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孔子日：“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国语》云：晋羊舌黔习于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日：“周礼尽在鲁矣。”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案《竹书纪年》，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孟子》日：“晋谓之乘，楚谓之祷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祷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日：“吾见百国春秋”，盖指此也。
《史官建置》：然则官虽无缺，而书尚有遗，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又《春秋》晋、齐太史书赵、崔之弑，郑公孙强与于盟，使太史书其名，且日七子。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日：“周礼尽在鲁矣。”然则诸史之任，太史其最优乎？
《古今正史》：又当春秋之世，诸侯国自有史。故孔子求众家史记，而得百二十国书。如楚之书，郑之志，鲁之春秋，魏之纪年，此其可得言者。
《惑经》：且案汲冢竹书《晋春秋》及《纪年》之载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见获，书其本国，皆无所隐。唯《鲁春秋》之记其国也，则不然。何则？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奚独多乎。
《申左》：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案《春秋》昭二年：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鲁春秋》日：“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且，成于仲尼。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发凡例，皆得周典，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着将来之法。其长一也。
案：《史通》称引《鲁春秋》，其义可分为三：一是指晋韩起所见，如《六家》、《史官建置》、《申左》诸篇；二是指孔子所修，如《惑经》篇；三是指鲁国史之名目，如《六家》、《古今正史》诸篇。晋韩起所见《鲁春秋》，出自《左传》昭公二年。杜预注云：“《鲁春秋》，史记之策书，《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日‘周礼尽在鲁矣’。”杜氏又云：“《易象》、《鲁春秋》，文王、周公之制。当此时，儒道废，诸国多阙，唯鲁备。故宣子适鲁而悦之。”孔疏云：其《春秋》用周公之法，书鲁国之事，故言《鲁春秋》也。此二书晋国亦应有之，韩子旧应经见，而至鲁始叹之乃云。今知者因味其义而善其人，非为素不见矣。竹杨伯峻先生注云：“《鲁春秋》即《孟子·离娄下》‘鲁之《春秋》’。《春秋》为列国史之通名，《墨子·明鬼下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故鲁史日《鲁春秋》。下言‘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则韩起所见《鲁春秋》，必自周公姬旦以及伯禽叙起，今《春秋》起隐公，讫哀公，自惠公以上皆无存。《公羊传》又有所谓不修春秋，即未经孔丘所改定之《春秋》。万一其言可信，韩起所见必《鲁春秋》简策原本。”。三家注释，可合而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