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一段时间后，灯塔的建造者逐渐发现，过往的船只总是想方设法逃避缴费。他们或者绕过灯塔行驶，或者以自己熟悉海路为名干脆就拒绝缴费。建造者们只能增雇人手加强管理，但他们又没有执法权，就是真碰上不交费的人，他们也无可奈何。而且，增雇人手也加大了建造者们的成本，慢慢地他们就变得入不敷出了，于是，私人建造的灯塔慢慢地也就关闭了。
可是，海上航行必须需要灯塔的指引，那么灯塔就只能由政府出面来建设。过往的船只从此不用再向政府交费，他们将免费使用灯塔资源。
这个故事说明，并不是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可由私人提供。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要向民众供给私人不愿意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公共物品。
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物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所谓非排他性，是指某人在消费一种公共物品是，不能排除其他人消费这一物品（不论他们是否付费），或者排除的成本很高。简言之，排他性是指一件商品我用了别人就不能再用，比如我吃了一口苹果，别人就不可能再吃我已经吃的这口。所谓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影响别人同时消费该产品及其从众获得的效用，即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为另一个消费者提供这一物品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为零。竞争性是指我用了一件商品别人就会少用一件，我吃了一个苹果其他人可以吃的苹果就少了一个。
比如，城市道路上的路灯照亮了我回家的路，并不妨碍照亮我邻居回家的路；我得到了路灯照亮道路的好处，也并没有减少我的邻居得到相同益处的机会。路灯便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可以试想一下，假如路灯有一天坏了，政府不去维修。你会去维修路灯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答案是否定的。假如没有政府维修，我们的路灯多数会黑掉。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故事，来探讨政府应该如何提供公共物品的问题。
美国一个小镇的居民喜欢在7月4日美国国庆日这天看烟火。这个小镇的企业家艾伦决定举行一场烟火表演，可以肯定艾伦会在卖出门票时遇到麻烦。因为所有潜在的顾客都能想到，他们即使不买票也能看烟火。烟火没有排他性，人人都可以看烟火。实际上，人人都可以搭便车，即得到看烟火的机会而不需要支付任何成本。
尽管私人市场不能提供小镇居民需要的烟火表演，但还是有办法解决小镇的问题：当地政府可以赞助7月4日的庆祝活动。镇委员会可以向每个人增加2美元的税收，并用这一收入雇佣艾伦提供烟火表演。
因此，政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政府确信，总利益大于成本，它就可以提供公共物品，并用税收为它支付，可以使每一个人获得观看烟火的权利。因此，这种公共物品理应由政府来提供。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能经常享受到免费的产品和服务。总体而言，公共物品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纯公共物品，即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第二类公共物品的特点是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却可以较轻易地做到排他，有学者将这类物品形象地称为俱乐部物品；第三类公共物品与俱乐部物品刚好相反，即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但是却无法有效地排他，有学者将这类物品称为共同资源或公共池塘资源物品。
俱乐部物品和共同资源物品通称为“准公共物品”，即不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准公共物品一般具有“拥挤性”的特点，即当消费者的数目增加到某一个值后，就会出现边际成本为正的情况，而不是像纯公共物品，增加一个人的消费，边际成本为零。准公共物品到达“拥挤点”后，每增加一个人，将减少原有消费者的效用。
通常而言，纯公共物品都需要政府来提供，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国防。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有什么比国家安全更重要了。但国防作为一种经济品，与面包等私人物品完全不一样。10块面包可以按人头分为许多份，而且一个人吃过的面包另一个人就不可能再吃一遍。而国防一旦有人提供，就会对所有人产生平等的影响。无论是和平主义者还是好战分子，无论是老人还是青年，无论是目不识丁者还是饱学之士，都会享受到同样质量的国防服务。
都是“国有”惹的祸？——公地悲剧
红红的樱桃不仅样子可爱，而且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自然成了不少人的喜爱之物。婺州公园的樱桃一熟，就被大家“追捧”。网友“毛虫妖精”在论坛发帖称“今天早上和家人一起到公园玩，发现那里的一片樱桃熟了，很多人都在摘，有折树枝的，有爬上树的，还有的竟然搬来梯子（虽然搬梯子的人说是公园管理员），一起动手，可热闹了。看了半天都弄不懂了，这样子怎么就没人管呢？是不是谁都可以摘？
有人表示“樱桃不摘也会烂掉，明天也去摘几颗尝尝鲜”。
和所有水果一样，樱桃有着一个自然的成熟周期。还没成熟的时候，它们味道很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樱桃的含糖量提高了，吃起来也就可口了。专门种植樱桃的农户到了收获时节才采摘樱桃，所以，超市里的樱桃都是到了成熟期才上架的。然而，长在公园里的樱桃，却总是在尚未成熟、味道太酸的时候就被人摘下吃了。如果人们能等久点再采摘，樱桃的味道会更好。可为什么人们等不得呢？
专门种樱桃的农户，是在私人土地上种植樱桃树的，要是有人胆敢擅闯民地，采摘樱桃，必然会被告上法庭。而农户也毫无道理要提前收获果实。毕竟，收购商为成熟的果实出价更高，而消费者也愿意多出钱买甜樱桃。
但在公园里，人人都有自由采摘樱桃，所以动机也就不同了。人人都知道再等久点樱桃的味道更好，可要是真等太久的话，树上早就没有樱桃可摘了。
公园里的樱桃，稍一成熟能下口的时候就开始从树上消失。在这个时候，它们的味道并不好。可由于不能阻止其他人采摘樱桃，想等到樱桃成熟时再采摘几乎是不可能的。
刘伯温的《郁离子》中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
有一个官员瓠里子从吴地回故乡广东，可以乘坐官船。他到岸边后发现有一千多条船，不知哪条是官船。送行的人说，这太容易了。只要看船篷是旧的，船橹是断的，布帆是破的，那就是官船了。他照此话去找，果然很容易就找到了官船。他感叹地说：唉，现今的风气如此之坏，官府公家的东西竟遭到如此破坏。
官船是最破烂的，国营企业是亏损最严重的，城市公用设备是最容易破损的，公共场所的卫生是最令人头疼的……理性的经济人都知道，对公共物品而言，你不从中获得收益，他人也会从中获得收益，最后损失的是大家的利益。所以人们只期望从公共物品中捞取收益，但是没有人关心公共物品本身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才最终酿成“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最初由英国留学生哈定于1968年提出，因此“公地悲剧”也被称为哈定悲剧。哈定说：“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这就是悲剧的所在。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当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公有物自由给所有人带来了毁灭。” 他提出了一个“公地悲剧”的模型。
一群牧民在共同的一块公共草场放牧。其中，有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是有利润的。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牛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牛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但对他自己来说，增加一头牛是有利的，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可以由大家负担。于是他增加了一头牛。当然，聪明人并不止这一个牧民，其他的牧民都认识到了这一点，都增加了一头牛。人人都增加了一头牛，整个牧场多了n头牛，结果草地被过度放牧，导致草场退化。牧场再也承受不了牛群，于是，牛群数目开始大量减少。所有聪明牧民的如意算盘都落空了，大家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悲剧的产生在于每一个人都陷入了一个体系而不能自拔，这个体系迫使他们每个人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无限地增加自己对资源的使用，毁灭成为大家不能逃脱的命运。80年代的中国有句著名的民谣：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不拿白不拿，白拿谁不拿。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公地悲剧最好的例子和说明。
英国解决“公地悲剧”的办法是“圈地运动”。一些贵族通过暴力手段非法获得土地，开始用围栏将公共用地圈起来，据为己有，这就是我们历史书中学到的臭名昭著的“圈地运动”。由于土地产权的确立，土地由公地变为私人领地的同时，拥有者对土地的管理更高效了，为了长远利益，土地所有者会尽力保持草场的质量。同时，土地兼并后以户为单位的生产单元演化为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劳动效率大为提高。英国正是从“圈地运动”开始，逐渐发展为日不落帝国。
草地属于公有产权，零成本使用，而且排斥他人使用的成本很高，这样就导致了牧民的过度放牧。我们当然不能再采用简单的“圈地运动”来解决“公地悲剧”，我们可以将“公地”作为公共财产保留，但准许进入，这种准许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进行。比如有两家石油或天然气生产商的油井钻到了同一片地下油田，两家都有提高自己的开采速度、抢先夺取更大份额的激励。如果两家都这么做，过度开采实际上可能减少它们可以从这片油田收获的数量。在实践中，两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达成分享产量的协议，使从一片油田的所有油井开采出来的总数量保持在适当的水平，这样才能达到双赢的目的。
有人可能说，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就必须不断减少“公地”。但是，让“公地”完全消失是不可能的。“公地”依然存在，这就要求政府制定严格的制度约束，将管理的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人，这样，在“公地”里过度“放牧”的人才会收敛自己的行为，才会在政府干预下合理“放牧”。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两者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公地悲剧”问题。
政府并不是万能的——政府失灵
一位古稀老人近日在哈尔滨市的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住院期间，用550万元（包括住院费及其家属按照医生吩咐从国外购买药品用于治疗的费用）“买”来中国目前“最昂贵的死亡”。
医生开大处方心狠手辣。这位古稀老人在医院缴纳的收费账单显示，他最多一天输血94次、还有一天注射盐水106瓶。 输一次血的最小单位是100毫升，输血94次即输进9400毫升血液，一名成人的全身血液总量只有4500毫升左右，这就相当于一天给老人全身置换血液两次多。
重复检查使患者雪上加霜。位古稀老人的收费账单还显示，在住进医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的两个多月里，仅血糖一项就化验了563次（不排除错误登记或虚假填报），平均每天将近9次。化验密度之大，让老人的主治医生都感到困惑。
医疗监管还在“自己监督自己”。哈尔滨市的这家三级甲等医院自己组织的调查组对天价医药费事件的调查结论是：“（对于该患者）医院不是多收了，而是少收了。”患者的医疗安全该由谁来负责？医院的医疗行为该由谁来监管？从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中，人们不难看出：对于部分医院医疗行为的监管仍然存在真空状态。
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一度面临尴尬境地：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中的倒数第四位。尴尬的排名，从另一个角度再次验证了社会的共识：医疗体制改革并不成功。医疗是具有很强公共产品属性的行业，但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医疗体制改革却完全沿袭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衡量医改成败的标准不是人民群众的卫生和保健水平，而是医院的成本收益。政府推卸财政责任成了医改的一个内在动机，很多本应由公共财政负担的支出，以市场化的名义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卫生部公布的《2005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显示，我国的卫生总费用从1980年的143.2亿元急速上涨到2003年的6623.3亿元，增加了45倍多！其中，政府卫生支出从36.2%下降到17.2%，社会卫生支出从42.6%下降到27.3%，个人卫生支出却从21.2%剧增至55.5%。
过度市场化正是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的必然后果。政府不给钱，就只能给“政策”，这直接导致公立医院在医疗市场牟利，让它们“自己养活自己”，甚至要这些医院反哺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当我们明白医改失败的症结所在时就会发现，所谓的“市场失灵”实际是“政府失灵”的外在表现，是政府没有承担起自己的公共责任。
政府失灵是指政府的活动或干预措施缺乏效率，或者说政府做出了降低经济效率的决策或不能实施改善经济效率的决策。
（1）政府决策失灵。第一，政府决策没有达到预期的社会公共目标；第二，政府决策虽然达到了预期的社会公共目标，但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大于受益；第三，政府决策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社会目标，而且收益也大于成本，但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