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赵旭
精彩要点：
要点1：我要讲的重点是：一是解除管制，开放市场带来经济发展；二产权是市场的基础；三，产权的核心是交易权；四，市场活跃程度是由市场中最不活跃的要素决定的，我们所有事情的效率都是由最没有效率的因素决定的。
要点2：现在的土地管理制度里面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埋了一个很大的陷阱，其用途是管制的，所以农用地变成城市用地时只能是国家来征收，也就是说管制农用地必须用于农业，不能用于城市建设，这里面是一个错误的联系。
要点3：我们把成都的做法进行了总结：一个核心：发展和完善农村市场；两大突破口：农村产权改革、转变财政资金投入方式；三个平台：小城镇投资公司、现代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商贸物流投资公司；四大举措：第一，土地综合整理，第二，扶持农业产业化、第三，完善风险分担机制，第四，提升农产品流通市场；五大成果：居住社区化、土地规模化、农业产业化、金融多元化、收入多样化。
要点4：农村缺的不是资金，而是市场，资金没有办法进去，没有办法获得资金，缺资金是结果，不是原因，如果是因为缺资金就去给他钱，那肯定是错的。政府的作用不是替代市场，而是要尊重市场和创造市场，还有一点是维护市场（监管市场，为市场铺路）。
要点5：市场活跃程度与效率、规模有关，如果土地不能交易，农业生产没有办法形成规模，现在还是坚持以家庭责任承包制为基本制度，这使得农村的经营都是个体化的，这种没有办法适应现在的市场经济，市场的作用也没有办法发挥。
要点6：把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确权到户、到个人，然后跟城市的房地产一样进行登记，有一个专门的土地部门进行登记，然后颁给他相应的土地证，建设用地证还是住宅用地证以及能用地证、营地证，都确权登记颁证，有了证，下一步就进行交易。这样的确权登记颁证以后，证就是合法的。
农村经历的几次解除管制和开放市场
从农村来讲，我们经历过几次解除管制和开放市场：第一次以小岗村为代表的承包制，这个承包制实际上开放了传统市场、农产品市场。以前农产品是统购统销的，开放了农产品市场带来了发展的******，1957年搞“******”，没有跃进，开放市场是真正的******；第二次是农民可以出去打工，这解除了对劳动力的管制，劳动力进入了市场，这次给农村带来的作用非常重要。现在大家都知道，农村青壮劳动力多半都在外地打工，农民收入多半来自农民打工。那为什么农村多半资金来自打工？很显然农村本身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受到很大的限制，种地无钱可赚，最近菜贱伤农就有人自杀；第三次是土地产权改革，产权进入市场。产权是市场的基础，有市场的，首先必须要有产权，因为没有产权就没有办法去交易。产权要明晰，若农民没有土地的产权，土地怎么能够进入市场？怎么去交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首先必须有产权，而且产权必须是清晰的，这是任何要素进入市场的前提。
在改革开放以前，农产品是统购统销的，虽然在名义上承认你有产权，承认地、粮食是你的，但有统购统销，不能自己卖。不能交易，这样的产权不完整，有缺陷，不是真正的产权。要吃饭怎么办？有公社，大锅饭让你吃，也不是中国市场来决定的，所以没有效益，没有办法进入市场。第二次改革解除了对劳动力的限制，落实了农民对劳动力的产权，以前劳动力毫无疑问是自己的，但不能自由运用，不能到工厂打工，只能种地，出工不出力，劳动力没有成为自己能够运用的产权，这个限制解除以后，劳动力要素进入了市场。
一个是产权市场，还有一个要素市场：劳动力、资本、土地。这里讲到了劳动力和土地，下面落实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后面还会讲到资本，资本要素不仅仅是农村问题。
产权的核心是交易权
产权的核心是交易权。产权是一束权利，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其中最重要的是交易权。产权可以分割和分离，当然，中国说的所有权、经营权分离和国际上讲所有权、经营权分离出发点不一样，后来形式的一系列做法也不太一样，但说明这个产权可以分离。
另外一点，产权会受到限制，比如说土地的用途有管制，基本上我们不太赞成土地用途管制，但土地用途管制在世界很多国家也存在，但即便存在，也应该和土地交易并存，也就是说土地用途的管制不应该导致交易的管制，所以可以并存。现在的土地管理制度里面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埋了一个很大的陷阱，因为用途是管制的，所以农用地变成城市用地时只能是国家来征收，也就是说用途管制是管制农用地必须用于农业，不能用于城市建设，如果允许用于城市建设，土地性质就会变更，这里面是一个错误的联系。如果不允许土地性质变换、转换，那么，作为农用地就一样可以交易。
土地用途管理之下就派生了土地产权，叫地票或者建设用地指标交易（这在重庆和成都都有），它是产权的一种变化。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人为的设置一些产权，比如说知识产权，地票也是人为设定的一种产权，但来源于土地管制，我们对建设用地指标的一种管制。当有了管制以后，指标本身就会产生价值，这跟火车票短缺、黄牛炒票一样，只要让他合法，指标可以有价值，包括北京机动车摇号，如果允许其交易，是有价格的，这可以通过市场来配置，地票也一样，离中心城市近的土地价值高，从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差价就很大，远离城市的地方用于建设用地就没有什么意义，这类似于设定土地发展权，等于变成土地发展权的交易，不需要到建设用地指标的地方去购买这个指标，然后可以征用城市周边的土地用于城市建设。
农村发展滞后的根源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三农”问题这么严重，农村不能发展的问题是农村市场不完善不活跃，在哪些地方不活跃？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产品市场看起来基本上是自由交易的，问题不大，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缺少大宗交易和远期交易，也就是说欠缺期货市场和大宗市场。比如，猪价涨了，大家都养猪，来年猪多了，猪价就跌了，农民就亏了，农民亏了就把猪给杀了，杀了以后来年就没猪了，没猪猪价又涨了，猪价涨了，城市人喊救命，没有远期安排。
从劳动力要素来讲，基本上也是自由流动的劳动力要素，农民现在可以自主决定到哪里去打工，但受到一些限制和制约：户籍、土地、社会保障制度的制约。从户籍制度来讲，成都最近把这些都放开了，但不见得到外面都一样，因为这个人要出成都，认定你是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还不知道，从统一户籍以后没有城市和农村之分，户籍制度是一个障碍。另外户籍制度还包含土地制度，如果一旦不是农民了，就不能够拥有农村的土地。还有一个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收入把城市和农村分开，给农村保障比较低，说土地就是你的保障，所以你不能卖。
制约农村市场活跃的因素
土地要素问题比较多，在成都、重庆，主要是成都，对土地权利进行界定，但还是存在用途的管制以及对交易的限制，也就是说，农民名义上拥有土地的产权，但实际上这种产权没有办法行使。
对于资本要素，主要面临的问题是金融管制，金融管制是各方面的，数量、行为通通要管制，开多少银行、银行怎么干要管制，银行能够接受什么样的物品作为担保、什么样的东西要抵押、质押也管制，保险也一样，什么样的产品，保险产品都必须拿到保监会去批，地方的创新不被认可。还有一点是财政资金投入，财政资金投入恰恰成为对资本的挤除因素，因为财政投进去了，不讲成本，但资本讲成本，所以把市场挤掉了，资本不能进来。市场活跃程度是由市场中最不活跃的要素决定的，土地和资本最不活跃，而它们恰恰决定了农村市场的效益。
农村差市场不差钱
成都是怎么做的？我们把成都的做法进行了总结：一个核心：发展和完善农村市场；两大突破口：农村产权改革、转变财政资金投入方式；三个平台：小城镇投资公司、现代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商贸物流投资公司；四大举措：第一，土地综合整理，第二，扶持农业产业化、第三，完善风险分担机制，第四，提升农产品流通市场；五大成果：居住社区化、土地规模化、农业产业化、金融多元化、收入多样化。
一个核心：发展和完善农村市场。农村缺的不是资金，而是市场，资金没有办法进去，没有办法获得资金，如果农村缺资金，而改革开放之前也是缺资金，干什么都没有钱，为什么发展到今天就不差钱了？钱多到不得了，没处去，多到通货膨胀，多到大家都去抢股票和房地产，房地产可以用“抢”来形成，所以现在限购，不让你抢，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依靠市场的发展，缺资金是结果，不是原因，如果是因为缺资金就去给他钱，那肯定是错的。政府的作用不是替代市场，而是要尊重市场和创造市场，还有一点是维护市场（对市场监管，为市场铺路）。
核心是转变农村资源的配置方式，市场恢复了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地位。就农村要素配置来讲，劳动力和资本、土地（主要是资本和土地）这些要素，在改革之前是怎么来配置的？改革之前资本叫资金，资金从政府投入中获得，农民拿出来的有限。还有一个是土地，土地怎么配置？根据家里人口来划分，划分完了30年不变，现在是长久不变，划分以后能否把它重新组合？基本上不行，因为这涉及交易，土地不能入股，不能投资，出资也会有问题，出售更不允许，有很多限制，所以配置方式主要不是通过市场，成都的改革从这些方面进行了尝试。
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实现了农村资源价值的提升，对于资源的重新配置，配置方式的改变，带来效益提升，这是经济学的基本道理，比如说生产可能性曲线进行。
还有一点是农村市场活跃程度，这主要涉及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主要是规模。市场活跃程度和效率跟规模有关，如果土地不能交易，农业生产没有办法形成规模，现在还是坚持以家庭责任承包制为基本制度，这使得农村的经营都是个体化的，这种没有办法适应现在的市场经济，市场的作用也没有办法发挥。
从以上来看，成都涉农投资融资体制改革覆盖了整个农村市场存在的各个方方面面。
两大突破口：一是农村产权改革。把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确权到户、到个人，然后跟城市的房地产一样进行登记，有一个专门的土地部门进行登记，然后颁给他相应的土地证，建设用地证还是住宅用地证以及能用地证、营地证，都确权登记颁证，有了证，下一步就进行交易。这样的确权登记颁证以后，证就是合法的，比如有了产权证就可以组织土地合作社，可以把土地作为入股，也可以投入农业企业或者出租给企业进行经营，还可以进行其他的一些安排。住宅用地整合以后可以变成指标，可以进行交易，这样一系列的安排就有了基础，明确土地的权利就落实到农民、农户个人，农民有了交易权利，可以行使交易权利，土地就进入了市场，土地进入市场并不等于市场就很完善。
二是转变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在这之前，成都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对农村的资金投入主要依赖政府投入，每年给多少钱。改革以后，不是说上级政府给的钱或者支农资金就不出了不要了，还是得要，但转变了投入方式，这个钱不能够不讲成本的投入，而是要转换成为辅助的角色来启动市场，把计划用于三农的资金注册成立了3个涉农投资融资平台，分别服务和支持于农地整理、产权流转、农业产业化、农产品流通、风险分担等各个方面，这些事是辅助化的事，是去启动市场的事，是对市场提供保障的事。通过以财政资金为杠杆，吸引了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对三农投入的逐年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