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从总的效率来看，而要看资本效率它可能比我们高一些，员工效率可能比我们低一些。而我们一般来看是要看整个效率，就是所有全要素的生产力。全要素的生产力，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因为有时候很难比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说是公平和效率之间取舍的问题。现在我们看东亚国家，东亚国家在他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是有很有效率的，并没有丧失公平。朝鲜在7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有一段时间，他的基尼系数是在提高，而且提高从来没有提高到中国现在的0.4以上，而他提高0.34-0.36，是这么一个提高水平，而那时候政府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他们修改了很多策略，最后这个又降下了。台湾地区是从事没来提高的，日本从来没有提高。这个很有意思，在中国有一个很强的观念，就是公平和效率之间它是一个取舍的关系。就是库斯曼在50年代提出一个观念，他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看了13个国家的数据，后来又做了很系统的研究。就是收集了很多国家的数据，都看不出这个关系来，看不出来一个国家非得要牺牲公平才能够获得效率，也看出一个国家非得要牺牲效率才能获得公平。
恰恰现在某种意义上，从实证角度来讲这个结论是相反的。就是你把公平这个问题，比如巴西，如果把公平问题解决好了，反而能够促进你的效率，主要看你怎么解决公平的问题。如果看政府强大的税收，这种拆了东墙补西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通过政府的投资教育、投资卫生，如果国企像你说得那样把钱拿来不是简单提高他的收入，而是提高他的教育。我们在广东省五个城市做了1500名农民工的调查，深圳、广州、佛山、东莞和珠海，我们参观了农民子弟工的学校，农民子弟工的学校都是私立学校，每一年的学年的学费是1500元左右，这是小学，政府在那里一分钱也不拿。我可以说国有企业现在盈利什么等等，我可以赞成这种。但是你这个盈利没有去做整个社会的改善，社会的基础的改善，我是反对的。我没有看到中国在这方面实行新加坡的政策，至少在这方面我没有看到特别的证据。国有企业要知道在2007年以前要分红的，如果连红都不分的话，怎么完成它企业的社会职责。现在世界银行建议一下，现在开始分红了，至少我在中国调查没有看到这个分析的结果。
再靠出口拉动中国经济的可能性很低
现场提问3：后危机在中国到底构不构成？后危机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会以什么一个曲线表现出来。
黄亚生：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为什么政府要保八，可能头4%是不真正创造经济价值，后4%是创造经济价值。比如创造农民工的收入，确实从我们交换研究上来看，金融危机对农民工是有打击的，但是打击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大。第二就是从2005年以后到2008年农民工的收入是有增长，而且这个增长是相当快。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此时此刻中国的经济基础，我们以后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第一次涨工资是哪一年？95%的人回答，第一次涨工资是2005年，以前没有涨工资。当然这是广州的情况，我不知道在上海和北京怎么样？虽然2005年以后，2006-2008年有三年的10%、9%的增长，但是他的基尼系数是很低的。但是我这儿有一个数据，就是有十几年没什么增加，现在增加的话对宏观经济影响是很小的。为什么现在投资这么大，对经济影响很大的话？就是因为那个基数很低，他增长再快对宏观影响也很大，这就转成对危机的渠道。
我觉得中国理亏就是流动性带动，现在中央银行就是收紧货币之类的。我觉得房地产在这里起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说房价走势是怎么样。我感觉不好，因为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投资5%，然后消费率、收入、增长以及与投资增长慢很多。另外就是从中国今年、明年的外部环境来看，外部环境越来越显著。美国肯定今年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年头，它是一个政治年，大家要参加竞选等等，你再靠出口拉动，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
我跟你讲这么一个例子，我到广州的时候他们跟我讲，广州现在到武汉的高铁收费500元太贵没人坐，只有中国才有这种事情。不是没有人坐吗？我把便宜的那些班次取消不就是了。我就把那些取消了，便宜的那些是100多，而贵是500元，而那取消了之后还是没有人做。这里的这种做法对中国经济的威胁是很大的，很多农民工本来就是100元到武汉去做个小生意，卖个小商品，是因为内需。他到美国卖不了，你应该让他到武汉去卖，人家100元的时候回报是10%-20%，而500元是绝对不坐这个车次。这创业家的损失是在统计数字里面看不出来，搞这种的情况，在我看来如果过去10年建了这么多高速公路还可能对经济增长有一些促进作用，以后再这么建的话，如果再用这种垄断的方式就是一个破坏的作用。
就是说什么时候危机发生很难讲？一般我们讨论将来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也可以说将来的GDP数据，但不要说日子，你可以说日子，但不要说将来和经济一块说。
现场提问交流
在中国，提高GDP的官员容易被提升，而是不人均GDP
现场嘉宾：老师好，全球视野很多考虑是从新的角度，我非常愿意你接受，希望你的结论是对的。我之后有两个结构性的问题希望讨论一下，实际也是一个数学分子和分母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通过结构问题，刚才谈到基尼消费水平增长比较慢，不支撑GDP的增长，可能认为这个结论是消费比较高。这个我倒觉得公共产品增长的速度，对GDP现在的贡献很大。我们在80年代、90年代大部分经济消费显示在家家都在买电视机、买录音机、买什么对家庭消费。现在大量的是城市建设，公共产品的提供，污水处理厂，4万个亿的投资，20个万的拉动，大部分修铁路、修地铁，这个数字是相对、不是绝对下降，而是他的增长速度慢，这是一个分子的问题。
而印度的问题，我提一个分母的问题，因为我在一个企业当过一段董事。2006年我也去考察了一下，因为是随着释迦牟尼的足迹走了很多贫穷的地方。就是印度是不是一个分母的问题。您刚才说的所有问题，我觉得都是很对的，但是从统计方面来讲，如果分母缩小了，基本上是中产阶级和富人阶层来统计这个水平数据，它的增长也好，文明水平也好都会相当高，但是现在他有一个什么问题？我国问过一个专家，印度到底是多少人口？他说我私下告诉你，早超过你们中国了。为什么说超过了而统计不了，很多孩子连名字都没有，也没有名字，也不上学，也没有户口。不像中国，基诺族在西双版纳大深山里头，秦汉汉武那么多年没有发现，咱们解放军给发现了，现在也给上了户口。所以这个分母一小，可能有一些样本就又不太一样。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这里有很多方法论的东西我觉得挺好，有没有从经济学的角度或者从社会的角度有一些新的指标。现在我很怀疑现在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可能咱们在世界上，70年代是最好的。我们没有改革开放以前，这些数据有可能是世界最好的，还有GDP的问题是不是真正全面反应我们的发展水平。实际上你一直在讲可持续的问题，你谈巴西等都在谈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现在加上绿色GDP、垃圾的问题，这些工具本身能不能全面反应这些问题，希望将来有一个讨论。
黄亚生：我反过来回答，先回答第三个问题，确实统计GDP的问题很大，最近报告就说不应该从传统GDP的概念来衡量一个国家。对GDP的批评声音是一直有的，就是怎么能够有一个替代物，找一个替代物是很难的。第二我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即使忽略我们刚刚说的GDP的批判、预测等等，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指标。我看有一个新加坡的学者来研究统计数据来看，说中国哪种官员最容易被提升？他公式右边就有GDP，他发现很有意思。什么样的官员容易被提升？都不是人均GDP，就是GDP。就是说并不是在提高人均GDP的那些官员能够被提升，这是过去10年的数据，如果你不被教育是能够被提升的，如果不解决环境问题是提升，纳入到正的系数里面只有一个是GDP，而这个GDP还不是人均GDP。我过去认为是人均GDP，然后我就问你分母分子，我就问他你那个分母，他说用得是城市户口，我说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如果用常住人口，就是外来工，很有可能下降的那些城市很可能提升的GDP就要高。如东莞户口人口大概100万，常住人口是800万、900万，他的人均GDP很可能下降，但是怎么能得到提高。就是这种行政体制，鼓励非常破坏经济、破坏生态的行为。我觉得中国这个问题有您刚才讲GDP本身的问题，在国际上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本身对GDP怎么使用。印度我稍微有点不太同意，就是您刚才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