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刚与柔是做事的两个方面，两者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要想成功地办好一件事情，则需要对刚柔的尺度进行很好的把握，这样才能让自己站稳脚跟，让事情朝着自己预期的方向发展。
曾国藩非常认同祖父所训导的"做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曾国藩对"刚"有着独到的理解，他认为"刚"是一种"倔犟"的精神，他认为人生不可缺少"倔犟"二宇，在功业文章中都必须将这两个字贯穿其间，否则会一事无成。
兵困祁门之时，曾国藩的倔犟之气最有特色。一八六○年，曾国藩驻扎在祁门。当时安徽南北十室九空，从金陵到徽州八百余里，遍地都是太平军，没有哪一天没有战斗。徽州刚失陷时，休宁、祁门一带大为震惊。有的人劝曾国藩将军营移到别的地方，他说："我初次进兵，遇到危险就退却，以后的事情怎么说呢？我离开这里一步，就没有死的地方了。"何等的倔犟！敌军到后，四面围攻，他亲笔写下遗嘱，营帐上悬挂佩刀，从容布置迎敌，没有改变平常的态度，死守了二十来天，征召鲍超一起大战一场，将敌军驱赶到岭外。
他的幕僚曾总结说："十余年来诛杀未果的狂妄'敌军'，曾国藩领军四年，就依次予以荡平，都是因为祁门刚开始时的倔犟和不胆怯，才能够使敌军胆寒，振作士气。"曾国藩认为，刚毅倔犟不等于刚愎自用，要把两者严格区分开来。他说：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但强毅与刚愎不同。古人说，自胜之谓强，日强制，日强恕，日强为善，皆自胜之意。如不习惯早起，而强制天未亮即起；
不习惯庄重尊敬，而强制参与祭祀仪式；不习惯劳苦，而强制与士兵同甘共苦，勤劳不倦，这就是强。不习惯有恒，而强制自己坚决地持之以恒，这就是毅。
不这样做却以气势胜人，是刚愎。二者表面相似，其实有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曾国藩认为，倔犟能够成事，但要注意避免走到愤怒的地步。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回信中说："初十日接到你初七日申时来信，对我初四日所谈苏州、上海整顿粮饷一事，分析规划得非常详细明白，高谈阔论，可慰可敬。弟近年来在我愤怒和激动的时候，总是好言相劝；即使弟弟自己愤怒和激动的时候，也常常马上收敛。用这种看法推知弟的道德和器量是不可限量的，后福也是不可限量的。大凡担任国家大事的人必须有气度，忧虑之气积于心中就变成了负担，所以说倔犟到了极点，就不能不流露出愤怒和激动。以后我们兄弟动气的时候，彼此之间应该互相劝诫。保留住倔犟的品质，除去愤怒激动的情绪，就可以了。"曾国藩认为，天地间的规则，在于刚柔相济，不可以偏废任何一方，太柔软则没有力量，太刚硬则容易折断。因此，他一直都在寻找最佳的刚柔平衡点，在处理"鲍超北援"这件事情上，曾国藩可谓是把握了刚柔的最好尺度。
一八六二年咸丰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大将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几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八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
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现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乎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
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十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行，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伤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们二人之所以高明，则是由于接受了当时正在曾国藩幕中充任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事后，胡林翼选择李鸿章、陈鼐、李榕三人的献议附于曾、胡二人的书面意见之后。编为《北援集议》一书，刊行于世。大概由于内部议论过于直露，不宜公开发表，在刊刻时删去了一些内容，所以最后在李鸿章的条陈中已不见"按兵请旨"的字句。
曾国藩、胡林翼不愿派鲍超北援，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鲍超乃一员勇将，朝廷肯定让鲍超归胜保管辖，而胜保极端仇视湘军，胜保若以"勤王"之名。
将鲍超收为麾下，那时北援湘军就会拱手送人，这对全局又是大有影响的事。
但鲍超不明底里，认为自己失去了一次立功社稷的大好机会，故露出不满之意。还是胡林翼善于做思想工作，写信劝诫说：
"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不可以他词推诿，其时涤帅筹思无策，只得应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与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经过胡林翼的一番开导，鲍超才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如果说在"勤王"问题上，曾国藩采纳李鸿章的意见"按兵"抗上是一种"刚"，而曾国藩对待鲍超的这番良苦用心则可谓是一种"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