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给毛泽连寄钱治病
1950年初，毛泽连由北京回到韶山，把堂兄******送的礼物捎给了患病的母亲。毛泽连的生父毛贻经，字蔚生，亦作慰生，号良英，行六；其生母陈氏，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初三，******称她为蔚生（慰生）六婶。收到******捎来的礼物，蔚生六阿婆惊喜万分，感动得热泪盈眶。
随后，在****湘潭县委的帮助下，毛泽连把母亲送到湘潭医院治疗，治了一段时间，仍不见好转。同年冬天，又转送长沙湘雅医院，并与在长沙工作的远房侄子毛远悌商量，写了一封信给******，把母亲的病情告诉他。半个月后，毛泽连便收到了******的亲笔信。信上写道：
泽连、远悌：
来信收到。
蔚生六婶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大久。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
请你们代我问六婶好！
祝你们都好！
******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不久，******给毛泽连寄来两百元钱，说明用于为婶母治病。经过治疗，蔚生六阿婆陈氏的病略有好转。毛泽连一家感激万分。
1952年6月，毛泽连接到一封寄自“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信，长长的信封上写着：“湖南湘潭/韶山乡东茅塘/毛润发同志/******”。是“主席三哥”写来的！毛泽连喜出望外，连忙打开信一看，那熟悉的苍劲的书法醒然入目：
润发贤弟：
五月八日的信收到。
你的眼病脚病未好，甚念。仍以在家养治为宜，不要来京。因为湘雅医院诊不好，北京也不见得能诊好。此复。
1953年6月23日，******致堂弟毛泽连信（右为信封）
******
六月廿三日
1952年6月，毛泽连的母亲陈氏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沙逝世。这时毛泽连家中经济十分困窘，母亲无法安葬，加之毛泽连的脚又未好，无可奈何中，毛泽连只好又向******写信求援。******十分挂念，于7月11日写信给堂兄毛宇居，信中提到：“……接毛泽连的信，六婶病故，他自己又跌断了脚，不知实际情况如何，脚尚有诊好的希望否？他未提到要钱的话，不知他的生活尚过得去否？暇请查明见告。”
同年10月2日，******又给毛宇居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了毛泽连家的事情，说：“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这些钱都是******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来的。******还在信中嘱咐，要注意节吃省用，丧事也要从简。这笔钱解了毛泽连的燃眉之急。
为了不给政府增加负担，这以后，******每年都要给毛泽连家寄两百元，作为困难补助。到了20世纪60年代，******年纪大了，家里开支也不小，这笔钱就免了。以后，政府每月发给他20元生活补助费，直到80年代才增加到30元、40元。
1995年9月28日，毛泽连在韶山冲东茅塘逝世，享年82岁。
四、接见毛泽全一家
1952年10月3日，******在中南海接见了他的堂弟毛泽全一家。
毛泽全
对于毛泽全这位五服内的堂兄弟，******是熟悉和了解的。
毛泽全（1909—1989），字鼎甲，号荣珠，行十二，生于1909年4月，家住韶山冲东茅塘，是******的堂叔毛喜生的第二个儿子。毛泽全兄弟三人，哥哥是毛纯珠，派名泽堂，弟弟叫毛润珠，派名泽满。泽全小时候，因叔父毛全生无子，便过继给全生为嗣。毛喜生、毛全生兄弟与******的父亲毛顺生关系亲密。
毛泽全幼时家贫，青少年时代在家务农，做过长工。泽全从小志向远大，不愿躬耕田亩，因此打点行装，远走他乡。
他来到南京，投奔本家堂叔、律师毛宪（即毛岱钟）。毛宪当时任南京政府监察院调查专员。毛泽全即在毛宪手下当收发员。1936年毛宪病逝于南京，毛泽全失去依靠，回到韶山，居住了一段时间。不久，第二次国共合作，延安抗日根据地成了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毛泽全便打算去延安寻找******，投身革命。
毛泽全比******小16岁，他从小就十分崇敬******。1937年冬，他从韶山跋山涉水来到延安，找到兄长******。随即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同年1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毛泽全从中央党校毕业后，分配到新四军岩寺兵站工作。岩寺位于安徽原徽州地区，即今黄山市中部之岩寺镇。
一天，毛泽全去新四军军部开会，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他谈话，说：“你到新四军岩寺兵站后，工作得不错，名声也越来越大，国民党那边有反应了。他们知道你是毛主席的堂弟，说岩寺是个大机关，不然怎么会由******的堂弟负责？为了党的工作，为了保护干部，我看你还是改换一下名字吧！”
从此，毛泽全改名王勋，被调到位于安徽芜湖境内的繁昌兵站当指导员。在繁昌兵站工作半年后，又到马兴兵站任站长兼指导员。这以后，毛泽全一直战斗在我军后勤工作岗位上，先后任过张家渡兵站站长、新四军一师二旅供给部副部长、新四军三纵队供给部部长和第三野战军23军后勤部长。他先后参加了皖南繁昌战役、南陵战役、苏中裕华战役、李堡战役、河南豫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无论环境多么险恶，他都排除困难，出色地完成了部队后勤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王勋恢复了原来的名字——毛泽全。1950年夏，毛泽全由南京到北京开会，抽空探望了他一直惦念着的堂兄******。自1938年8月在延安分别后，他们已经12年没有见面了，今日重逢，两人分外亲切。
谈话中，******问：“泽全，延安分别后，你到哪里工作去了？怎么一直没有听到消息？”
毛泽全告诉主席：“我改名王勋，到苏北新四军兵站搞后勤去了。”
******诙谐地说：“好嘛！王字的笔画端端正正，不像毛字底下还有一个尾巴哩。”毛泽全被主席的幽默逗笑了。
接着，******又询问了毛泽全十余年来的工作、学习和家庭情况。
“泽全，你成家没有？”
“1942年春结的婚，爱人叫徐寄萍，也在部队工作。”
******听了，点点头，又问：“你有几个孩子？”
“三个女孩子。”毛泽全答道。毛泽全与徐寄萍一共生育了一子五女，即儿子远建，女儿远慧、远玲、远平、远敏、远丽。此时远建、远敏、远丽均未出生。
当时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也在场，******兴奋地向他介绍说：“这是我弟弟，叫毛泽全。”
陈毅笑道：“知道啰，我们在皖南和盐城新四军军部都见过。”原来陈毅在担任新四军一师师长和新四军军长时，就认识了这位老部下。
1952年，毛泽全由华东军区后勤部生产部长调到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生产管理处任处长，举家由南京迁往北京。其妻子徐寄萍也被调到总后勤部工作。
这天正值中秋节，下午，中南海突然来了一辆小车，接毛泽全一家去中南海，与******会面。毛泽全偕同妻子徐寄萍及女儿远慧、远玲、远平，一家人高高兴兴地一起上了车。
车上，徐寄萍既有些激动，又有点紧张，因为她是第一次去见主席兄长。进了中南海西门，车子开进一个院内，这就是******居住的丰泽园菊香书屋。只见******正坐在一个凉棚下的藤椅上看材料，身着旧衣和布鞋，红光满面，精神焕发。
“主席，三哥！”毛泽全连喊两声。
******高兴地站起来，说：“哟！泽全你还有这么一大家子。好！好！”
毛泽全、徐寄萍夫妇赶紧上前与主席握手。孩子们也走到主席跟前喊道：“伯伯好！”
“好，好，娃娃们好！”******高兴地应着，并招呼道，“坐，坐，大家都坐下来。”
徐寄萍见主席这样热情而随和，情绪也放开了，不再拘束了。
******询问了徐寄萍的家庭和工作情况。徐寄萍回答说，她是1940年在上海参加学生协会，1941年随一批同学到苏北新四军一师参军的。父亲是教员，已病故。现有母亲和两个妹妹，两个妹妹在上海工作，都是解放前入党的地下党员。
******听了，连连说：“好！好！你们是革命家庭。”
他又风趣地问徐寄萍：“你是上海去革命根据地的高中学生，为什么要找泽全这样一个土包子——种过地的泥巴坨子？”
徐寄萍腼腆地微笑着不答话。
******便对毛泽全夫妇说：“这很好，你们一个是工农分子，一个是革命知识分子。我们就是要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学习。”
******又关切地问徐寄萍：“看上去，你身体比较瘦弱，有什么病？”
徐说：“没大病，只是常头痛。”
“你去医院看看耳朵，有时耳朵有病治好了头就不痛了。”
“是。”徐寄萍感激地应着。
******又问孩子们在哪儿上学。
毛远慧说：“我在北京十一小学读三年级，妹妹远玲上五一幼儿园。今天同学们知道我们要到中南海见毛主席，都嘱我代问毛主席好！”
******笑了：“那你代我问问同学们好啰！”
这时候，******的秘书叶子龙进来，说：“进屋吃饭吧。”
******嘱咐说：“娃娃们不能吃辣椒，今天添一盆炒鸡蛋给娃娃们吃。”
一行人进了客厅，见到******的表兄王季范，还有几位从韶山来的乡亲也在座。乡亲们中有******过去的老师李漱清，毛泽全的亲舅舅邹普勋等。见了乡亲们，毛泽全十分高兴，也明白了主席今日要他来的原因。
吃饭时，四菜一汤，都是苦瓜、茄子、辣椒之类，外加一盆炒鸡蛋，红糙米饭是小米加碎青菜做的二米饭，伙食虽然很普通，但毛泽全吃得很快很香。
“普勋有病，另外单独夹给他吃。”******一边吃饭，一边细心地嘱咐在旁的秘书另放一个碟子，并夹菜给邹普勋吃。
饭后，大家来到客厅一起围坐下来，******抽烟，客人们吃苹果。五岁的远玲天真活泼地说：“伯伯，我给您跳舞。”
******高兴地说：“好！好！”
远玲边跳边唱，******还和着节拍，轻轻地拍着手。
两岁半的小远平，很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睁大眼睛看坐在对面的大伯。******笑着指着她说：“你们看这娃娃这双明亮的眼睛，正在仔细观察周围的世界呢。以后世界是他们的，有他们钻研的时候啰！”
待了近两个小时，毛泽全一家开始向******告辞。******让秘书叶子龙将桌上的苹果和糖块抓一些给娃娃们带回去吃。
******把毛泽全一家送到院门口，忽然问道：“怎么少了一个娃娃？”原来他发现刚才那个眼睛睁得大大的小女孩不见了。
徐寄萍连忙说：“远平睡着了，已先抱进汽车里去了。”
******笑了。
车子慢慢地开动了，毛泽全夫妇隔着窗玻璃看到，******还在那里朝他们挥着手哩。
五、接济十弟毛泽青
1949年开国大典后，毛泽连到北京看望“三哥”******时，闲谈中，问及几位亲人的下落。
“主席三哥，”毛泽连问道，“1927年，我家老大泽出来搞地下工作，以后老十泽青也跟四哥****参加了红军。咯多年了，何解冇听到一点音信？”
******略为思索，有点不安地告诉毛泽连：“****、泽都冇人了。不过，泽青人还在，但延安分手后，我和泽青一直冇见过面，只有书信往来。”
毛泽连听后，心情非常沉重。
停了停，******安慰他说：“你不要难过。成千上万的先烈，为了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牺牲了。”
这里，******与毛泽连谈到的泽，即毛泽连的胞兄毛泽，是******的堂叔毛蔚生的长子，排行第八，字咏华。泽青是毛泽连的胞弟，排行第十，亦名毛万才（远才、咏才）。
毛泽青，生于1916年6月22日，从小由于家贫失学，饱受饥饿和寒冷。1925年，九岁时即参加儿童团，协助农会站岗放哨。1937年10月告诉发妻他要投奔延安，在四哥毛****身边工作。先后入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学习，在八路军、人民解放军后勤基层单位工作过。此后，一直没与家里联系过。
那么，毛泽青此时到底在哪里呢？
一天，******的次子毛岸青突然收到一封来自西安的信，拆开一看，正是毛泽青的来信。在信中他介绍了自己的一些生活情况，并表达了自己十分思念家乡的心情。
见到十弟毛泽青有了音信，******心里非常高兴，即于1949年11月15日亲笔致信毛泽青：
远才弟：
来信收到，甚慰。
望努力工作。
******
十一月十五日
******希望毛泽青能请假回韶山一转，探望日夜惦念着的老母亲。毛泽青兴奋异常，遂告假南归，去探望睽违几十年的亲友。
乡亲们原以为毛泽青是抗日干部，又是******的堂弟，毛泽建烈士的亲属，经过艰苦战争的磨炼，现在准是一个什么大官，至少也是个地师级以上的政府官员。哪知他在西安还是一个部队里的普通财会人员。听他说，他的算盘还是四哥毛****教会的。对此，乡亲们不得不敬佩******不谋私利、不存私心的高尚品质。
毛泽青是个善良厚道的人，在外奔波十多年，却没有忘记自己的结发妻子。其妻庞淑宜，也是韶山人，从小因家庭生活贫困，没有读过书，来到毛家做童养媳。1937年她与毛泽青结婚。婚后不久，泽青去延安学习，庞氏一直在家侍奉婆婆，直到解放后毛泽青回韶山时，才接她去西安一起生活。由于从小失学，缺乏文化，庞淑宜没有参加工作，始终是一位家庭主妇，生儿育女，料理家务。尽管家庭生活并不宽裕，但毛泽青毫无怨言。他用自己不多的工资收入来维持一家大小的生活，艰苦朴素，清平度日。
******知道毛泽青一家生活困难，经济拮据，经常惦记着他，给他寄一些钱，予以接济。
毛泽青对******给予的接济十分感激，也为自己有这样一位“主席三哥”而感到荣耀和自豪。但他从不声张、炫耀，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低调做人。
解放初期，他调到东北工作，由于他当时的名字叫毛万才，平时又不露声色，因此单位同事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毛主席的堂弟。
1953年，毛万才曾因“经济问题”被打成“老虎”。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五反”期间，毛泽青忽然买了一件狐皮大衣，一床毛毯，手腕上还戴起了手表，家里的旧账也还掉了。毛泽青脸上也有了笑意，走路都兴冲冲的。这下可不得了，同事们议论纷纷：“嗬！毛万才阔起来了。”毛万才“财路不明！”
也难怪，这一阵子，毛泽青一家妻小数人，妻子还没有工作，按常规一家人应是肚子都填不饱，哪里还能添置这么多东西呢！面对同事们的议论，毛泽青这位平日勤勤恳恳、老老实实的干部，此时一筹莫展，有口难辩。
没多久，“****五反”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进行“反贪污”教育。毛泽青的同事说：“毛万才收入不高，爱人又没工作，全家人的生活都靠他那点微薄收入来维持，不知他哪来的钱摆阔？”
一场大祸终于降临，毛泽青被打成了“老虎”，挂上“利用会计工作之便，贪污公款”的莫须有罪名。家被抄了，人被隔离审查。
毛泽青不得不向领导“招供”：“堂兄******见我生活困难，拿出自己的稿费接济，早一向给我寄来了300元钱。”并把******写给他的那封亲笔信拿出来。这样，毛泽青才免除了一场冤屈。但是，他又“泄露”了自己家世的秘密。同事们佩服之余，都伸出大拇指，称赞毛泽青：“要不是这次打‘老虎’，我们还不知道毛万才是毛主席的堂老弟哩！这个人不错，不以领袖的亲戚自居，不打领袖的牌子要名要利。只要他把毛主席堂弟的身份露一露，妻子的工作还不早安排了？”
毛泽青听了，严肃地回答说：“主席说过，‘亲者严，疏者宽’。他要求我们这些家属严以律己，决不允许我们沾他的光。”同事们听了很受教益。
此后，毛泽青一直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他先后担任过辽宁省抚顺市市政工程处预制件厂党支部书记，抚顺市政协委员等职，直到1981年1月逝世。
六、幸福花开手足情
1950年5月12日，******给在长沙工作的远房侄子毛远翔写信，说：“你父母照片收到，请你替我问候他们。”
这里，******问候的“他们”，指的是******的堂兄毛智珠及其夫人赵仙娥。
毛智珠（1888—1962）派名泽先，字联甲，号智珠，行四，长******五岁。他是毛宇居的胞弟。兄弟三人，长宇居，次智珠，三碧珠。父亲毛福生，是******的父亲毛顺生的堂兄弟，居东茅塘，两家往来密切。
毛智珠一生勤劳俭朴，为一家生计而奔波。他教过书，种过田，节衣缩食，历尽艰辛，却目光远大，悉心培养儿女。战争年代，先后将三个儿子送到了革命队伍，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抗日战争时期把长子毛远耀、次子毛远翥送到延安参加革命，解放前夕支持三子毛远翔参加地下活动，解放后又送四子毛远义到衡阳参加革命工作。在旧社会，他受尽迫害和前熬，一切都是为了支持子女参加革命。直到1949年迎来新中国的诞生，他才过上了好日子。正如毛远翔怀念父亲的一首诗中写道：“一生辛苦为儿曹，盼得东方红日高。底事沉疴长不起，春风浩荡正今朝。”
解放后，毛智珠的几个儿子都在外从事革命工作，一家人丁兴旺，儿孙绕膝满堂生活过得幸福、美满。从此，他北上岳阳、武汉，南下衡阳，往返于各子女处，含饴弄孙，享尽天伦之乐。
******对毛智珠这位堂兄非常尊重，给予极大的关怀，延安时期，******时常向毛远耀问及“四哥”毛智珠的情况，言辞中流露关切之情。新中国成立后，******除了多次搭信向他问候外，还亲自接见过他，邀他到家里做客，体现出深深的手足之情。
1951年，毛智珠前往北京，在长子毛远耀处居住一个多月。在此期间，******曾接“四哥”去中南海，与他叙谈往事。******留毛智珠在中南海居住月余，还嘱咐他的秘书安排飞机，让毛智珠游览了长城、秦皇岛等地。临别时，******赠送他一根手杖，一件夹衣等礼物，真是关怀备至。事后，毛远翔有诗赞曰：“难忘盛事中南海，幸福花开手足情。”
1956年12月，******在中南海接见毛智珠的儿子毛远耀、毛远翔及毛远耀的妻子胡觉民、儿子毛臻时又提到毛智珠，说：“你们的父亲，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1951年我接他来北京住过一段时期。”谈话中，******还谈到毛智珠的妻子赵仙娥，他对毛远翔说：“你母亲是什么样子，我已不很清楚了。1950年，接到你寄来的照片，我才想起来了，她是一个非常忠厚的人。”
晚年，毛智珠住在武汉——长子毛远耀处，生活过得十分愉快。遗憾的是他一直病魔缠身，久治不愈，不久离开人世，曾自撰挽联云：
老夫享年七十有四，历尽艰辛，晚景正欢娱，漓漓江汉留鸿迹；
儿孙担当革命工作，全心为党，我生无愧憾，郁郁圆葵向太阳。
1962年10月30日上午10时40分，毛智珠病逝于湖北医学院，享年74岁，归葬于韶山故土。
七、与毛泽嵘五次相会
1949年11月28日，******在北京接见了堂弟毛泽连、姑表弟李轲，详细询问了家住韶山杨林的堂弟毛泽嵘的生活情况。毛、李二位返湘时，******特意致信毛泽嵘，托他们带回韶山。信云：
宋五弟：
接到你的信，极为高兴。
我这里的情形，可问李祝华、毛泽连二位便知。
托毛、李带上皮衣料一件，为弟御寒之用。
顺祝健康！
******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毛泽嵘（1897—1986），又名毛泽荣，乳名宋五（又名逊五、胜五），韶山市杨林乡凤形村人，******的堂弟，一辈子务农。
1953年5月2日，******再次致信毛泽嵘：
泽荣贤弟：
四月九日给我的信及惠赠食品，均已收到，谢谢你。
因你眼睛有病，路上行动恐怕不方便罢，似乎不必来京看我。你有困难，可以相告，替你设法解决。
此复。祝你身体健康！
******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日
同年冬，毛泽嵘赴京，与堂兄******相见，弟兄俩一别二十余年，一口一声“主席三哥”，一口一声“逊五老弟”，相见分外亲切，异常激动。
******向毛泽嵘询问了家庭生活情况，又询问了家乡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谈到家事时，毛泽嵘告诉******：我的祖父毛德臣、你的叔祖父毛翼臣均葬在滴水洞，目前保存完好。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派枪兵到韶山去掘你家的祖坟，要斩断毛家“龙脉”，是乡亲们拼死保护，哄骗敌人挖了一座地主家的祖坟，方得以保存下来。
当时毛泽嵘也参加了对祖坟的保护，与乡亲们一起取下墓碑用土埋好，再用土把坟盖好，插上标志。******听了毛泽嵘的述说，对乡亲们深表感激。
毛泽嵘建议说：“现在可以把土扒开，让坟墓恢复原状，还可以修一条路到虎歇坪去，以方便人们参观。”
******沉思道：“不要搞了，还是按老样子好，只是土可以堆得高一点。”这以后，******祖父的坟墓一直没有修复，直到1986年当地政府在修筑由滴水洞通往虎歇坪的石级时发掘了毛翼臣的墓碑，才将坟墓修葺一新，供游人参观。
毛泽嵘以为三哥当上了国家主席，生活一定很奢华，衣食住行应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优越。哪知道******的生活十分朴素，穿的是褪了色的粗布衣，衬衣还打了补丁；住的房子也很普通，里面的陈设相当简朴，没有什么花花草草；吃的也只是粗茶淡饭，没有什么美味佳肴。******爱吃红烧肉和苦瓜、辣椒等菜，饭后吃一点水果。毛泽嵘有些不解地问：“三哥，你当了主席，时时要考虑国家大事，要保重身体，生活要过得好一点。”
******莞尔一笑：“我的身体不是很好吗？我们国家底子薄，人民的生活很不富裕，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要时刻为人民着想，不能贪图安逸呀！”
******与堂弟毛泽嵘在中南海
******爱梳头，饭后常拿着梳梳头，他一边梳一边对毛泽嵘说：“逊五，梳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还告诉他如何保护眼睛，如何爱护身体，并说：“工作要劳逸结合。”
在北京住了一个时期，毛泽嵘要回韶山了。临走，******送给他一些礼物：一件青蓝色呢子大衣，一套被子、蚊帐，一口皮箱，还有三百元人民币。这件呢子大衣，以后一直陪伴着毛泽嵘作为过冬衣物穿了数十年，直到1986年他去世时才留给了孙子。
1954年6月24日，******给毛泽嵘写信：
胜五弟：
你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江青病况略有进步，她对你的关怀，甚为感谢。孩子们都好。你们都好吗？
祝进步！
******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1954年秋，毛泽嵘偕养子毛绘华第二次赴京。当时绘华刚从部队转业，正忙着出去找工作，他知道养父和毛主席的关系，便央求父亲去请主席帮忙找个工作。毛泽嵘犹豫再三，还是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父子俩来到北京，住在一个招待所里。几天后，他们在中南海丰泽园见到了******。******当即叫秘书拿了三百元现金给此前未见过面的侄子毛绘华，作为见面礼，并勉励绘华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好好建设新中国。毛泽嵘借此提出请主席替绘华找个工作。******沉默不语，半晌才说：“这个事情不大好办。我是国家主席，不能随便给人介绍工作，更不能只考虑自己的亲属、故旧、同事的利益。”毛泽嵘听了，心中有些不悦。
晚饭后，******邀毛泽嵘出去散步。兄弟俩漫步于中南海的林荫道上。他们谈了国家建设的发展，谈了党的任务和宗旨，又拉起了家常。******语重心长地说：“泽嵘，你有困难可以理解，不要找我，要靠当地政府解决。你的困难要根据实际情况，政府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不要霸蛮。你是我的亲属，我必须严格要求，不会只为你们考虑。至于你的儿子要参加工作，要靠他自己努力，不能要求政府照顾。”毛泽嵘细心地听着，心中不由得平添一番敬意。这时，摄影师走过来，为他们拍了一张合影。
毛绘华没有辜负伯父的期望，他从北京回来后，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后在岳阳的农场、银行、教育等部门工作，1991年从岳阳市教委教育督导的岗位上退下来后，又一直为教育事业奉献余热。
1955年6月，毛泽嵘与毛新梅烈士的胞弟毛仙梅又一次赴京与******相见，并合影留念。
毛泽嵘回到乡下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为生产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缺少文化，常请人代笔写信，向******反映乡间情况。当然在那政治气候比较复杂的时候，也难免被个别人“利用”，谋取个人利益。1957年以后，他的行动因此受到限制，到北京见主席的机会也就少了。1959年6月，******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宴请了当地许多的父老乡亲，唯独毛泽嵘没有接到通知。当他闻讯从杨林赶到韶山冲求见“主席三哥”时，******已离开韶山到长沙去了。对此，毛泽嵘叹息不已。
1962年，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国人民克服困难，满怀热情地建设社会主义。同年冬，毛泽嵘被获准第四次赴京面见“主席三哥”。
抵京后，他被安排住在宾馆里。当时，******工作很忙，毛泽嵘住了十几天还未见到主席。他多方打听情况，并催促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尽快见主席。
这天，******的秘书来宾馆通知毛泽嵘立即上车。轿车载着毛泽嵘驶进中南海，在******的住处停下来。毛泽嵘急匆匆奔进会客厅，******正坐在那里等他。毛泽嵘连忙喊了一声“主席”，这次他不喊三哥了。******起身与他握手，寒暄了几句，便坐下来谈话。毛泽嵘说：“主席，我这次来有好多话要跟你说。”******解释道：“我现在工作很忙，没有时间陪你，今天我们先见见面，然后你还是到宾馆住一段时间。改天等我稍微得闲，再请你来吃餐便饭，我们再好好谈谈。”
毛泽嵘回到宾馆，连续多日未接到中南海的通知，心里急得发慌。
20天后，******派秘书到宾馆，通知毛泽嵘：主席请您吃饭。
毛泽嵘喜不胜喜，立即乘车前往中南海。
这天是星期天，主席家中十分热闹。女儿李敏、李讷、侄儿毛远新均放学回家了，平时在医院养病的江青也回到了家中。******把几个孩子喊到身边，向毛泽嵘一一作了介绍，并叫他们喊“五叔”。
江青这天兴致很高，亲自做了饭菜，而且是按******的吩咐做的，全是湖南风味。开餐了，毛泽嵘事先以为主席请他吃饭，一定会备一桌丰盛的菜肴，可让他开开洋荤，哪知道桌上摆的是几样普通的家常菜：炒豆腐、辣椒、茄子、空心菜等。他心中有些不快。他哪里知道，当时全国正在过“苦日子”，******正带头不吃肉哩！
******吃得挺香，一边吃饭，一边和毛泽嵘拉家常，谈笑风生。饭后，又继续交谈。
“泽嵘，你年纪大了，到外面走不方便。我工作忙，今后，一般情况下你不要来京。”******说。
毛泽嵘有些茫然地望着******，说：“主席，我家里有困难，家底子穷，老伴有病，我的眼睛不大好，身边无儿无女，只有两个孙子，年龄还小。”
******说：“泽嵘，你有困难，我同情，但我是党的主席，要为大多数人谋福利，不能只考虑你一个人的利益。我以前跟你讲过，你有困难要靠当地政府解决。”
******接着说：“目前国家处在困难时期，国家的科学技术还不发达，全国人民都在过紧日子，我这个主席当得不好，我有责任。今后，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三大差别。”
毛泽嵘默默地听着、记着。
“现在大家都在同甘共苦，艰苦奋斗。全党上下一样，全国人民一样，你也不能例外。”******提高了声音，“当地人民过得去，你也过得去，就不要去找政府了！你是我的亲属，不能搞特殊化，不能高人一等，今后你来北京要经过我的批准。”
谈话结束，毛泽嵘与******一家合影留念。******身着呢子大衣，与毛泽嵘并肩站着，左右两边分别站着李敏、李讷和毛远新、江青。
这次会见达两小时之久，临走时，******对毛泽嵘说：“你在北京住一段时间就回去，好好参加劳动，搞好生产，改善生活。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叫我的秘书陪你到长城和京城的风景名胜走一走，看一看，再休息一两天，就回家去。”
毛泽嵘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重游了京华名胜，方返回韶山。临行前，******叫秘书用自己的稿费买了一件羊皮大衣和一些糖果送给毛泽嵘，另外还送给他两百元钱。
自此以后，毛泽嵘到北京去得少了，政府为照顾他的生活，每月发给他20元的困难补助，到了七十年代增加到每月30元。毛泽嵘也勤勤恳恳地劳动，一辈子不忘其本色，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尊敬。
“**********”中，毛泽嵘曾再次赴京，试图见******，但未能如愿。
虽然久未谋面和联系，******却始终惦记着这位堂弟，每隔一两年就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给毛泽嵘寄一次钱，每次总是二三百元。****事件后，深受病魔摧残的******曾一度躺在病榻上昏迷不醒。当他醒来时，他把前去探望他的女儿李敏唤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我快不行了，有件事得请你们做了，家乡还有两个叔叔，连饭都吃不饱，你们要经常回去看看。”这两个叔叔即是******的堂弟毛泽嵘和毛泽连。******逝世之后，李敏和丈夫孔令华带着父亲的嘱咐来到韶山看望了两位堂叔。
1972年毛泽嵘获悉******病重的消息，坚持要求去北京见主席。他认为自己已75岁高龄，身体又不好；主席已是年近八十，兄弟俩风烛残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就永远不能相见了。他找到公社，恳切要求说：“我还是要去北京见见主席。”公社理解他的心情，终于同意他上京。
这是兄弟俩第五次相见，也是最后一次会面。仍然是北京，仍然是中南海。只是******的住处换在了中南海游泳池旁边。在那间宽敞的会客厅里，毛泽嵘紧握着******的手，发现三哥苍老多了，两鬓的白发增多了，走路也变得非常吃力。他的心一阵紧似一阵儿，着实为******的健康担忧。
******在战胜病魔之后，以顽强的毅力恢复着身体，料理国家大事。他虽然显得苍老，但思想相当活跃，思维十分敏锐，谈话条理清晰。他跟毛泽嵘讲国内的形势，讲不久要召开四届人大；讲国际形势，讲三个世界的划分和美苏争霸，最后，他说：“要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1976年9月9日，******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在北京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无限的悲哀之中。毛泽嵘闻讯悲痛欲绝，他万没想到1972年的北京之行成了他们兄弟俩的永诀。
一年之后，即1977年9月，在******逝世一周年之际，毛泽嵘终于随湖南省瞻仰毛主席遗容代表团前往北京，在毛主席纪念堂见到了安睡在鲜花翠柏丛中的主席三哥，但是******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与他推心置腹，谈笑风生了。此情此景，使他思潮起伏，感慨万千，不禁流下了一行行热泪。
1986年农历正月初一（2月9日），毛泽嵘病逝于韶山杨林凤形，享年89岁。当地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