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历史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留下了值得珍视的丰富的史学遗产。站在史学研究的立场来认真清理和批判继承这笔遗产，有两条相互联系但侧重点不同的思路。一条是史学史的思路。主要从史学实践即历史编纂的领域来总结和辨析历代史家所写的各种体裁史书的编纂体例和方法、内容特色和史料价值以及得失影响等。另一条是史学批评史的思路。主要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来概括和批评历代史论家、史评家所写的史学论著中的历史观念和史学思想、理论价值和批评方法以及对具体的史学实践的批评及影响等。国内史学界沿着前一条思路已取得可观的成果。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余年来，海峡两岸都出版了好多种各有千秋的“史学史”著作。比较而言，沿着后一条思路所作的史学理论研究工作却相对薄弱些，迄今尚无有分量的“史学批评史”著作。过去一般的做法是将后一思路所涉及的内容部分地纳入“史学史”，但这种纳入不仅局限性很大，而且不可能展示中国史学批评史的全貌。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我个人认为这两条思路的研究工作可以适当加以区别地进行。正如“文学史”之外又有“文学批评史”一样，“史学史”之外也应有“史学批评史”。所以，我一直抱有建立或撰写“申国史学批评史”的企图和构想。要实现这一工作量很大的规划，必须以史学批评史上一系列专题研究为基础。当然，首先得从古代史学批评名著人手。
在中国卷帙浩繁的史书中，史学批评论著大都以零散的状态有待我们深入爬梳和整理，虽然其中蕴藏着大量的真知灼见和精彩的史学思想。中国古代真正具有批判精神的成体系的史学理论著作屈指可数。被人们所公认的经典性的史学批评论著只有三部：唐入刘知几的《史通》、宋人郑樵的《通志·总序》以及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这三部书中，我认为批判性和系统性最强的是《史通》。刘知几和他的《史通》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起着承前启后、异峰突起的重要作用。即使放在同时期世界史学发展史的背景下，刘知几及其《史通》也是光彩夺目的。我想，抓住了刘知几和《史通》也就抓住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关键环节，通过刘知几和《史通》的研究进而展开史学批评史的研究，以致最终能写成一部“中国史学批评史”。这就是我当初选择刘知几及其《史通》研究作为自己博士论文题目的一个指导思想和写作缘起。
五年过去了，其间世道人事发生了多少令人感叹不已的变化。现在，这本书仍旧保持以前的基本面貌，只在文字上作了有限的修订。尽管学界对《史通》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进展，我自己对书中个别问题的思考也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但我还是愿意用此书原来模样来保留或显示读博士时的实际学术水平，以历史的态度对待自己。
本书现在能够在台湾出版，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恳请台湾的学术界和读书界的同仁们，对书中所提出的一些不太成熟的新想法以及观点和材料上的不当之处批评指正。我也希望有兴趣的学者和读者参与和推动史学批评史的研究工作。
在这里，请允许我再一次对精心指导过本书写作的我的老师张舜徽先生、李国祥先生以及程千帆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对所有关心过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的师友表示感谢。我特别要感谢文津出版社的总编邱镇京先生促成本书在台湾的出版。
本书作为博士论文写好后，曾先经过武汉大学、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学院以及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十几位有关专家学者的初审，这些专家学者对我的论文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我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感谢。1986年春天举行正式论文答辩会。其间何兹全先生、张振佩先生、朱祖延先生都对我的论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请这几位德高望重、有长者之风的老先生接受我衷心的谢意。令我非常遗憾的是，对《史通》研究有素的张振佩先生不幸于1988年10月逝世。我愿借此机会再次表达我的深切怀念之情。
回想当初写作本书的情景可谓不乏艰辛。在一座美其名日“幸福楼”的一间潮湿昏暗的斗室中，宛如“火炉”的酷夏，穿上深筒胶鞋以防避讨厌的蚊虫叮咬，奋笔疾书，挥汗如雨。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激励着我呢？是对古人的敬意。刘知几曾极其沉痛地担忧《史通》不被人理解，难以传世，他不能不“抚卷涟湎，泪尽而继之以血”。正是这种以自己生命为代价的严肃而崇高的写作态度，保证了《史通》的不朽。我们对古人保持敬意，也正是为了对自己的言词和写作负责。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