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温州“炒煤团”的精神
温州人真的是很伟大的一种人，他们综合了很多商人成功所必须拥有的素质：他们能够灵敏地嗅出哪里有获得利润的机会，并且毫不犹豫地抓住机会，最重要的是，通过服务于他人获得利润。这是温州人赖以成功的必备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让他们一次次地把触角伸向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人们频频惊呼的“炒房团”、“炒煤团”的出现。商人的“唯利是图”无可厚非，但像温州人这样因为“唯利是图”而遭到全国人民的打压就有点很不合理了。其实，有哪个商人会把利润推出门外呢？只要他们在赚钱的过程中是遵守了市场经济的规律，没有损害别人的利益，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那么，所有的行为都是合法的，没有必要去打压他们。不要眼红别人赚钱，那是无能的人的表现。
“炒房团”之风刚刚平息下来，“炒煤团”之风又已刮起。是是非非我们先不去讨论，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发现，温州炒煤团在自己挣钱的同时，也对整个经济作出了贡献：时下，煤炭供应相对短缺，温州大量资金进入山西，投资于中小煤矿，增加了市场供应，从而有助于压低煤炭价格。
假如像外界所说的那样，温州商人确实是投机者，那么在这个概念下，我们可能每个人就都从他们的投机活动中得到了好处。当然，部分山西人可能除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正是山西人对温州人的排斥才会出现现在这种状况。据说，山西省有些部门对温州人在山西煤炭生产中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心存恐惧。在这种情况下，温州人要想正常的在这里经营自己的煤矿，那么他们有两种选择：要么向官员们交纳权力“租金”，要么撤回投资，退出这个市场。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的话，那么温州人和山西都将两败俱伤，谁也讨不到好处。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来说，如果山西方面能给温州投资者以较为稳定的预期，那么，山西也许可以借助于温州人的投资，改进煤矿的生产环境，提高煤炭的生产效率。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就看山西方面有没有这个魄力作出这个选择。
山西是我国古老的煤炭基地，首先在山西爆出这种排斥温州人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走出山西，从全国范围来看，民营企业参与这种民生大项目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有报道说，政府正在筹划建设13座大型煤炭基地，这些煤炭基地均是煤炭资源条件好、具有发展潜力的矿区。这13个大型煤炭基地所含主要矿区40多个，拥有煤炭探明储量近7000亿吨；现有煤炭生产规模占全国煤炭年产量的50%左右，预计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提高到将近70%。
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建设这些煤炭基地所需要的大量投资从哪儿来？这些煤炭基地建成后，将有哪些企业在这些煤炭基地从事煤炭生产和加工？不例外的情况下，仍然是国有企业在主导，最多再加上中外合资企业。具体情况虽然说不可预期，但如果按照有关部门的惯性推测，民营资本参与这种国家大型民生项目的可能是很小的。而最近这几年频繁发生的矿难，更让有关部门有了看起来更充分的理由。
那么，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近两年矿难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在电视上看到频繁发生的矿难的普通老百姓肯定以为是这些矿主心太黑，不给工人好的工作条件才导致矿难频发的，其实，并不是，矿难之所以会频繁发生是因为煤炭短缺导致煤矿普遍超负荷生产。而煤炭之所以出现供应短缺，缘于高耗能的重工业发展过热。从另一个角度看，目前的煤炭短缺又是由于市场反应机制不灵敏所致；而市场机制之所以失灵，则是由于煤炭投资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当然，谁也没办法预测到市场的中长期变动趋势。也正是由于这一点，煤炭投资的决策机制才应当由企业家去决定，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如果由企业家来决定的话，那么就是温州人大展宏图的时候了，因为温州人正是最出色的企业家群体。
纵观现在中国的煤炭市场，机制很不健全，那么在这个时候当温州人进入煤炭行业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既可以解决目前的煤炭短缺，还可以培育比较健全的煤炭供应结构，更重要的是，他们会为这个行业带来新鲜的管理机制和他们独有的企业家精神。当然，也有一些比较保守的人不太信任温州人介入国家大型项目，其实，某些比较敏感的温州人早在煤炭市场还比较疲软的2000年前后就开始到山西投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私营企业家在能源行业的判断力是不用怀疑的。那么，让温州人介入煤炭行业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炒煤团”——温资的先行者
温州民营经济发达，温州人能吃苦，能更多地创造和积累财富，因此民间资本充裕。同时，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还不够。所以温州人才会大规模的在外地投资各行各业。但人们对温州人的这一系列的投资行为却是褒贬不一。到底应该怎样看待他们的投资行为呢？是封杀还是放开？
确实，温州人近几年的投资行动是遍布各行各业。先是有“温州炒房团”，如今又有“温州炒煤团”。这种温州人的“炒作”投资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认为他们是一种投机行为，但实际上，温州人的这种行为也是市场经济下的合理投资，并不是有些人所谓的投机行为。所谓的“炒”，指的是先购进某物然后趁高价抛售，是一种投机行为。“温州炒房团”在早期也并不是为了炒作，他们是看到上海房价较低而买来自用的。后来，温州人发现，上海房价慢慢上涨，且呈现持续的过程，因此，才有大规模投资的行为出现。
而所谓“温州炒煤团”，更不是什么投机行为。温州人当初投资煤炭，并没有炒作动机，他们是投资在生产领域，是一种投资行为。而且他们也不是一哄而上的，有很多温州人在几十年以前就已在投资山西煤炭了。
其实，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即使属于投机行为，只要合法，也无可指责。投机者也要承担风险。现在人们往往只看到温州人成功的一方面，却忽视了他们中的失败者，投资必然有成功也会有失败。再者，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去投机，那不是投机者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因此，即使面对投机者，我们也不应该敌视。更何况，在山西的温州人是投资当地产业，是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当地政府应该持欢迎态度，而不应该在缺乏资金时，就欢迎资本进入；看到资本赢利时，又害怕利益外流，一味打压资本；在需要资金改造小煤矿时，就欢迎温州资本；煤价上涨了，看到温州商人获巨额利润，又心理不平衡。作为政府部门，应该跳出这种思维窄框，如果政府都不能支持，那么，长期下去，不但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也会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温州资本投资煤矿的最大意义就是民间资本进入煤炭等国有垄断行业，先不说资本获利与否，单是说国有垄断行业的民资进入门槛并非高不可攀这一条就够人们回味一阵子了。以前，我们总以为某些行业不能引进民间资本，认为引进民间资本后会出现种种问题。现在看来，只要政府当好监管者这个角色，同样可以引进民间资本，而且其效益会更高。
所以，“温州炒煤团”的意义，远非现在人们讨论的什么抢走了山西人的饭碗之类的，而在于扮演着民间资本冲击国有垄断行业突破者和先行者的角色，明白了这一点，还有人会来讨论究竟该封杀还是该放开“温州炒煤团”吗。
关于温州炒煤团的几个问号
近几年，从温州金融机构进入山西的资本，达到了40亿之多。这些资本进入山西煤炭市场后，在山西引发了怎样的震荡？山西人和温州人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山西某县级市领导：“别看温州人有了钱就得意，我要他们停产他们就得停产！”
温州商人：安全事故、煤价上涨，都是温州人出现的问题吗？
温州人的委屈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是前一段时间的“温州炒房团”一样，全国上下一片讨打声中，我们知道房价上涨不能算在温州人头上，那么，这次的所谓“温州炒煤团”是不是又是被冤枉的呢？我们听一听温州人怎么说。
温州人的第一个问号：资本还要管姓什么吗？
温州人断断不肯承认自己是在炒煤，更不愿承认温州存在这样的一个团体。温州人对于人们给的这样一个称呼感到很气愤，他们的一致说法就是：“资本有姓氏吗？”
温州人之所以气愤，是因为他们觉得人们误读了温州投资者。人们所说的“温州炒煤团”是近几年才出现，但实际上，很多温州投资者很早就投资山西的煤炭生产，有的甚至已经在山西开采煤矿30多年了。当初煤炭市场疲软，投资者获利不多，有的甚至还亏了本。现在，煤价上扬，虽然有些投资者可能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仍有约1/3的温州投资者在亏本。怎么能说是温州人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其实，我们明眼人都知道，要把煤炭“炒”起来，首先，温州人需要控制销售权。但温州人投资煤炭主要在生产领域，而无煤炭经销权，再加上他们的煤炭生产量也只有1/10左右，无法控制煤价。其次，必须有一定的市场占有量才能把煤“炒”起来。10%的产量能控制100%的市场吗？谁能把这些分散的煤矿组织起来“炒作”？
因此，温州人对于“温州炒煤团”这个说法嗤之以鼻。
温州人的第二个问号：安全事故的责任该谁负？
面对频频发生的煤炭安全事故，温州人更显得无辜，煤炭安全事故什么时间都会发生，凭什么说是温州人投资山西煤炭生产后才发生的？再者说，温州人大规模来山西投资煤炭生产，带来了40多亿元的资本投入，这么多资金的投入，改善了山西煤矿原来的生产条件，提高了安全系数。从前，山西很多小煤矿大多是“独眼井”，安全条件极差。温州很多投资者倾家荡产去山西发展，最大心愿是能平安赚钱。因此，他们去了后，首先就要引进先进设备，确保安全生产。安全成本大概占总投资的20%，当然这么大额的投资也并不能阻止安全问题的发生。所以说，媒体对温州投资煤炭的商人的评价有失公允，安全问题是所有煤矿都存在的，并不会因为这个煤矿的主人是哪里人而格外照顾。
在对待事故上，也确实不能怪温州人。据说，在山西的某地煤矿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位温州商人承包的煤矿里发生安全事故，当他向当地政府汇报时，一些官员竟不受理。等矿主上报事故后，那些官员又以种种理由进行罚款。最后，这位温州商人实在无力负担罚款，被迫变卖煤矿远走他乡。
所以说，温州人在投资某些项目时，不但没有什么所谓的优惠，反而会受到很多的有意的打压。因此，对于当下的一些煤炭安全事故，一些人不认真调查原因，反而把所有的罪过都算在温州人身上，确实是十分不妥的事。
温州人的第三个问号：效益是提高还是降低了？
无论是什么地方的商人，只要是商人，他们的目标就是利益的最大化。温州商人既然进入山西承包煤矿，肯定也是以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温州人首先考虑的就是大量的投入资本，以提高产量。温州人相对本地小煤窑，更按规章流程操作，首先考虑是安全，然后考虑产量。由于引进了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前年产3万吨的煤矿，在温州人投资后，年产可达20万吨到30万吨。
现在，在媒体及部分山西人的众口一词下，人们只看到了温州人在这场“炒煤”风波中赚了多少钱，却根本没有看到温州人为此付出了多少的资金和智能，承担了多少的风险。
温州人的第四个问号：煤价高怪谁？
跟房价的高涨一样，煤价的高涨也是有很多原因的，把煤价高涨怪到温州人头上，实在是没有道理。
煤价的高涨首先有宏观经济的影响，高耗能产业增加，对能源的需求大，因此煤炭供不应求，价格自然要高。
其次，煤炭生产管理的冗多繁复，也是造成煤炭价格高涨的原因。说管理煤炭生产的部门多如牛毛一点也不为过，像是什么国家安全生产局安全站、地方安全生产局、地方煤炭局、国土资源局、公安局、林业局、环保局、电力局、工商局、税务局，还有各个部门的纠察队，如此之多的部门，每一个都可以对这些煤炭生产企业说上一句话，再加上当地各级政府以及村委会，煤炭生产企业只不过是这层层管理部门的俎上之肉而已。这样大的管理成本，煤炭价格能不高涨？
再次，经销环节的一层层盘剥也推高了煤炭价格。一吨5号煤炭从矿井出来，卖给拥有专有经销权的企业，大概在180元。但经过了经销商的手一倒，加上90元运费和13%税收，理论上应该是不到400元，而到了市场上变成了630元！
还有，煤炭的销售和运输也会增加煤炭的成本。在我国，煤炭销售和运输环节都是垄断的，要销售，就要向相关部门争取指标，在我国普遍存在的现实就是，有些人可以用这些指标达到自己权利寻租的目的，这样，那些拿到指标的人就会把这个成本加进煤炭中去，煤炭的成本无形中又增加了；再加上其他各种各样的运输费用，等等，煤炭的价格就这样一层层的攀高了。
上面所说的这些环节，哪一个是温州人能够控制得了的？
温州人的第五个问号：温州人的投资对山西没有贡献吗？
有很多看不得温州人大赚其钱的山西人说：温州资本的进入，破坏了山西这个本来就很落后贫穷的地方的“生态平衡”。这种说法其实很可笑，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这么看的。温州资本进入山西不仅不能说是坏事，反而是好事，至少，温州人的到来，给山西人带来了开放的思想，也带来了市场经济的观念。
温州人的到来给山西带来的好处还有很多，比如，山西煤炭以前是由国家定价的，价格在每吨20元到30元上下，很多企业挣不到钱，没有赚钱，自然就没有资金投入安全设备，这种情况长期积累下来，造成现在事故频发。温州人来之后，带来了大量的资金，他们用这些资金进行技术改造，还高薪从全国各地聘请来煤炭工程师。温州人的煤矿中，生产矿长最高年薪达600万元。温州人的这些贡献都是不可抹杀的，正如山西省委一位领导说，温州人来了之后，对山西煤炭的安全生产和资源利用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温州资本的进入还保护了当地的资源。当地小煤矿都是采用独眼井的方式挖煤，生产效益很低，很多煤矿只采了一成就被废弃，浪费严重。温州人来后才用先进的设备，也采用了先进的技术，被开采的矿井都是最大化的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