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能处变不惊，方能安稳如山。有一天，曾国藩接到弟弟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
曾国藩立即回信谆告弟弟说，他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曾国藩认为，做官要修养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的心态。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服众。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如烈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不能耐烦者必不能成大事。曾国藩前后期耐烦精神不一样，前期重在有身居高位、敢于直谏的耐烦劲儿，后期重在治军打仗、修炼心智的耐烦劲儿。
曾国藩说，他愧居高位，也想忠贞报国，不敢唯唯诺诺，阿谀奉承，以求容身，唯恐这样做会玷污宗族，辜负了大家的一片期望，故需要耐烦功夫在晚清大臣中，曾国藩的直谏是出了名的。他并不想出风头，甚至觉得这样做十分危险，但作为臣子，他认为这就是忠诚，就是尽自己的本分。荀子说，忠诚有三个等级，大忠、次忠和下忠，无论是哪一种忠诚，都要有利于君主：
但忠诚并不是一味的随声附和，如果君主的政策和行为发生错误，就应该大胆陈言，加以规劝。
但大胆进言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一语不慎，轻则导致皇上疏远，重则导致杀身之祸，历史上由于大胆直言而触犯龙颜遭罹杀身之祸的人和事太多了。
所以曾国藩每次出于忠心直谏，但仍心有余悸。
一八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曾国藩上一谏疏，敬陈皇上预防流弊。事后曾国藩谈了自己的感受：
我谏疏的言辞非常激动，而皇上气量如海，尚能容纳，这难道是汉唐以来的君主所能比拟的吗？我想，自己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父母被皇上诰封三代，儿子也荫任六品，不为不荣。如果这种情况还不能尽忠直言，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建言呢？皇上的美德乃自然天禀，满朝文武竟然不敢有一句逆耳之言，将来万一皇上一念之差，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思想，并且逐渐发展到只喜欢听奉承话，而厌恶听任何逆耳忠言，那么满朝文武大臣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今趁皇上元年新政伊始之时，把这骄傲自满的机关说破，以便使皇上兢兢业业，断绝骄傲自满的苗头。这是我的区区本意。
现在人才缺乏，民l心不振，大家都在小事上谨谨慎慎，在大事上却马马虎虎，每个人都习1惯了唯唯诺诺、阿谀奉承的风气。我想用这篇谏疏稍稍挽救一下江河日下的风气。希望朝中的大臣们能耿直起来，遇事谁也不敢推脱。
这是我想表达的另外一个意思。
折子递上去时，我恐怕会冒犯皇上的不测之威，因而早已将福祸置之度外。不料皇上慈颜含客，不仅不治我的罪，而且还赏赐了我。
从此以后。我应更加尽忠报国，不再顾及自己和家人的私利了。不过以后奏折虽多，但断不会再有现在这样激切直率的奏折了。
曾国藩是按照''忠臣不避死，谏不违罪"来要求自己上谏的。至于他的因祸得福，那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在曾国藩看来当官之所以要耐烦，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为什么说"无官一身轻"呢？就因为不做官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情。
曾国藩认为，治军打仗也必须要耐烦。一八六四年，曾国藩率部队追击捻军。一天夜晚，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惊惧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献计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
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伏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正有耐烦，曾国藩才化险为夷。
曾国藩在训练耐烦的方法上，强调要修炼心智。曾国藩引用庄子的话说：
"美名成功于长时间的积累"。突然被人信服的人，那么这种信任是不牢固不可靠的，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的人，那么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际才能。品德高尚、修养很深的人没有赫赫之声名，也无突然而得的美名，这就像一年四季的变化，是逐渐有序地完成一年的运转，让人们感觉不到它的更替。因此，一个人诚实而具有高尚的品质，就像桃李，虽不说话，但由于它的花果美好，自然会吸引人们慕名前来。
曾国藩还曾经说，吴竹如教诲我说"耐"，我曾经说过："做到了'贞'，足够干一番事业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贞'。竹如教给我一个·耐，宇，其意在让我要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贞'靠近。这一个宇就完全能够医治我的心病了！"曾国藩好用"平实"二字教育人，我们从他的《批牍》中可以知道。他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气虚几乎是不能审，让他去办平常事情都不行，更何况于打恶仗那样的危险昵？"
世人所说的豪杰人士，基本是抱着济世之才，矢志不渝，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心，艰难危险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气的人。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他为了实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思想，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与他们相互勉励。如："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只是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说的'谁敢侮，孟子所说的'强为善'都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是人要自强，但首先应该耐得住日积月累的磨炼。
又如："凡是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平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会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恒。
又如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军事兴衰，全在于一两个人的志气，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阁下暗暗地进行激励吧。"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恪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实怀惠。所谓'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忮'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事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忌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忮'心，'人能够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
不去掉'求'，满腔天天都是卑污。我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只恨没能够扫除干净。你们要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工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可惜这番道理太高了，不能向平常人讲说罢了！"由此可见，耐得住性情，才可经得起考验，才能成就一番大事。曾国藩正是通过耐烦做官，才解决了为官过程中的一件件难事，在复杂的社会和环境中保全了自己，取得了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