前向璞玉告别，两人才都暴露了真情，但发乎情止于理，为了尽一个妻子的责任，璞玉决定舍弃爱情，仍与丈夫厮守，不料此事被丈夫发现了。丈夫为了表达对妻子感谢，决心牺牲自己，不再作拖累。趁璞玉不在家时，用手摸着墙不辞而别了……
这故事在今天也还是会打动人心，激发良知的。
我的读书习惯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当然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审美趣味的演变，后来读的多是纯文学名家的作品，但起步是从这里起的。如今从实招来，可以提供一个例证：文学欣赏水平是会不断提高，随着水平提高阅读档次也会变化。这批人提高了又会有一批新读者接班，通俗文学也不必担心没有市场。
通俗不等于低级和庸俗，只要读读张恨水、刘云若、宫白羽先生的作品（更不用提金庸、梁羽生先生的作品），就得承认，他们的文化修养、知识水平和生活观察力，绝不在某些纯文学作家之下！我们现在的通俗文学水平有待提高，但不是提成纯文学。这是两个门类，各有其标准。
我赞成对读者要有引导，相信坏的文学作品将教坏一代人。我也认为文学作品门类的多样化是双百方针包含的一项内容。我对“二为”、“双百”，绝对由衷地拥护！
八
我家在天津大概住过三个地方：日租界、法租界、河北；姥姥家似乎长期住在当时的特一区。看大观楼杂耍是住在河北时期，所以对当时以东北角官银号为中心的一带记忆清楚。去年《戏剧电影报》登了篇文章谈小杨月楼父女在天津演出，文章说杨氏父女很长一段时间“在大观楼公演”，引起我的疑问。我不敢说人家不对，只能说与我的记忆相左。因为恰是在看大观楼的杂耍和文明戏同时，我们也看杨氏父女和郭玉昆的戏，地点是在大观楼往西、北大关东边的华北戏院。
杨氏父女在那戏院唱戏大概从三十年代末唱到四十年代初，这中间只有一次我看过小杨月楼傍一老生在“国民戏院”唱《坐楼杀惜》，此外他的戏我都是在华北看的。华北园子不大，但上座率很好，最大的优点是小孩上后台看新鲜他们不阻拦。我第一次进戏院后台，看他们扮戏，换行头，给祖师爷作揖，就是华北。那天是小杨月楼和杨菊苹父女的《人面桃花》，我对后台放着的矮墙、院门布景片和几棵假桃树有兴趣，因此印象极深。
他们的戏码与别的剧团不同。《狄青征西》、《花木兰》、《李十娘》都是独有的。在《花木兰》中小杨月楼耍特号大刀已是少见，在《李十娘》中翻三张桌在花旦行中更是绝活。另外郭玉昆的猴戏也自成一派（实际是南派，杨先生的花旦戏也是南派）。《五百年后孙悟空》，除去李少春、李万春有时来唱几天外，天津的剧团似乎只有郭玉昆上这个戏。《狄青征西》中郭玉昆戴着面具开打，小杨月楼穿着西式长裙跳“西洋舞”，都叫人挺开眼。记忆最深是杨氏父女唱的《人面桃花》。与别人唱的不同处是里边增了个角色“桃花童子”，由郭玉昆的徒弟小郭玉昆扮演，这小孩年纪不会比我大，一上来就翻几十个小翻，一个高提紧接起旋子，然后盘腿打坐双手合十。至于他跟剧情有什么关系当时也没注意，现在更说不清。当然最叫绝的还是小杨月楼的崔护。崔护第二次上台，来到门前连叫三声：“里面有人么？”三次叫法都不同，第一次是轻轻的，含笑问道：“里面有人么？”里边不应，有点慌了，用扇子敲着门很快的叫了声“里边”，叫完一顿，高声喊了个“有”字，感到声音太大莽撞了，又压低声音说出“人么”。两字。仍无反应，真的急了，放开嗓子，一字一字清清楚楚，说完“里边”两字后，用婉转的声音问道：“有人么？”把“么”拖得很长，边发音边侧着耳朵听门里的动静，感情表现层次分明，有起有落，每到这里都换来全场掌声。后来我又看了多家演的《人面桃花》，几乎所有小生都直咕笼统，放连珠炮般问：“里边有人么，里边有人么？”毫无意味。
天津人去看杨氏父女的戏，还有一层原因，是听说他们1938年在长春唱戏时，伪满洲国某“大臣”（有人指明说就是张景惠），派人送信，要强迫纳杨菊苹为妾。杨氏父女当面把来人顶了回去，连夜舍弃行头，化装逃进关内来到天津。天津人很尊重他们的骨气。大概就在天津那段时间里，郭玉昆和杨菊苹结成夫妻。后来他们去了武汉，从此就定居在那里，我只在台上看过杨菊苹唱戏，到后台偷看过她化妆，从未接触过。我有些朋友和他们夫妻有交往，据说杨菊苹是个贤妻良母，不光戏唱得好，还做得一手好菜，不光会做中国菜，还会日本料理。
京戏演员多半饮茶成瘾，湖北本是出茶的地方，出的多是绿茶。京剧界要喝花茶。新凤霞同志说，他们每到北京，或是有便人来，总要到王府井的一家茶庄买些茶叶，带回去。
九
发了几篇无事忙杂记，竟有朋友打电话来给以鼓励和指正。使我在感激之余也有些意外，没想到这类消闲文章还有人看，并看得满认真。朋友们指出的不足是说我对“时调”谈得太简单。对金万昌的估价也不足。我接受这个批评。为此略作补充。
我说“靠山调”就是后来王毓宝唱的“时调”，这是从简而言。在“靠山调”出现之前天津就有过“鸳鸯调”，“靠山调”之后又有所谓“胶皮调”，就是拉洋车工人们在等座时坐在车上哼出来的一种小调。拉洋车的并不都是天津人，所以这种小调把外省尤其是山东、河北的音调带了进来。这些后来都糅进了“时调”之中。这些小调的原形，多半言辞淫秽，曲调粗野，只有妓女们在“同乐茶园”那样为拉客而设的落子馆里唱。天津人干脆就叫它“窑调”！这种东西是上不了台盘的。我上次文章中说有一种“天津独有的”剧种，专唱“插杆打王八”，就是这种东西的变种，在鸟市、三不管等地演出。下流淫秽，不堪入耳。
后来经有些文人重填歌词，整顿调式，比较干净入耳了，这才进了正式的杂耍园子。第一个进园子唱的高五姑也是妓女出身，挣钱赎身之后，便以唱“靠山调”为业。所以她最拿手的段子就是“叹青楼”！高五姑之前还有一人在园子里唱过“靠山调”，是赵宝翠。她是京韵大王刘宝全的师妹。本功唱的是京韵大鼓，只偶插一段“靠山调”作为噱头，不是拿这当正式活儿。高五姑稍后，有一位秦翠红外号“棒子面”的女艺人也以专唱时调红了起来，秦唱的调子就不只限于“靠山调”，更吸收增加了别的小调，人们习惯称她唱的为“时调”。但她唱了没几年便被一有钱人收去作妾，脱离了舞台。“时调”中包括“靠山调”，但“靠山调”不就是“时调”。对其细情我说不清。这方面的专家是姚惜云先生。只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说“高五姑时调唱得好”。曾被大人批驳说：“‘靠山调’跟‘时调’不是一回事！”
说到“梅花调”，我倒有过一点了解的机会。我和曹宝禄、尹福来等先生来往较久，在一块喝酒也在一块遛早。社会上多知道他们是唱单弦的名角，其实他俩唱梅花都是高手。五十年代有一次在文联会上，尹福来唱了一段“梅花调”、“黑驴段”，博得全堂彩，唱完有一位学者（好像是吴晓铃先生）就说：“您唱得这么好的梅花，何苦去唱什么单弦呀！”
据他们告诉我，所谓京韵大鼓，早年叫津音大鼓，其实是天津产的，而梅花大鼓才是北京的土产，跟八角鼓一样，是八旗子弟的创造。原只在堂会上折唱，后来八旗人子弟生活无着，有人以唱此为主，才成单独的节目。但调式呆板，金万昌请刘宝全指导，并得力于弦师韩永禄、苏启元的帮助，对它进行了改革。初步形成现在的这种样式。花四宝幼年从师邱玉山学的金派，后来又拜师卢成科，卢依据她的发音特点，帮她又作较大改革创新，使梅花调充分发挥出委婉缠绵细腻低回的特色。人们把这种新调子称作“花派”或“卢派”。不幸的是在旧社会的恶劣环境中，这位几十年难出一个的天才演员没活到三十岁就含恨去世了。所以当时天津人为她的去世极表惋惜。
高五姑虽从妓院把自己赎身出来，但受不了旧社会的欺压，跳出火坑又入深井，吸毒成瘾，终于“过把瘾就死”，弃尸街头，惨不忍睹。这两位天才艺人的经历很可以使人们认识旧社会的残酷罪恶！
十
当年，从东北角往南拐，也有两家园子，一家是“国民大戏院”，一家是“中华茶园”。“国民大戏院”我曾去多次，“中华茶园”被一位男性亲戚带着去了一次，回来被大人知道后就遭到了禁止。据说那家园子当时多是南市花街的姑娘在献艺，唱曲是手段，结识客人才是目的。
“国民大戏院”园子很大，大到我从没见过它满座过。一进门照壁上是彩色浮雕的“三阳开泰图”。很宽大的前厅，池座，楼上还有包厢。总有些座位空着。我最早看周信芳先生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扫松下书》就是在这里。还在这里看过刘汉臣、白家麟、孙毓昆、袁世海和荣春社科班。不过戏曲界似乎不止一位刘汉臣，一位在上海叫黑社会给害死了，曾在观众中引起愤慨。后来在东北又见到一位刘汉臣，这两人都是唱麒派老生的，我弄不清看的是哪一位。白家麟是唱马派戏的，这我不会记错，因为那天是我自己单独去的。回来后我说：“唱的真像马连良！”家里人问我：“马连良什么样你听过吗？”我一想，我还真没听过马连良。
“国民戏院”对我最有意义的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话剧是在这里，看的是徐幸园演的《陈查礼大破黑猫盗》，女主角是解放后演出许多名剧的白珊小姐。因有先入为主，后来看小蘑菇演的陈查礼，虽然他也学着说吐字不清、清浊不分的上海国语，我怎么也觉得不像陈查礼。
“中华茶园”虽然只去过一次，但是印象深刻，原因是它的演出方式不同。别处听杂耍都是演员在后台候场，到谁的节目，先上弦师，丝弦调好，按过电铃，演员才款款地出场，先用并不比蚊子大的声音说几句开场白，直到说“换上学徒我上来，志志诚诚地侍候你”一段什么什么。这才能叫观众听见。只有河南坠子，上来拉弦就唱，却只有腔没有字，光听见“嗨呀嗨呀……”这样嗨半天再停下来交代：“上来呀试试丝弦的高矮，溜一溜嗓音，找找咱那个家乡味，现在再侍候你这一段×××。”这中华茶园，却是另副做派，所有演唱的姑娘都坐在台上，坐一排，还不断地向台下熟人飞眼，微笑。年纪大了后才知道这多半是她们职业所需。后来我写《五分》捧角的那一段，我就用的是这“中华茶园”的规格。
除了这些剧场外，我还瞒着大人，到河北电影院近旁的鸟市去听过撂地和大棚的表演。在那里看到天津特有的一种戏，那种戏似乎只有一个剧目，就是完全用天津话演的闹剧，叫《插杆打王八》，脏话满台，淫秽不堪。来过鸟市也才知道，一样的相声段子，到这里就变得庸俗不堪，满嘴脏字了，跟在园子里听的完全不同。比如《解学士》这个段子，园子里说解缙碰到一个和尚戴着枷锁被解送时，作的诗是“学法又犯法，出家又带枷，两根无情棍，枷着大西瓜”。到了鸟市，“大西瓜”三字却变成仍然押韵的不堪入耳的三个字。那时虽然年小，也觉得这不符合解学士的身份。为此，以后我就不再去听那里的相声。倒是那里的评书使我很有兴趣。听过天津特有的一部书，叫《津沽英雄谱》，完全讲“混混的故事”。如果还有底本可寻，我建议有关方面不妨寻来作为资料。那里说的“混混”状况，比我后来看到的有关文字都要丰富、生动。
去鸟市多半是到河北电影院看电影。可能是当时电影业生意不佳吧，河北电影院常在电影放映前加演京剧或曲艺。在那里唱京剧的老生主角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李宗义。不过那时李宗义还没下海（这里是用“下海”一词的原意，并非现在说的做生意），据说河北电影院的老板是李宗义先生的胞兄，给他提供上台实践的机会也。
小孩子去鸟市、三不管是犯忌的，我一直没当众交代过。今天是头一次坦白。
十一
杂记谈到鸟市，意思没尽，再补充几句。
当年天津撂地演出的场地，除鸟市、三不管外还有多少处我不知道，我只去过两三处。一是河北新车站（就是现在的北站）附近的新大路。在新大路中段靠左侧，有一片空场，“七七事变”前那里也有卖艺的。我在那里看过变戏法和武功，还记得艺人把一对铁球吞进肚内，然后张开嘴一边流涎水，一边托着小笸箩要钱的恐怖景象；另一处是谦德庄。随姥姥等几个老太太到那里听梆子，有个唱老生的小孩，一唱起来，胸口便一起一伏，留下印象很深。那上戏院的收费办法也是我在别处没见过的。它不零打钱，也不卖门票。进了门交下一份钱就坐下听戏。听完前边的几出垫戏，台上换守旧，场面打长锤，这时便有人起坐离场。剩下不走的再交一回钱，留下来看大轴。我跟着去了两次，两次的大轴都是《铡判官》。
我对鸟市说脏话（行话叫使臭活）的相声不欣赏，并无意否认鸟市在相声发展过程中起的作用。“七七事变”前后，在“杂八地”以演出相声出名的小茶馆有两个。一个叫“联兴茶社”，在三不管；另一个叫“声远”，就在鸟市。我就是在“声远”听的相声。别看这场地破烂，趣味低俗，却出台过名演员。就我所知，那时在“联兴”表演的就有现在的相声大师马三立，还有赵佩茹、刘宝瑞、李洁尘等，而“声远”有郭荣起、班德贵。距“声远”不远，还有个“三友茶社”，比“声远”要体面点，不单表演相声，还有别的曲艺，并有坤角登场。唱太平歌词的吉评三、荷花女父女和吉的徒弟秦佩贤，都在那里表演过。
在撂地演出的地方，唱大鼓、太平歌词和说相声场地形式不同。唱大鼓和太平歌词的场子有小舞台，观众坐在台下，演员候场在幕后。说相声没有舞台，四面放条凳，三面坐观众，一面坐候场的演员。大家平起平坐，谁表演谁就站到中心空地上来，所以可以直接和观众交流，甚至说到坎节上，演员可以拉着观众的袖子问：“您圣明，您来评评理，我说他不是玩意他说他是玩意儿，我说他是玩意他又说他不是玩意儿，他到底是不是玩意？”现场抓哏，内行称之为“现挂”！颇有效果。
我说撂地演出的相声格调低，不是指演员，而是指演出形式。同一个演员一进园子演出，常常与撂地时判若两人，有的还特别斯文大气。如马三立、刘宝瑞、郭荣起、赵佩茹，不仅表演水平高，台风也文雅潇洒，可见在那些地方使臭活是为迎合低层次观众的口味，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于自愿。
我在鸟市受益较大的是听评书。听过《沽上英雄谱》（上次误写作《津沽英雄谱》，在此改正）、《雍正剑侠图》、《济公传》。因为引起了兴趣，后来在陈家沟子又听了《聊斋》。在小树林还听过一种特别的评书“讲报纸”。说书人就拿着张“庸报”，讲当天发表的新闻，连读带讲，加上自己的评论。当时天津正在日寇魔掌统治之下，在读完报上的太平洋战争消息后，说书人放下报纸分析说：别看报上讲小日本获得大捷，其实在太平洋早叫美国兵打得不认识北了！什么叫“塞班岛全体玉碎”？就是全军覆没，一个活的没剩下！那边一败，在中国也就待不长远。于是，讲起中国抗日作战的形势，既讲中央军在正面的动向，也讲八路军打游击战的故事。虽多是小道消息，但都是替抗日军说话，仇视日本侵略军的。其时，外边就有伪警察巡逻，他却讲得眉飞色舞，全无恐惧，听的人也全场叫好。讲完一段收过钱后，则说：“天天讲打日本，这日本也不是一天两天打得完的，眼前的事也得谈谈，今天报上说天津有些街道要改名字，我介绍一下怎么个改法吧，于是念道：‘市政府下令，从明天起以下街道改为新名……”’这里说的市政府又是汉奸市府，他也照样用郑重的口气念他们的布告。
我对这位艺人敢在敌人眼皮底下说抗日救国，实在佩服，但没记住他的名字。后来从一份小报上看到，说有个专门说报纸新闻的艺人叫“瞎话杨”，我不知是不是他。不过报纸上对这位艺人却是批评多于肯定。说他要捧谁就捧上天，要骂谁就骂入地。不知我见到的那位是不是他，如果是，我觉得对这位先生不可完全否定。那年头敢公开说抗日的话是不容易的。
我听得最入迷的是《聊斋》。当新四军时停了几年，进城后又接着听。当了右派接受劳动改造，只要还在家中住，劳动归来都先上天桥去听几段书。小时在天津听的是陈士和，他说书时后边挂上个小黑板，碰到有典故的地方，回身在黑板写下那几个字，然后讲解。听了真长学问。解放后到了北京，我听存字辈的老艺人黄存周和王全洲。黄存周为人谦和，有文士风。表演风格轻声细语，从容细腻，温文尔雅，韵味深长。其用语之精辟，描述之传神，使我在写小说时受益匪浅。
北京说《聊斋》有名的当然是赵英波，可惜我没赶上。但听到过他一些故事。当年艺人们都有门户之见，而且怕别人偷艺。据说，有一回陈士和由天津回到了北京，特意上茶馆听赵英波说书。赵正在表演，一见陈进来，笑着点点头，说完一段就给观众作个揖说：“对不起各位，来了个朋友，好久没见了，我得尽个地主之谊，今天向您请个假，就说到这儿吧……”随后下台，拉着陈士和道辛苦，问寒暖，要请陈去吃饭，陈士和只得婉谢而去。
此系传闻，并没经过考证。
十二
正想沿着东北角官银号寻找儿时的记忆，不知不觉已到年根底下，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笑语欢声，送旧迎新。年三十这天晚上，想到钟声一响本人再填表年龄一项就要写“63岁”，一事无成两鬓斑白，多少有点淡淡的愁绪，于是就想到中国人有些老风俗还是满讲道理的。小时候天津人过年有个规矩，平时吃饭、饮酒，都是小的敬老的，老人不动筷小辈不能动。唯独年三十午夜这顿饺子，小孩和年轻人有特权，让孩子动筷或是先喝一口甜酒大人们再动。因为过年对孩子来说是长了一岁，对上年纪的说则是少了一岁！应当祝贺的是孩子们。这颇有点唯物主义的味道。以前听大人讲“小孩过年大人过关”只理解为大人要为筹钱操心。现在自己也作了老人，才明白其含义不止于此，还有心理因素。
对小孩来说，正月是名副其实的“狂欢节”。当然一进腊月门就高兴，但还是酝酿阶段，精神虽然自由了，经济上还不富裕。“三十晚上坐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扭一扭者拜年之谓也。给大人拜年，头都不白磕，扭一圈下来兜里就有了干货，这才有享受狂欢节的条件。
我拿到钱后去的唯一地方是娘娘宫。破五之前别处的买卖都不开门，而娘娘宫的庙市则正在热闹高潮。
听大人说，在清末之际宫南宫北两条大街曾是天津最繁华的地方。但到我出生后已经有了法、日租界和东北角等商业区，宫南宫北平日就相当冷清了。平时那里似乎只有两种作坊兼店铺在活动。一是“洗娃娃”的，一是“画大纸”的，修复后的娘娘宫和“文化街”我去过。不敢说不好或是不对。只能说跟我记忆不一样。因为没有了这两种当时最主要的行业，就没有了“原汤原味”感觉。不过我郑重声明：决不主张恢复它。我还没有这么落后保守。
也许年轻的天津人已不明白这两种作坊是作什么的，我多少作点解释。
过去天津人（不是所有的，是我们家那样的）有点迷信。青年人婚后无子，很少上医院去检查、吃药，而是到庙里“拴娃娃”，最灵的是上蜂窝，可是蜂窝路远交通不便。老娘娘就提供方便，天后宫也供应娃娃。到庙里上几炷香，给老道定例的手续费，用红头绳拴上个小泥人抱回家来当作儿子，初拴来只有巴掌那么大，光屁股戴着红兜兜。抱回家放在炕头一角，吃饭时也盛一碗放在他面前。这娃娃每年要抱去“洗一回”。把原来的打烂，再加上新泥重新塑好，比原来增大一点。衣服也随着变化一些。由兜兜而开裆裤，由开裆裤而童装，再大了还可穿袍子马褂，年轻夫妻生了孩子后这娃娃也不能马上送回，一般总要等孩子长够五六岁甚至十一二岁才送回庙中。生下来头生子得算作老二，尊称这娃娃为哥哥。我就有个娃娃哥哥。所以我二弟从小就被当作小三。习惯以后，虽然长成人了，家里人还有时叫他小三。结果“文化大革命”中就带来苦恼。红卫兵小将们理直气壮地怀疑：他明明叫小三，怎么填表只填一个哥哥，是不是另一个跑到台湾去了？
“画大纸”就是画神像。天津人管年三十供的“全神”称作“大纸”，“大纸”确实也很大，总有几百位神仙。因为过年时家家要“请”，需要量极大。作坊里平时天天要画，到年底才能满足市场需要。而且他们也不只画全神一种。以前天津人信“胡、黄、白、柳、灰”五大家。他们也供应这些，这就不限于过年才“请”了，所以作坊都带着门市。“五大家”是指五家大仙系列。胡是狐狸，黄是黄鼠狼，白是刺猬，柳是蛇，灰是老鼠。他们之中有多年修炼得到正果的就成了仙或成了精。是仙则求其保佑，是精则怕其作祟。天津人小心谨慎，不管是仙是精以不得罪为上，便把他们的画像请回家供起来。好在他们有了道行后不再是原来面貌，并且全都“投降”了清政府。所以这些仙家的画像一身满洲官服，头戴顶子翎子，胸前挂朝珠。
这两种行业平日门市没多少人的。所以宫北街很冷清。但一进腊月就不同了。摊位还没摆就见墙上地下贴着压着都是红纸条，上写“××××年在此”！×××者摊贩也，有卖春联的，有卖年画的，有卖灯烛的，有卖吊钱窗花的。摊没摆先占下地方。一临近小年儿，摊位便渐渐多起来。到年根和正月，则两侧路边紧挨紧靠，一个摊连着一个摊，再没有空隙。
拿了压岁钱和红包，别处关门，唯有此处热闹，而卖的东西又正是小孩喜欢的玩意，我当然就往这儿跑。
十三
男孩子们到娘娘宫头一个目标是大殿前摆摊的“刘海牌薨葫芦”。北京人叫“空竹”。薨葫芦分单响和双响，也就有一面有轮和两面有轮之分，只有太小的孩子才玩双响的。一上小学就都玩单响的了。不过这刘海牌的掌柜却玩双响。这对葫芦特别大，直径不小于车轮，漆成红色。每到过年出摊他就在自己的摊前抖这对大葫芦，抖的工具不再是两条棍拴着一根线绳了，而是一条一寸宽的皮带。两手一抖发出嗡嗡巨响，成为最好的招牌和广告。卖薨葫芦的有多家，除刘海外，“合和二仙”也很出名，其他杂牌就不大有人欢迎了。刘海牌摊位的位置也好，就在大殿前边。凡来进香的必在他摊前经过。那时候天津人讲究大年初一到娘娘宫“抢头香”，也就是前半夜就赶到娘娘宫，在院里等候，一交子时，午夜十二点整道士一撞钟，赶快进殿抢着上头一炷香。为此娘娘宫前的摊位是彻夜营业的。
我曾猜想这烧头香必定十分困难，那么多人抢着上香，香炉前能挤开几个人呢？后来我随大人去烧过头香，才知道这里也有窍门。原来道士们为使善男信女高兴而来满意而归，采取了个灵活手段，在老娘娘面前设了几个大香炉，不必像平日烧香那样一根根插上，只要点燃后扔进大香炉就算功德圆满。所以钟声一响，我实际看到的是香火投掷比赛。香炉口很大，离着几步远往里扔不愁扔不进去。而且那钟磬之声不绝于耳，差个三分两分都在头香之内，冠军是并不限于只有一名的。
大殿中除去正面端坐的老娘娘，最受人欢迎的是左侧前方面南而坐的一尊塑像。此像不作凤冠霞帔、锦衣绣裙装束，而是白色发髻上戴个农村老太太戴的黑帽箍，穿蓝色大襟棉袄，挽腰棉裤，扎着黑腿带，一双缠足小脚穿着绣了花的布鞋。是位童颜鹤发，满面慈祥的天津老太太。她座前还有条白眼白嘴的小黑驴。这尊像为全国独一份，很可能全世界也是唯一。人称王三奶奶，据说就是我们天津人，笃信老娘娘，在一次进香时当场升天，据道士言已成正果。来烧香的谁也落不下给王三奶奶进一炷香。一来是感到亲切，二来从她身上老太太们也看到自己的希望。
除去王三奶奶，我爱看是靠北墙有几间殿里边存放着出皇会老娘娘乘的辇和全副执事。比娶媳的执事大而美观。平时殿门关着，过年时则打开供人参观。那时一进山门靠南边有几间东房，住着一家道人，那道人常来作义务讲解，人们也给些香火钱。近年去天津曾参观新整修过的娘娘宫，才知道王三奶奶和皇辇都不在了。除去买薨葫芦，孩子们另一个目标就是买灯。娘娘宫前灯的品种不光多，而且好。有一种用秫秸为骨扎的大灯，有鱼、有荷花等造型，最为美观，极富民间艺术品位。但那时也有新潮一族，我的一位亲戚就是。认为这种灯太土，偏要为我买一种玻璃丝灯。把玻璃拔成细丝代替纸和玻璃做成灯罩，内侧贴上人物花草画片，很玲珑美观。这多是提灯。墙上挂得多是走马灯。走马灯贴上人物、马，甚至汽车等图形，点上蜡后热气催动轮子一转，就有一群剪影转着奔跑。还有一种是那灯作成个小舞台，上面有各种戏出场面，用马尾和里边的轮子连接起来，轮子一转，这些人物就反复作出举手、点头、挥刀、牵马等动作。煞是有趣。只是这种灯极易损坏。有次我买了一只，碰上刮风，拿在手中被风刮断了马尾，回家后那些人物都不会动，非常懊丧。小孩提灯游行并不等到十五，年三十晚上就开始了。天一黑不用人招呼，胡同中的小孩子自动组合一队，越走裹的人越多，打着灯围胡同转。一边转一边唱：“打灯笼玩，抱小孩儿，金鱼拐子大花篮……”一遍遍唱，一圈圈走，直到大人来招呼回家送神吃饺子才不心甘情愿地离去。破五之前，不再做新饭。每顿饭都热现成的馒头和菜吃，妇女们有了更多自由时间，她们大半都玩牌，先是梭胡，随时代发展变为麻将。这些，孩子都不能掺和。唯独玩升官图时，孩子可以参加。升官图是一张印好的图表，上边有各种官衔。有一只挺大的骰子，呈四棱形，每面写一字，四面“德、才、功、章”，什么意思我不懂，怎么玩法也忘了。倒觉得这一类培养孩子赌博兴趣的游戏还是忘了的好。
十四
有朋友建议“你的无事忙杂记，也写点现在的事，别老翻旧皇历”。遵嘱照办。最近去了一趟台湾，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吃上，就谈谈吃的感受。
中国人爱吃，会吃，是祖传的。不受地域差别影响，也不受政治观念干扰。在台湾吃了十天。那些大宴会都没留下多少印象，在街上吃了几样东西倒值得一提。
一是吃了一块“棺材板”！在台南逛夜市，老远就看到一条巨大的灯光广告“棺材板”。我心想：谁家办丧事也不会到夜市上来买棺材吧？干嘛做这么大的广告！就凑上前去观看。原以为会看到金丝楠或是阴沉木，却看到是面包做的“棺材”。把面包净切成长方块，用油炸硬，中间挖空装馅，上边再盖一块也是面包做的“棺材盖儿”。这名字和形状都透着新鲜，我马上买了一口（棺材论口不论块）。送入嘴内倒也好吃。这才承认那位起名字的人有学问。要不是这个名字，我绝不会买它。
再一项是我嚼了颗槟榔！大陆有些省份也嚼槟榔，从听评书中知道过去北京、天津的老人也嚼槟榔。不过我没尝过。到台湾后发现卖槟榔的店铺和摊点比卖香烟的还多。店铺起的名字非常动人：“美丽岛”、“桃花坞”、“梦中桃园”。槟榔包装也很精致。很漂亮的盒子，盒上印着彩画商标。在橱窗中层有样品，像枣那么大，碧绿光鲜。中间割开一条缝，里边夹着一片鲜绿的叶子，叶子中还包有白色奶浆似的石灰糊。特别在华西街这类的夜市上，十分夺目。我问陪我去的二婶，槟榔什么味？她说她来台湾几十年从来没敢尝过。我内弟算是新潮人物，竟也不知其味。于是我决定“潇洒嚼一回”！我到一个摊前说：“买一颗。”人家摇头，说没这么卖过。我内弟说：“他是从大陆来的，你卖一颗好了。”那人笑笑说：“大陆来的好吧，交个朋友，这一颗算十元好了。”我一算，合人民币三块三角三。小心拿到手中观看了一会儿就放进嘴内。内弟忙拿出相机给我拍照，并指导说：“把身子斜起来。嚼槟榔的人没有直直挺立的，帽子也不好戴得太正了……”我这才知道我在扮演天津人称作“无赖优”的角色。拍完照，他又问我什么味道。我说：“苦中带酸，酸中带涩。倒是还能接受。”他看了我一会儿问：“咦，那些汁水呢？”我说：“当然咽进肚里了”，大家听了大笑，纷纷说：“糟糕！那红水是要吐出来的呀。吃进去怎么得了？你没见这一地红水像血似的，那就是嚼槟榔人吐的！你不会吃出病来吧？”我在大陆好容易养成的不随地吐痰的习惯，没想到在这里却起了副作用。这时想吐也吐不出来了。回家后照了一下镜子，只见口唇通红，用天津人老话说“像吃了死孩子肉”。虽没生什么病，却回想起来有点后怕。
还有两样有特色的东西，则是在台北一家著名的“北京小吃店”吃的。一个叫“山楂糕”，看起来跟北京的山楂糕相似，只是颜色偏黑。放进嘴里却是绝没一点山楂味。一问原来台湾不产山楂，原料用了代用品（可能是草莓）；另一种是底下垫一张银色铝箔，上放一颗圆形白色面团，面团顶上插着一颗红枣。整体看来很像清朝的官帽。我问：“这是什么？”服务小姐笑容可掬地说：“这是北京特产，名叫艾窝窝……”既然连形似也没有，我就没敢去尝。吃完朋友们还问：“你看这里哪种东西最像北京的？”我说：“最像的是桌椅、宫灯和墙上字画。现在北京讲时髦的人家，已把这些东西清除掉，换成了沙发、组合柜。你们千万保存好，说不定有一天北京人要知道祖辈用的家具什么样，得到台湾来看！”
我说这话是有感而发。因为在台湾我还吃过一回山东大锅饼。小时在天津大街随时可以买到锅饼，是跑船的、拉车的、扛大个儿的最欢迎的食品。呛面，直径超过二尺，厚度不少于二寸。经搁经放，吃了顶时候，但做起来很费工。要往和好的面里揣三分之一以上干面。用手揣不动，必须在墙上开个洞，支一根杠子，人坐在杠子另一头用屁股压，边压面边移动脚步。这东西没多少利润，费力不挣钱。大跃进时便不断“技术革新”，张师傅今天一斤面出二斤锅饼，李师傅明天一斤面就出三斤。你胡弄他他不胡弄你？出产率高了，味道却变了。后来干脆就没人做了。台湾的锅饼都是大陆去的山东老兵做的。老兵们没文化，退伍后干别的没本事，干这个有专长，又不怕卖力气。在台湾的北方人很多，要吃个家乡味还非买他的不可。他们不敢改变祖传的做法。人家一样的花钱为什么不吃面包呢？不就吃的是这个家乡味儿吗？
十五
从台湾回来后，写了几篇文章，都谈到台湾的“吃”。我家女主人说：“你就知道吃！”
为了消除这个误会。我改个题目，这回说“喝”。
台湾有黄酒也有白酒。黄酒毫不客气的就叫“花雕”，白酒最著名的是“金门高粱”。台湾喝黄酒依南方惯例，酒盅里放一颗话梅。话梅咸酸，遮住了酒味儿。入乡随俗，头几天我就没喝出台湾的花雕与绍兴花雕有什么差别。后来熟了，就不再那么客气，请侍应小姐不要往我杯里放话梅。这一来露了真相。那酒实在不能与绍兴花雕、加饭相比，淡而不醇，虚有其表。
金门高粱不加小配料，一喝就尝出像以前北京卖的四十度散装白酒，比二锅头差着一个等级。但它包装可比大陆的“五粮液”还讲究，价钱也贵。宴会上不备，多是朋友把自己的珍藏带来供大家享用。我坦率地对朋友说：“台湾的酒实在不如大陆的。”他们也承认，他们说初开放两岸来往时，大陆的名酒在台湾曾红极一时，占领了好大市场。随后假冒伪劣大陆酒拥了进来，把台湾人喝怕了。台湾酒家干脆做起“台湾大曲”、“台湾茅台”来，公开声明这是台湾造的，味道近似，但绝不作假，喝着放心。大陆酒叫自己人把名声搞坏了。真李逵败在了假李逵的斧下。
说完酒再说茶。数年前我在香港，一位朋友请我喝台湾“冻顶乌龙”，一口下去浓香满口，觉得比在大陆喝的乌龙强得多（因为我没喝过大陆产的上等乌龙）。从此凡有亲友从台湾来，我都请他们给我带“冻顶”。喝多了才知道并不是所有叫“冻顶乌龙”的茶都那么好。虽然包装都是第一流的。瓷瓶、铁筒、陶罐，外边再加一个金色带凸花浮雕的硬盒子。但品位有高下之分，要看店名和牌子。有了这个经验，这次到台湾买茶和喝茶就没有露怯。
乌龙是可以作功夫茶喝的，台湾的功夫茶具相当讲究。且不说其陶器瓷器的茶具造型之精美，只说两样新发明就很值得一提。一是在功夫茶具中增添了一套“闻杯”，喝茶像喝白兰地一样，饮用之前先把它倒进闻杯中，端到鼻前嗅其香，然后再倒进饮杯中慢慢品味；二是他们发明了一种金属茶具，其性质类似咖啡壶，茶叶放在胆里边，冲入开水后会自动搅匀，倒出来的只有茶汁而不会带出叶片。不过两样我都没买，头一种连盘壶大小十几个杯子，重量不小，又易碰坏，犹豫再三没有买；后一种虽然科学，但失去了品茶的韵味，连犹豫都没犹豫。
还有一件发明使我意外高兴。我有老年人常有的小恙，时时离不开茶水。在大陆旅行时随身总带个罐头瓶改装的大茶杯，里边装满浓茶。虽不保温，总有的喝。去台湾不好把我这套设备带着，很为这事发了点愁。到台湾才知道，人家早有创造（大概台湾患这毛病的人也不少），发明了易拉罐茶水。既有乌龙，也有香片，与罐装“橙汁”、“可乐”一个模样，而且放在一个自动售货柜内，隔着玻璃任你挑选，放进硬币后，在你想要的罐下一按电钮，就落下一罐来。妙的是虽在一个柜内，落出的橙汁、可乐冰凉，而茶水却滚热！从台北到台南，直到佛光山佛教圣地，一路都有热茶喝。只是要预备条手帕垫着，不然会烫手。
大陆应向台湾学习这一手，让大家早日放下罐头瓶。
十六
有朋友建议说：你写“无事忙”别光忆旧，也掺杂点现在的事情。
我坦白地说句心里话，一开始写这杂记，我就没打算多写现在的事儿，只想写过去和外国的事。一是只想为读者提供点茶余饭后的闲情趣话，当作消遣，不想谈太严肃的话题；二是以和为贵，谈现在的事容易得罪人，弄不好会惹麻烦。因为有些我看着高兴的事，别人也许挺堵心。
比如说，今天读到《今晚报》上黄桂元先生一篇文章，我就打心里高兴。题目是“冷清的回潮”，从这篇文章我知道上海在花大力气重排“样板戏”，后遭到了观众的冷漠。从这里我看到中国的希望！
数年前我和几位政协委员、文化名人一起开记者招待会，在会上我用厌恶的口吻谈到样板戏，遭到一位朋友有节制的反驳，一时成为香港报纸上热点新闻，也接到过国内读者的匿名信。匿名信的题目就是：“我们就喜欢样板戏，样板戏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说“样板戏就是好”的人，自有他的道理，不过并不明说。有的从“样板戏”得到过好处，有的可以引起对当年辉煌战果的快乐回忆。君不见一些时候以来，报纸频频介绍十年浩劫中叱咤风云者的消息吗？因演李玉和当上文化部负责人的先生仍受欢迎；因交白卷而当上革委会领导的先生甚为得意；林彪的得意干将现在生活怎样？“井冈山”、“红三司”的司令们近况如何？都有人关心。甚至连某位操过生杀之权的人翻案文章也有发表的地方。尽管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作过历史性的结论，“史无前例”的头面人物，不管是刑满释放还是监外就医，仍被一些人视为明星。
关于样板戏，许多人写过很有见解、很有说服力的文章，如著名的老一代学者王元化，如杂文家舒展，作家刘绍棠。最令人感动的是亲自参加样板戏写作的汪曾祺，以过来人的身份，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揭露了江旗手以什么原则，用何等手法，迫令文艺工作者炮制那些玩意儿，也说了其动机和目的。
我没有那么多理论，我之所以反对样板戏是因为当年造反派每到夜间用鞭子抽我的时候，怕我的叫声被别人听见，就用扩音器放《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所以我一听见样板戏音乐就浑身打哆嗦。去年在北京的一个联欢会上，本来大家都玩得很高兴，忽然宣布某位表演艺术家要清唱样板戏。刚听了两句我就往厕所跑，因为胸中作呕，难以忍受，在我心目中，样板戏代表的是一个充满罪恶的时代。那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场劫难。“样板戏”是那个时代的象征，抄家、批斗、迫害无辜的日子过去仅仅十多年，中国人就那么健忘吗？今天许多令人遗憾的现象，就是那时播下的种子。一场“除四旧”除断了多少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素质？
有人觉得我一听“样板戏”就哆嗦很可笑，怀疑我太脆弱。不幸这种事也有先例。我国翻译过一篇苏联小说（可能是波列伏依写的），题目叫作《名曲》。写一个苏联学者一听见放贝多芬某支名曲的唱片，就大发雷霆。人们都笑他不懂音乐，后来才知道在希特勒侵苏时，他被法西斯俘虏。每当他受刑时，就听见盖世太保放这支乐曲。“不管这首曲子多么优美，他都联想到法西斯的刑具……”人们为了尊重他，再不当他的面放这支曲子。
希特勒当年并没把这乐曲定为“样板”，专为他的暴行服务。这只能算作个别事件。那八出戏在当年可是被定为“伟大旗手亲自培育”的“样板”的，“样板团”的“样板服”都被全国效仿，各地在“学唱样板戏”时，唱错了是要按“破坏样板戏”罪名治罪的。今天听到那“三突出”的豪言壮语，引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痛苦回忆的人，怕不是个别的吧。在全国人民致力于经济建设的今天，唱这些东西对促进团结、稳定到底有多少好处？
传统戏剧、高雅艺术上座率低令我难过。但听到上海唱样板戏遭到冷落，我是由衷高兴。老一辈革命家领导我们拨乱反正，才有了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成绩得来不易。若连这都否定了，中国还有什么希望！
上海人冷淡样板戏，不愧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