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宕昌释名。关于“宕昌”二字的含义和来源，目前共有4种解释。第一种是“因宕昌山为名也”。这是关于“宕昌”名称来源的最早解释，出自唐代地理名着《元和郡县图志》，应该说是比较权威的。但“宕昌山”又是什么含义？又是因何得名的？《元和郡县图志》未能详述，后来的所有有关地理的着作中也再没有提及宕昌山的。对于“宕昌山”的具体方位《元和郡县图志》也没有作交待，但在“怀道县”下又记道“良恭山，在县北四十里，出雌黄”。《中国历史地图集》据此将“良恭山”亦标注在今宕昌、舟曲两县分界地带。《元和郡县图志》又同时记述：“斫花山，在县东北八十里，出朱砂，雄黄，人常采之。宕昌故城，今为交和戍，在县东五十二里。”按此记述，怀道县城当在今舟曲坪定，良恭山、斫花山均在今舟曲、宕昌两县分界的同一山脉的不同位置，斫花山在坪定东北80里，良恭山在坪定北40里。根据当地地理环境的实际情况和史料记载分析，我们认为宕昌山就是这里所说的良恭山，或宕昌山是总山脉之名，而良恭山、斫花山是宕昌山脉中不同部分具体的山峰、山岭名。今白龙江与洮河分界的迭山山脉在西顷山东由西向东延伸，至岷县与迭部县分界处的五股子梁主峰南折，成为白龙江和岷江的分水岭，也是今岷县、宕昌县与迭部县、舟曲县的分水岭，其南折部分山脉自五股子梁由北向南，直至岷江与白龙江汇合的两河口被切断，全长近200公里，各种现代地图及地理着作包括地方志均未记其山名，只标有自北至南的一些山峰名称，五股子、大拉梁、葱地山、黄家路山、山神爷梁、雷古山等。迭山主峰南折的这条无名山脉，正好是古宕昌羌与宕昌国的腹心地带，山脉东侧的今岷江流域是今宕昌县及岷县西南一小部，山脉西侧的白龙江流域是今舟曲县及迭部县东南部，《元和郡县图志》中的宕昌山即此山脉无疑。宕昌因宕昌山为名不是没有道理，如白兰羌以白兰山为名，但宕昌山又是何以得名呢？因无史料，无从考知。同时，除《元和郡县图志》外，包括《水经注》在内的各种地理书籍中，都未见到“宕昌山”的记载，所以，对于“宕昌山”只能作以上分析推断，对其因何名“宕昌”却无从考知。第二种是“宕昌”为有日光的洞屋。此说是笔者1984年在《宕昌考略》中提出的，笔者提出这一推测时没有读到《元和郡县图志》，所以并不知道古籍有“宕昌”因宕昌山为名的记述。具体的理解是：按照《说文解字》，就宕昌为二字汉文原意作分析，“宕昌”是独特的一种房屋建筑即有日光的洞屋，实际就是羌房，居住着这种独特房屋的这支羌人被称为宕昌羌，而宕昌羌所建立的地方政权称宕昌国，宕昌国的都邑称宕昌城。这种推断的依据就是现今仍保留着的原宕昌国核心区域的今舟曲县大部分及宕昌县南部的民居建筑。这种建筑在陇南的分布也仅限于这一狭小区域，与周边汉、藏民居截然不同，而与今四川北部茂汶一带羌族民居建筑基本一致。茂汶一带羌人的历史传说称其先祖由甘肃武都一带迁徙而去川北，当与宕昌羌有密切联系。笔者这一推断亦仅仅为推断，并没有可靠的科学依据，但宕昌地区的这种羌式民居建筑与古宕昌羌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则是没有疑义的。第三种是“宕昌就是党项”。这一观点早有人提出，丁绣认为，“党、宕音近，藏语‘堂，谓高寒平旷之地，‘昌’一作‘项’，意亦为荒野或二水之交，故谓‘党项，即‘宕昌’”。董文义在《宕昌考辩》中认同这一说法，甘南部分研究藏族历史的同志也持此说。此说不能成立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正史中往往是对宕昌和党项同时立传，并明确写道党项的风俗与宕昌同，详细说明宕昌与党项是同时存在的两个羌族势力，宕昌羌在宕昌地区，党项羌在宕昌羌西南与吐谷浑、白兰相接，大约在今甘南、川北及青海果洛交界的黄河首曲一带。《隋书》则更加明确地记载了宕昌国灭亡后，“党项始强”。如果说宕昌就是党项，史书为宕昌和党项同时立传则无必要，宕昌国灭亡后“党项始强”就更是无从谈起。在羌族庞大的族群系统中，宕昌和党项两支在族系上是非常接近的，或者说是属同一族系，这是没有疑义的，但不能说宕昌就是党项。持这一观点的同志的依据主要是藏文史料中的个别史料，但藏文史料中将某一方面相近但不完全相同的民族或部族作同一称呼是常见的，如将藏区东北边境一带的外族在较长历史阶段称为“霍尔”，就既指西夏人，也指后来的蒙古人。所以，把藏文史料泛称作为专称对待理解宕昌与党项的关系，是不妥当的。第四种是认为宕昌可能是东汉一支称为“且昌”的羌人的音转，即“且昌”可能是“旦昌”，史书将“旦”字误书为“且”，“旦昌”与“宕昌”音相近，“宕昌”就是“旦昌”。这一观点是冉光荣等编着的《羌族简史》和周锡银主编的《羌族词典》所坚持的，如《羌族辞典》中的“宕昌羌”条释文为：“或为东汉时且昌羌（“且昌”可能为“旦昌”之误）后裔。魏晋南北朝时分布于今甘肃白龙江上、中游，至梁时称王，部众2万余落。”这里且不说“至梁时称王”已差之甚远，就“宕昌”为“旦昌”的推断，亦无依据可言。既然“宕昌”是“旦昌”的转变，那么“旦昌”又是何以得名呢？而且“且昌”羌为钟羌的一支，其活动地域在陇西郡和金城郡西部即以今甘南、临夏为中心，东到洮河流域，西北到青海境内；宕昌羌不属钟羌系统，活动在白龙江中上游的以陇南宕昌、舟曲为核心的地域。史书关于“且昌”羌的记载仅见于《后汉书·西羌传》：阳嘉“四年（135）马贤亦发陇西吏士及羌胡兵击杀（钟羌）良封，斩首千八百级，获马牛羊五万余头，良封亲属并诣贤降。贤复进击钟羌且昌，且昌等率诸钟十余万诣凉州刺史降”。从这里看不到东汉时的“且昌”羌与南北朝时期的宕昌羌有任何内在联系。此外，笔者最近研究结果认为，“宕昌”很可能是汉、魏时期“参狼”的音转或异译，具体论述见《羌道、参狼羌与宕昌》。
关于宕昌国建立时间，亦即宕昌羌首领称王时间。《宕昌县志·大事记》载：“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羌人梁勤建宕昌国。”该志的《概述》中也坚持了同一说法，附录中《宕昌国》篇亦曰：“宕昌国是宕昌羌于西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所建立的羌族政权。历时117年之后的宋文帝元嘉元年（公元424年），北魏确认宕昌国为其属国。自此算起，直到周武帝天和元年（公元566年）灭国止，共经历了十二代国王，142年时间。”对于宕昌国建国时间的这种说法，近年来在介绍宕昌基本县情的历史文化时被新闻媒体普遍采用，笔者亲见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在一部红军长征资料片中将宕昌国建国时间说成晋永嘉元年。但是令人十分遗憾，宕昌国建立于永嘉元年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也是不可能的。首先，说宕昌国建立于永嘉元年没有任何史料根据，所有关于宕昌国的史料均为“有梁勤者，世为酋帅，得羌豪心，乃自称王焉。勤孙弥忽，太武初遣子弥黄奉表求内附。太武嘉之，遣使拜弥忽为宕昌王，赐弥黄爵甘松侯”。史料中只讲至梁勤称王及至其孙弥忽时通使北魏并受北魏封爵之事，没有记载梁勤称王的时间。《宕昌县志》将梁勤称王的时间具体确定为晋永嘉元年即公元307年找不到任何史料记载，不知足根据什么证据来确定的？其次，从梁勤至其孙弥忽三代人间的执政时间，不可能长达117年以上。从弥忽被北魏正式封王到宕昌国为北周所灭，11位国王在位才有142年，梁勤到弥忽执政就长达117年，这是不可能的。有两条史料可作梁勤称王时限段的间接旁证：一是晋隆安二年（398）九月，西平公杨轨屯廉川，降于西平王秃发乌孤，“轨寻为羌酋梁饥所败，西奔临海”。这里的羌酋梁饥是与宕昌羌豪梁氏家族有联系的。二是晋隆安四年（400）秋七月，“（后）秦兵既退，南羌梁戈等密招（乞伏）乾归，乾归将应之。八月，乾归南奔袍罕，遂降于（后）秦”。这里的南羌梁戈与前之梁饥一样，都应当是宕昌羌梁懃族系之豪帅，因为在当时以今青海一带来说，作为南羌者只有宕昌羌，同时在当时的羌人部落中，其首领为梁姓者，也只有宕昌羌。按此，在公元398年至400年时，宕昌羌的首领还不是梁懃，梁懃称王则在公元400年之后。从弥忽之后到宕昌国灭亡的情况看，每一位国王在位时间平均10多年不到20年。从公元424年弥忽在位遣使朝魏上推至其祖父梁懃称王的公元400年，其间正好是20多年，完全与弥忽之后直至宕昌国灭亡这一时段每位国王平均在位时间的长短一致。由此可以推断，梁懃称王即宕昌国建立时间不超过公元400年，《宕昌县志》的记述凭空将宕昌国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提前了至少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