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为官者有责任直言时弊，因为皇帝听习惯了奉承的话，可能就对逆耳忠言不喜欢了，但是如果整个朝廷的官员都不肯直言时弊，皇帝就会以为国家没有什么事情，产生出骄傲的情绪。曾国藩是晚清官场上的有胆有识之士，关注时局并力图改变时弊，他在十年京官生涯中，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和批评弊政，显露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忠君保国的决心。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备陈民间疾苦疏》就是他直言时弊的一个例子。实际上，他对时弊的直言不讳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一八四二年到一八五一年，曾国藩先后担任过翰林院侍讲、侍读和国史馆协修。这些官职虽然地位不低，但没有实权，依然以读书提高修养为主，"储才养望"而已。随后他担任过礼部、工部侍郎等职，情形与翰林大致相仿。
在这段时期，曾国藩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时势和社会状况。在和师友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的同时，也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以增进对现实政治真相的了解。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促使曾国藩更加深入地研究现实，坚定他的政治抱负，决心担当挽救清王朝的大任。
面对鸦片战争以来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不断涌现的情况，曾国藩焦虑不安，他十分清醒地看到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与武备好坏，他目睹了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他认为，清朝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官吏的贪污腐败和残暴不仁。曾国藩认为自道光末年以来，中国从乡村到城市，从内地到沿海，处处都呈现出动荡不安的景象。究其原因，就是官吏的贪污和残暴造成的。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就指出："今事以来，粤盗益复猖獗，西尽泗镇，东及平梧，几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其最终结果就是酿成农民运动不断发生，从而危及整个统治的安危。
第二，司法腐败，有法不依。曾国藩认为吏治腐败和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整个国家和社会缺乏公正的法制和舆论环境，贪官污吏没有被绳之以法，反而逍遥法外；国家机构没有对造反者进行有效的镇压，也没有严格按照传统的道德法则予以制裁。
曾国藩指出：''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猾机巧逍遥自得。"他对这种状况痛心不已"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园，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困肝胆，又与掀振一番。"面对时局的艰难和人心的涣散，面对法制上有法不依的混乱局面，曾国藩感到忧心忡忡。
第三，官僚冷漠无情，麻木不仁。曾国藩认为，这正是政治腐败的关键，甚至比吏治和司法腐败更为严重。当时朝野上下的各级官吏，办事敷衍塞责，得过且过，不求进取，甚至推过揽功。曾国藩认为这都是人心麻木不仁的表现。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官吏腐败的情景：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日退缩，日琐屑j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日敷衍，日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咸丰皇帝上台之初，下诏求言，曾国藩借这个机会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对于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等问题，都指出了受病之困和治理之方，从中可看出曾国藩对时弊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在这些奏疏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曾国藩在一八五○年四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曾国藩在这篇奏疏中直率地指出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完全在于皇帝的个人态度，他对皇帝提出了三方面的批评。
一是批评咸丰皇帝注重小的细节而疏略了大的局势，并指出对派往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的人员安排有不当之处。例如臣下觐见皇上，该穿什么款式和颜色的衣服，本有明确的规定，皇上却不厌其烦反复过问，这是"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但"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要善"。如姚莹年近七十，在军队中具有较高的威望，仅"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
严正其地位不高，资望也很浅薄，但皇上委托其办理粮草的重任，"难资弹压，权分则易致牵掣"。这对于当时自皇帝以至宰相百僚之避重就轻，涂饰小事，以求容悦取宠的作风，无异于无情的棒喝，可谓痛切到了极点。
二是批评咸丰皇帝注重文辞而忽视了实际。曾国藩指出，皇上继位以来，多次表示要开言路求善言，对于所有大臣上奏的奏折，有较好建议的要给予奖励。但结果"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即使奖励了个别的大臣也只是做做样子罢了，毫无实际的效果，而且朝令夕改。
三是批评成丰皇帝自食其言、饰非拒谏、刚愎自用而不知悔改。曾国藩说咸丰皇上继位以来，曾公开宣称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一改常态，坚持"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这是不守信用的表现。
况且目前情势紧急，广西军务大计皇帝一人运筹帷幄，臣下极少参与。即使一时取胜，上下则会"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之大惧也"。
曾国藩所上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对当时的政治风气及皇帝个性，可说是痛下针砭。曾国藩的犯颜直谏惹得咸丰皇帝大怒，但终归是有惊无险，而且这使他声名鹊起，朝野上下都对曾国藩一片好评。咸丰皇帝本人深思熟虑后，也为曾国藩忠君的诚意所感动，后来降旨褒奖曾国藩，并命曾国藩兼署刑部侍郎。
曾国藩在此疏中表现了他的耿耿忠诚，而成丰皇帝也从中看出了曾国藩有担当、有抱负，可委以重任。这一奏疏对曾国藩个人的前途以至清王朝的前途，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当太平天国运动愈演愈烈时，清政府竟然找不到一个可用之人去平定，朝野上下一致想起犯颜直谏、希望有所作为的曾国藩。于是一介文臣曾国藩被委以重任，奉命组建军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曾国藩终于得到了一展抱负的大好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