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习与道德的思考
“我在不断学习中变老。”
古希腊七贤之一梭伦老年经常引用这句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晚年也可以这样来引用。可是二十年来，经验给我带来的却是一种叫人伤心的知识：有知受罪，无知更好。逆境当然是个好先生，只是付出的学费太高，而获益太少，往往得不偿失。何况，你接受了这些姗姗来迟的教训，希望学有所成，可还来不及运用，时机就逝去了。青年时期是增长才智的时期，老年时期则是运用才智的时期。经验总归是有用的，这我承认，但只是在你尚有来日时才有用。人都行将就木了，还用得着去学习应该怎样生活吗？
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到这么晚才认清自己的命运，了解别人对我的命运的关注，可有什么用呢？我学会了更清楚地看清那帮家伙的嘴脸，其结果只是使我更强烈地感受他们给我造成的痛苦。何况我虽然由此看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却没有一次能够幸免于难。我要是早点丢开那种脆弱而温情脉脉的信任该多好啊！长久以来，就是因为那种信任，我才成了那些大呼小叫的朋友的猎物和玩偶。我被他们策划的种种阴谋包围，却没有半点戒心！我上了他们的当，做了他们的牺牲品，却自以为是他们所爱的对象。我的心灵享受着他们所谓的友谊，并向他们报以我的友谊。可现在，这些温柔的幻觉一下子破灭了，时间和理智向我披露了这个可悲的事实，使我深感自己的不幸！这个事实使我明白：我的不幸无可挽救，从此能做的唯有忍受。因此，我这个年纪积累的经验，不但对于此时此地的我无益，对于今后的我也不会有什么用处。
我们一出世就进了竞技场，至死方才出场。人已到了赛道尽头，再去学习驾好马车，还有什么用呢？在那个时候需要考虑的，就只是如何下场谢幕了。如果老年人还需要学习，那就是学习如何辞世。可是，恰恰相反，人到了我这个年龄，却很少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人们把什么都想过了，就是想不到怎样死亡。一般而言，老人比孩童更眷恋生命，比年轻人更舍不得辞世。因为他们劳作一辈子，就是为了生存，而到了生命尽头，却发现自己全部心血都白费了。他们一旦撒手西归，终身的操劳和财富，一辈子辛劳换来的果实就全没有了。他们从不曾想到要获取一点死时能够带走的东西。
反躬自问，这一切我却都思考过，都考虑好了。我虽然不善于从中获益，但我及时进行这方面的思考，并经常回味，却并非错事。还在孩提时代，我就被抛入人生的漩涡，早就感到我天生不是在此世生活的材料。因为在这里我永远达不到心灵所要求的境界。因此，当我停止在茫茫人海寻觅那似乎与我无缘的幸福时，我热烈的想象力就跨出我刚刚起步的人生范围，仿佛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以便在我能够伫留的静谧中歇脚。
还在童年，我所受的教育就滋养了我这种感觉，后来，充满一生的苦难和不幸又强化了这种感觉。它促使我时刻努力以更大的兴趣和耐心去认识自我。任何别人身上都见不到这样的兴趣和耐心。我见过许多比我善谈和博学的人，但他们的哲学可以说与他们本人毫不相干。为了显得比别人有学问，他们研究宇宙，了解天体排列，就像他们出于好奇，会去琢磨偶尔发现的某种机器一样。他们研究人性，是为了高谈阔论，而不是为了认识自我。他们努力教育别人，却从不启迪自己。他们当中好些人学习只是为了著书，不管什么样的书，只要写出来有人要就行。书一旦写出来，印出来，他们就对书的内容失去了兴趣，除非是要想方设法让别人接受，或者要为它作一番辩护，来抵抗别人的攻击。除此之外，他们是绝不会从中汲取点有益的东西为自己所用的。甚至连书中的知识是真是假也不屑一顾，只要没有人挑剔责难就行。而我呢，我学习是为了认识自我，而不是教育别人。我历来认为，欲教别人，先要认识自己。我一生对人所做的各项研究，没有一项不是我独处荒岛时所做过的（卢梭遭受众人围攻，曾逃到瑞士的圣皮埃尔岛，在那儿住了两个月。——译注）。我本是要在那岛上度过余生的。我们做什么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念。在与人的本能需要无关的事情当中，我们的信念就是我们的行为准则。我一贯奉行这个原则，我经常地长久地试图根据这个原则来了解人生的尽头，以便安排余生。但是，当我感觉到再也无须探寻这个尽头的时候，很快就为自己那丁点儿为人处世的能力感到宽慰了。
我出生于一个恪守道德富有同情心的家庭，后来又在一个智慧和虔诚的牧师家里愉快地长大成人。从幼年起，我就接受了别人也许会称做偏见的道德原则和信条，从此就没有放弃。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便失去了父母的爱抚与养育。或许是为抚爱所吸引，为虚荣所迷惑，为希望所蒙骗，为必需所驱使，我改信了天主教，但我还算是个基督徒。只是不久，我被习惯征服，诚心诚意地迷上了新的信仰。德·瓦伦夫人的言传身教使我坚定了这种皈依。我在乡间度过了青春的花样年华。在那里阅读了许多好书。乡野的寂静，如痴如醉的阅读，使我在德·瓦伦夫人身边更加富于温柔的感情，而且几乎使我成了虔诚的古典作家费奈隆式的忠实信徒。隐居时的沉思，对自然的研究，对宇宙的观察，迫使孤独的人不断地走向万物的创造者，怀着轻微的不安去探究他所见到的一切事物的结果，和他感到的一切事物的起因。当命运把我再度抛入社会的急流时，我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片刻抚慰我心灵的东西。不管到了哪里，我都怀念那愉快的悠闲生活，对唾手可得的富贵荣华毫无兴趣，甚至厌恶。因为把握不住不安的欲念，我无所奢求，获取也就不多。我就是在福星高照的时候也感到，即使我获得了我一直认为在追求的一切，也根本找不到心灵所渴望但又不知道辨别的幸福。就这样，甚至在那些灾难降临之前，我所经历的一切就渐渐地使我从这个世界收回了自己的感情。四十岁之前，我一直在贫困与幸运、理智与迷惘之间浮沉，虽然沾染了不少恶习，可是心里并没有不良倾向。我只是盲目地生活，缺乏理智所决定的原则，我忽略了自己的义务，却不是因为轻视义务，而常常只是对义务缺乏认识。
我年轻时就做出决定，四十岁以前要努力进取，做个成功人士，实现自己的抱负。我打定主意，一到这个年纪，不管处境如何，就不再为生计而拼死拼活，而要过一天算一天，潇洒度过余年，不再考虑未来。现在时限到了，我轻轻松松就放弃了这个计划，尽管我的命运似乎还需要更稳定一点，然而我却还是放弃了追求进取，我不但不觉得遗憾，反倒感到真正的快乐。摆脱了这种种无益的诱惑，虚无的希望，我便对万事不感兴趣，只求精神上的安宁。只有这点是我最关心的事情，也是我最长久的兴趣所在。我抛开了上流社会和它的浮华；把所有的饰品都丢掉，不再挂佩剑，不再揣怀表，不再穿白袜，不再穿金戴银，不再戴帽，只罩一顶极普通的假发，只穿一套合身的粗布衣服。更为彻底的是，我从心底抛弃了利欲和贪婪。这样一来，我所抛弃的一切在我看来就变得无关紧要了。我放弃了当时占据的、于我根本不合适的职位（包税人弗朗格耶的秘书和出纳）。我开始抄乐谱，按页计酬。对这项工作，我始终怀着浓厚的兴趣。
我不仅只限于改变自己的外表，我觉得还需要做另一方面的改变，那就是改变观念。这也许是更艰难、但也是更有必要的改变。我打定主意，要一次就把它彻底改变过来。于是，我开始认真地查考自己的内心，使之在我的有生之年臻于完善，达到我去世时所希望达到的境界。
我身上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我眼前展现出另一个精神世界，我感到那些人对我的评价是荒谬的，虽然那时我还未料到会受其伤害，但已经开始感觉其荒谬性了。我产生了另一种需要，一种不同于追求文学荣誉的需要。这种需要日益增大，因为我一接触这个世界的空气就感到厌恶。我大半辈子走的是一条不怎么靠得住的道路，我渴望在余生开辟一条更为可靠的路线。总之，我早就感到很有必要作一番反省，这一来就不得不做了。因此，我深刻地回顾了来路，反躬自省。而且，为了使反思更加深刻，我没有放过任何与我有关的事情。可以说，我不与外人来往，喜欢孤身独处，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也是从那时起，这种离群索居的爱好就再也没有从我身上撤走。我所做的工作需要独处，长久地静思，这是外界的喧扰所不允许的。因此，有一段时间，我不得不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生活。我发现这种方式让我是那么惬意，就迷上了它，仅仅被迫中断了一个时期以后，马上又恢复了这种生活方式，并且只要有可能，就过这种方式的生活，丝毫也不觉得为难。后来，当人家迫使我遁世隐居时，我发现，他们把我逐出社会是要让我难受，结果反倒成全了我的愿望，就是我自己想避开人群，求个安静，也难以做得这么彻底。
我满怀热情地投入了已经着手的工作，我觉得这种热情是和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相一致的。我生活在一些与古代贤哲毫无共同之处的现代哲学家当中。他们不但不能为我释疑解惑，帮我解决一些疑难问题，反而在我认为最有必要知晓的问题上动摇我的自信。因为，他们是无神论的铁杆传播者和说一不二的教条主义者，不容别人在任何一点上持有不同看法。我不愿意与他们辩论，而且我也没有辩论的本事。因此，我的论辩常常显得软弱无力，但我从来不接受他们那些荒唐学说。这些人本就专横跋扈，又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也就更不能容忍异己，我不接受他们那一套东西，是招来他们嫉恨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们没有说服我，但却害得我不得安宁。他们的理论一度让我动摇，但从未把我征服。我一直没有想出有力的驳辞，不过我觉得这样的反驳是有的。我常常责怪自己没有本事，倒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失。对于他们的谬论，我是用感情，而不是用理智作出反驳。
最后我寻思：“我就这样听任那些耍嘴皮子的诡辩来左右吗？我甚至不相信这些家伙鼓吹的观点，拼命要别人接受的观点，真是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在理论上的痴迷，以及要人家相信这相信那的狂热，让人无法看出他们自己相信什么。谁又在政党宗派领袖身上见过信义诚意呢？他们的哲学只适合别人，我需要一种适合自己的哲学。趁现在还来得及，尽一切努力来寻找这种哲学吧，以便给有生之年确立一种行为准则。如今我正值壮年，正是理解力最旺盛的时期，可是身体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要是拖延等待，以后再做这方面的思考，恐怕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的各种智力都将减弱，今天勉力而为尚能做到的事情，到那时就力不从心无法做成了。我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现在是我的外表我的身体发生变化的时期，也是我的内心我的精神发生变化的时期。我要一劳永逸地确定我的观点和原则。好好地思考一番，看自己到底该做个什么样的人，想法定下来以后，有生之年就照着做。”
这个计划，实施起来十分缓慢，好几次是从头拿起，但是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极为看重此事。我感到余生的安宁和整个命运都与此分不开。起初我处于那样复杂的迷宫，处处都遇到障碍、困难、矛盾，七拐八折，昏暗难行。气馁的时候，我不下二十次要把一切放弃。我丢开那些徒劳的探寻，准备用平常的谨慎态度去思辨，不再到那些难以理清的原理中去求索。然而谨慎却与我是那样无缘，我觉得自己无法得到它，更不用说要它来引导，我就像驾着一艘既无舵又无指南针的船，寻找一个几乎无法接近、又不指示任何港口的航标灯，来横穿风狂雨暴的大海。
我坚持走下去：平生第一次有了勇气。那时，可怕的命运开始裹罩住我，而我却一无所察。幸亏有这份勇气，我才没有被它压倒。我作了最热情最真诚的求索之后，决定终生从事与感觉有关的工作。因为拥有这些感觉，在我是很重要的。我这份努力，应该是从无先例的。即使这番寻求得到的是错误的结果，至少我可以肯定：我的错误还算不上大罪，因为我竭尽全力去避免犯罪。当然，我不怀疑，童年的偏见和内心的愿望使天平倾向于对我安慰较大的一边。人对自己热烈盼望的事情，很难不让自己相信。谁又想得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拒绝还是接受别人的评价，决定了他们是怀有希望还是恐惧？我承认这一切有可能迷惑我的判断，但绝没有动摇我的诚意；因为我做任何事情都唯恐出错。如果说一切都取决于怎样度过余生，那么，对我来说，要紧的就是要知道这点，并且至少趁早选择最好的方面，而且绝不上当受骗。不过，依我当时的心境，我最担心的还是为享受尘世的荣华富贵而付出灵魂。其实在我看来这点荣华富贵不值分文。
我还承认，我们的哲学家们经常提到的那些让我发憷的困难，也不是那么轻易地就被我克服了。但是，我决心要在人类智慧几乎没有涉及的材料上做番事情。由于各方面都有一些解不开的秘密和无法解答的反对意见，我便用感觉来解答每一个问题，我觉得感觉是最直接、最可靠的东西。我没有花时间去对付那些反对意见，因为我无法解答它们。但是对立体系中有些同样有力的意见，却是可以对付它们的。在这方面，武断的口气只适用于江湖骗子。但要紧的是，人要有独立自主的感觉，要有建立在成熟判断之上的感觉。如果有了这种感觉，即使犯错误，也不会受惩罚，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罪过，除非是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就是我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它成了我安身立命的基础。
苦苦思索的结果，大体就是我后来在《一个萨瓦牧师的信仰声明》中写载的那些文字。那本书已被现在这一代人糟蹋和亵渎了。但是，只要有朝一日恢复理性和真诚，它就必将在人类引起一场革命。
我经过那么长久，那么认真的思索，终于选定了原则，从此一颗心就平静下来。我把这些原则当做坚定不移的信义标准，行为准则，就不管别人如何唱反调了，反正他们那些意见我也没法解答。对于那些预见不到，时常换上新的面孔来干扰我思想的见解，我也听之任之，反正不管。有时它们也弄得我内心不宁，但从未让我思想动摇。我总是对自己说：“这都不过是形而上学的巧辩和故弄玄虚，与我的理智所接受的、我的感情所确认的、我的内心冷静认可的基本原则相比，毫无分量。在这些远超出人类悟性的事情上，别人的一个不同意见，就算我解答不了，可是它能够推翻一套如此坚实的学说吗？要知道这套学说是用那么成熟的思想精心连结、组织起来的，与我的理智和感情，与我整个人是那样投合，而且又得到我内心默许（其他学说都没有得到我内心的默许）的支持，难道轻易就会被别人一个不同见解推翻吗？不会的。”
空洞的理论不可能摧毁我的永恒天性与这个世界的结构，与我发现的支配这个世界的物质秩序之间的协调：我在相应的精神秩序中（这个系统是我思索的结果）找到了忍受一生灾难不可或缺的支持。换了任何别的系统，我也许是个最不幸的人，只能无助地活着，无望地死去。因此，我还是坚守这个系统吧，不管命运和那伙人怎样对待我，只有这个系统能使我幸福。
这些思索，以及从中得出的结论难道不是来自于上天吗？上天希望我对未来的命运有所准备，希望我经受住它的打击。如果在可怕的焦虑中，在下半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境况里，我找不到避难所以躲避无情的迫害者，如果我在世上蒙受的耻辱不能昭雪，正义得不到伸张，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遭受空前可怕的命运折磨，那么，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又会继续往什么地方沦落呢？一方面，我知道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心安理得，坦坦荡荡，只想到人们对我敬重和友爱，想不到会遭暗算；另一方面，那些奸邪之徒却耍阴谋，放暗箭，用魔鬼的圈套缠住我。我遇到意料不到的灾难，一颗高傲的心无法忍受，又不明不白被人陷害，蒙羞受辱，整个人被恐怖罩住，只能隐约辨出一些不祥之物。我一开始就大吃一惊，身不由己地瘫软下来。要不是事前留有余力，振奋精神重新站起，恐怕再也不能从这意外的打击中复原了。
动荡不安的几年过去以后，我清醒过来，开始反省，这才发现省下来抵抗厄运的精力是多么珍贵。我对应该做出评判的事物有了想法，通过把我的行为准则与处境做对照，我发现自己过于看重人家那些荒谬的评判，过于看重短暂人生的细小事件。人生其实就是一种受磨难的状态。至于磨难属于哪种类型并不重要，只要得出应得的结果就行。我还由此看出，磨难越大、越严峻、越繁复，对能够经受磨难的人就越有好处。任何人，只要明白痛苦能够给人带来非同一般的益处，再大的痛苦就对他不起任何作用。我在沉思遐想中得到的主要收获，就是确信能够得到这种益处。
确实，当四面八方传来无穷无尽的侮辱和诋毁，简直要把我压倒的时候，我有时也会生出一丝担忧和疑惑，从而动摇了我的希望，打破了我的安宁。这时，我未能反驳的那些反对意见，便更加猛烈地在脑海里冒出来，试图在我最倒霉的时刻，在我处于绝望边缘时将我压垮。而我打算收集的一些新论据常常也在这时冒出来，与那些反对意见打起合手，一同来折磨我的头脑。
“唉！”我经常非常沉痛地寻思，“如果在这可怕的厄运中，理性给予的慰藉只是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如果理性通过毁灭自己的作品，来摧毁留给我的希望与信赖的支柱，那么，还有谁能够使我免于绝望呢？如果幻想在这世上只能安抚我一个人，那还怎么支撑下去呢？”当今这一代人认为我的学说只有谬误和偏见，而与我对立的体系却充满了真理与事实。他们甚至不大相信我是真心实意信奉这个学说，不相信我在悉心研究它时，也曾发现许多解决不了的难题，然而却并没有因此抛弃这个学说。难道芸芸众生当中，就我一人理智、一人清醒么？就我一人认为，事物就是如此，只要与我相适就行了么？那些在其余人看来很不坚牢，甚至我的感情与理智脱节时也觉得虚幻的外表，我能相信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这样的方法来对抗迫害我的家伙，岂不比死守戒律，一味忍受他们的伤害而不奋起反击更好么？我原以为自己明智，其实不过是自己判断失误的受骗者、牺牲品。
在那不安和疑惑的时刻，有多少次我陷入了绝望。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一个月，我这辈子就完了，我这个人也就完了。但是，这些来得频繁的危机，总是转瞬即逝。虽然现在我还未完全摆脱这些危机，但它们来得那样稀少，而且每次是那样短促，根本不可能打搅我的安宁。那不过是轻微的忧虑，再也不能伤害我的心灵。就像一根羽毛落入大江，根本不可能搅乱水流一样。我觉得，重审先前已经定下来的论点，就好像要我接受新的评判，或者要我接受对真理更为成熟，更为虔诚的认识。因为这些情况没有一个符合我的实际，所以无论摆出什么坚实的理由，我也不能放弃壮年的感觉，而去适应只能在绝望中给我火上加油的论点。因为那是我精力最旺的时期的感觉，是经过严格反省之后的感觉，是我遁世隐居，除了探索真理之外，再无别的兴趣的时期的感觉。如今，我的心极度悲伤，我的感觉因烦恼而衰弱，想象力因刺激而迟钝，头脑总是为不胜枚举的可怕奥秘所缠扰，机能因年老和忧伤而衰退，丧失了活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敢舍弃尚存的一点精神力量吗？还敢相信使我不公正地受苦的日益衰落的道理，而不相信要补偿我无端遭受的痛苦、饱满充实富有活力的道理吗？不，我在决定这些重大问题时比什么时候都明智、豁达、真诚。当时，我并非对今天所处的困境毫无预感，但并未受其影响，如果说我当时确有觉察不到的情况，那就是这种微妙的形而上学的诡辩，只是它们不可能动摇古往今来为各民族所承认的，为贤明人士所接受、不可磨灭地刻在人心上的永恒真理。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明白：人类的悟性受感官限制，不可能面面俱到地想清了这些问题。因此我也只限于思考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是个合情合理的办法。从前，我依照此法行事，今天我仍坚持使用这个方法，我的感情与理智赞同我这样做。既然有那么多理由促使我坚持采用这个办法，我还有什么理由放弃它呢？我坚持采用它会担什么风险？放弃它又能得到什么好处？难道我既要接受迫害我的那帮家伙的理论，又要接受他们的道德吗？他们那种既无根由又不结果的道德没有任何能够渗入心灵与理智的东西，尽管他们在书中或某个引起哄动的戏中大事渲染。或者我应该接受另一种秘密而无情的道德。那就是那帮结伙营私的家伙内部通行的看法。换了别人只会把它当做面具，而他们却作为行动准则，并巧妙地对我加以运用。这种道德纯属是侵犯性的，只能用于进攻，无法用来自卫。在他们把我害得如此凄惨的地步，这种道德对我又有什么用呢？在不幸中能够支撑我的只有我的清白无辜。如果我将这唯一的、但是强大的资源抛开，而代之以邪恶，那我将会害自己变得更加不幸！用损人的手段能伤害他们吗？即使能够伤害他们，给他们造成痛苦，我的痛苦又能因此而减轻多少呢？到头来会什么也没得到，反而失去了自尊。
就这样我反复作了一番思考，终于将我的原则进一步坚定下来，不再为那些居心叵测的论据、无法接受的意见，和我无法克服，甚至人类智慧也无法克服的困难所动摇。我把我的智慧安放在最坚牢的位置上，让它习惯于栖息在那儿，接受我良心的保护，因此它丝毫不会为任何新的老的奇谈怪论所激动，也不会一时半刻扰乱我的安宁。即使是在精神沮丧、意气消沉的时候，我纵然忘掉了给我的信仰和做人准则提供基础的那些推理，也绝不会忘记我从这些推理中归纳出来的、为我的心灵和理智所肯定的结论，于是我就坚持下来。让所有的哲学家都来吹毛求疵吧，他们会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的。在有生之年，无论什么事情，我都将按照我在最能够作出正确选择时所做出的决定行事。
在这样的心境里，我安然自得，从中找到了此时此地我所需要的希望和慰藉。当然我有时也会为如此完全、持久、凄苦的孤独，为整个当今一代总是那么一触即发的仇恨，为他们不断使我遭受的侮辱而消沉低落。我的心还不时地为飘忽的希望和磨人的疑惑所困扰，因而充满忧伤。这时的精神活动无法使我安心，我需要回忆从前的决定。于是为作出那些决定而投入的思考、关注的事情和内心的诚意便又浮上心头，使我又充满信心。这样一来，我就不再做任何新的思考，认为它们是错误的，只是虚有其表，只会扰乱我的安宁。我就这样把自己束缚在从前的狭小知识范围里，不像梭伦那样，有幸活到老学习到老。我甚至不得不压住危险的好胜心，因为我想去学习我不可能深入了解的知识。不过，虽然在学识上我不能指望获得很大收益，但在我的处境所需要的德行方面，我还是有很多重要东西要学的。因此，用所学的知识充实和点缀我的灵魂是正当其时，也只有这种知识是我的灵魂能够随身带走的。当它摆脱妨碍它、迷惘它的躯壳，看见一无遮掩的真理，将发现被我们那些伪学者拿来装点门面的知识是多么可怜。它会为今生今世糟蹋那么多时间去获得这些知识而惋惜。但是，忍耐、平和、顺天认命、廉洁、客观公正却是财富，是灵魂可以带走的宝贝。我们可以不断地以此丰富和充实自己，不必担心死亡会使其贬值。我晚年从事的工作，就是这种有益的研究。我并不希望在去世时比出生时更好，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对自己的研究有所进展，从而在去世时比出生时更有德行，那就是大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