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于当时人均收入不过700多美元的国民来说，即便按照世行标准，也仅仅处于中下收入水平的最低限。
而且，城市化率当时只达到30%，农村收入和消费水平只相当于城市的1/3，居民储蓄率连续数年在30％上下浮动，且呈逐年递减趋势。鼓励消费、启动内需的政策落至民间时，似乎已有心而无力。
1998年3月，北方的天气乍暖还寒，在决策者看来，比天气更难把握的是经济的体温。
究竟应该防过冷还是防过热？经济增速需不需要保住下限？继续前行的路经何在？一系列选择摆在了决策者面前。
“保8”作为一个经济时代开始的标志，正是在那种特殊境况下被提出来的。尽管如此，决策层仍对1993年以来的经济过热心有余悸。
初步估计，8%经过努力可以达到，但是有两件事情是千万不能做的：第一是银行放松银根，生产积压产品，那等于“自杀”，再一个是搞大干快上，搞重复建设。
那么，除此之外，中国经济还有其他的选项吗？
1998年1月，《**日报》记载了一件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事。
1月13日上午，申新纺织第九厂的工人们把机器上凡是能拆的机配件、锭子、梭子，都一一卸下，剩了一个生铁的主机架，然后开始敲。
机架很结实、很厚，他们得用力地砸，还得轮流干，直至机器成为一堆废铁。
紧接着，一位工人跟着装废铁的车去了钢铁厂，看着吸铁盘把废铁吸起来，放进熔炉。
随后，申新九厂3000多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
这就是当年闻名全国的压产改革第一锤。
就在这一锤敲响的两个月前，新上任的领导人把多家棉纺厂的厂长、纺织集团的副总，一一请到他所住的宾馆，目的是听对方算账：如果关掉1万纱锭，要减掉多少人，这些人如果回到社会上去再就业，要用掉多少钱；1万纱锭上面借了多少银行的钱，如果要还掉银行的钱，又要如何操作……
这是人们对于1998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改革，留存下来的最初印象。
那一年，宣布费改税，砍掉财源的同时启动政府机构改革，15个部委被精兵简政，这项冒险之举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下子闯进了两个“地雷阵”。不仅如此，决策者们又一次性把东北两个大型的煤矿全关了，该省的全部有色金属矿，除了一个铜矿外，也全部关闭。
三年时间，煤炭行业总计压产4亿吨，钢铁、有色、军工也相继成为压产改革的重点行业，这一长串名单里还包括建材、制糖、石化、电力……
就在决策者为略显沉重的国有企业甩掉包袱的同时，“抓大放小”策略中被放掉的那些资源，却呈现出了别样的活泼色彩，以至于改变了经济未来的格局。
从数据上来看，改革让当年国有企业的产值大幅度缩小，三年后直至不到20%。
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则获得了极快的发展，从最初的机电制造迅速切入到装备制造，再进军重工业制造，乃至后来的基础设施领域，最终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描述了一副生动图景。
永和服装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迎难而上。不再把精力用于和同行打价格战，顶住跨国公司的压力，全力以赴使自主品牌上市。调整发展目标，发展方向，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配置。
全程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的经济走势，把握时代脉搏。顺应时代需求，推陈出新。李梅和王妍在最紧张忙碌的时候，通宵达旦，加班加点。一次次不眠之夜的研究部署，一回回争论不休的商讨会谈。
辛勤的劳动，终于换来企业的生机。寒假还没有开始，李梅就已经全天候在公司随时待命。新年新气象，元旦后王妍给李梅一台专用电脑，负责企业文化和市场营销。
站在新起点，活学活用的李梅已经不是菜鸟啦！恶补专业知识的同时，对工作也可以驾轻就熟，手到擒来，游刃有余。
王妍道：“学历不等于能力，阿梅你看菲菲姐学历不高，却对公司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了若指掌。所以你也不用妄自菲薄，好好干就是啦！我全力支持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