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六年（1408年）九月底，郑和沿着第一次开辟的航路，开始了第二次下西洋。船队先后抵达占城、暹罗（今泰国）、爪哇、满刺加（今马六甲）、南渤里、锡兰山、加异勒（今印度南端卡亚帕塔纳姆）、柯枝（今印度柯钦）、古里等国。此次航行，郑和每至一国即开读朱棣“敕书”，要求各国“只顺天道，属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欢迎各国“虔诚来朝”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2005)》，海洋出版社，2005年。完成任务后，于永乐七年（1409年）六七月间返朝。
永乐七年（1409年）至宣德五年（1430年），为巩固明朝同已通好国家的关系，并开拓新的对外友好关系，郑和率船队又先后五次下西洋。船队途径占城、彭亨（今属马来西亚）、爪哇至满刺加、苏门答腊、南渤里、翠兰屿（今大尼科巴岛）、锡兰、柯枝、古里、西行至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岛）、祖法儿（今多法尔）、阿丹（今也门亚丁）、刺撒（今也门木卡拉附近），南至非洲东海岸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喇哇（今索马里布腊瓦）、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等地。其中第四次下西洋时郑和乘便到麦加完成朝觐；第五次下西洋发现了中国到亚丁湾，再由亚丁湾到非洲东部的新航线。宣德八年（1433），使团抵达古里时，郑和病逝，船队由王景弘统领，于同年七月返回南京。杨怀中：《回族试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2页。
（二）和平之旅的历史意义与启示
郑和船队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开辟了横渡印度洋直达非洲，以及通往阿拉伯诸国的新航路，并在印度洋和南洋的各个海域分别开辟了多条新航线，对后来的印度洋和南洋航海所采用的航线有很大的影响。《郑和航海图》中所注的过洋牵星数据及所附四幅过洋牵星图，为后世留下了中国最早、最具体完备的关于牵星术的记载。郑和下西洋既使亚非各国人民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又使中国人民在认识亚非国家方面大大开阔了眼界。特别是由郑和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巩珍分别撰写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对下西洋所到国家和地区的位置沿革、重要都会、地理形势、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物产气候等都做了详细的描述，使中国人民对东南亚、北印度洋沿岸、阿拉伯海、红海乃至非洲东海岸一带的广大地区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郑和是中国明朝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中国海防战略思想的开拓者，郑和曾说：“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来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海洋，华夏危矣。”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2005)》，海洋出版社，2005年。这些有远见的海洋观和海防思想已被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的失败所验证。
郑和七下西洋在东西方文明交汇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这一壮举是东方文明的里程碑，又是中世纪世界历史转折的界标。郑和下西洋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下列一组数字，可以对郑和航海在人类历史上的定位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第一次下西洋比哥伦布早了87年，比达·伽玛早了92年，比麦哲伦早了114年；他所率领的船队人数是哥伦布的309倍，是达·伽玛的174倍，是麦哲伦的109倍；他所统领的船只数是哥伦布的67倍，是达·伽玛的50倍，是麦哲伦的40倍；他所带领的船舶的吨位是哥伦布的28倍，是达·伽玛的58倍，是麦哲伦的54倍。李约瑟称郑和下西洋时间最早，规模最大，造船工业技术最发达，航海技术最先进。英国将军孟席斯说“郑和是环球航海第一伟人”。国学大师梁启超说：“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前有司马迁，后有郑和，皆国史之光也！”梁启超：《饮冰室全集》，上海会文堂书局。
在郑和所代表的东方时代，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海军，最先进的战船，最发达的火药武器，中国拥有霸权的能力，却没有发动战争，没有殖民，没有掠夺，没有奴隶贸易……他的航海没有血腥，他带给世界的是和平，是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相互尊重。江泽民说，“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把中华文化传向远方的国度”江泽民：“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1997年11月1日。在中国的郑和时代，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对别的国家采取的就是绝不强加于人的态度，郑和七下西洋应当说是“世界各国友好交往互通有无的典范”。转引自《走出中国——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中国网，2005-07-15。
四、清官海瑞
海瑞（1514－1587年），明代着名政治家，海南琼山人，字汝贤、国开，自号刚峰，我国历史上的着名清官。初任福建南平教谕，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在此期间，海瑞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时任户部主事的海瑞别妻子，散童仆，以死上疏，劝说世宗不要相信方士的骗术，应振兴朝政，因而激怒世宗，诏命下狱论死。宰相徐阶力救海瑞，黄光升则把海瑞上书比拟儿子骂父，以减轻罪责，并乘机把海瑞留在狱中，营护海瑞甚力，详见《中国历史大辞典》第3681页。直至同年十二月世宗驾崩，穆宗即位，才奏请释放海瑞出狱。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调升右佥都御史，他一如既往，惩治贪官，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深受百姓的爱戴。后遭反对变法者的排挤，说他“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明史·海瑞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革职闲居16年之久。万历十三年（1585年），海瑞重新被起用，先后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佥都御史，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徇私受贿。
万历十五年十月十四日（1587年11月13日）海瑞在南京病逝。海瑞病逝的消息传出后，百姓奔走相告，如失亲人。海瑞灵柩从南京经水路运回家乡时，江两岸站满了送葬人群，表达了人民对海瑞的悼念。毛泽东曾经称赞海瑞批评明朝皇帝的勇气——“海瑞比包文正高明”。
五、思想家李贽
李贽（1527—1602）字卓吾、福建泉州人，回族，明代后期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白寿彝：《回族人物志·明代》，1988年，第76页。
李贽祖姓林，六世祖林弩是泉州巨商，航行往来波斯湾，娶“碧眼女”为妻，与中世纪穆斯林胡贾番客建立了血缘关系。受多元文化影响的家庭培养了李贽思想独立，敢于反传统的精神气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李贽中举，历任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南京户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等职，李贽宦海浮沉21年，政绩乏善可陈。离开政界后，还作过12年的私塾先生，一面教书，一面潜心钻研学问。这种仕途历练让他结识了许多知识分子和各地各阶层人士。广泛的社会交往，增加了他思考社会历史和人生的兴趣，为他以后着书立说创造了条件。
李贽着述甚丰，主要有《焚书》三卷，万历十八年（1590年）刊于湖北麻城。《续焚书》五卷，是在他去世16年后刊印的。《藏书》六十八卷，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刊于南京。《续藏书》二十七卷，也是在他逝世后刊印的。《焚书》《续焚书》是理论性着作，反映了李贽的哲学思想、社会思想、史学思想，是李贽的代表作。《藏书》和《续藏书》是历史人物传记。李贽死时，所有已刊各书均被禁毁，但当年的士子人人以挟李贽的《藏书》《焚书》为奇货。
在宋明理学思想居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中，李贽笔锋犀利，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孔子和宋明理学家，猛烈抨击理学家的虚伪性，表现了他探究真理，不怕牺牲的精神。李贽旗帜鲜明地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和宋明理学家提出的“去人欲、存天理”的说教，但在儒、释、道三教之中，仍倾向于前者，肯定“真道学”所追求的“为生民计”的理想人格；李贽反对理学家鄙视妇女的封建思想，提倡男女平等。认为卓文君私奔是“正获身，非失身”，是实现了自我价值。在《夫妇论》中李贽提出：“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夫妇正，后万事无不出于正。”把夫妇置于人伦之首，有悖于三纲五常的等级秩序，但与伊斯兰的人伦理念相契合；李贽主张社会平等，断言“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李贽反对儒家文化中重农抑商的传统，赞美商贾对国计民生发挥的作用。李贽因思想和学术问题最后被迫害致死，着名学者朱维之因此“把李贽之死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之死并列，充分肯定了李贽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喇敏智主编：《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20页。
六、五朝元老马文升
马文升（1426—1510年），字负图，号约斋、三峰居士，钧州（今河南禹州市）人，景泰进士，“是明代回族中着名的政治家”。初任地方官及朝廷司法官，后供事于朝，官场沉浮56年，先后经历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五朝，出将入相，事业赫然。马文升在御史任上，执法不阿，翦暴除奸，有“神君”之称。在陕西巡抚任上，修固卫所，简练军士，繁荣茶马贸易，维护社会安宁。后升任兵部侍郎和兵部尚书，主持兵部达13年之久，“整肃军旅”，严军纪、刊武书、习兵法、利甲兵，兴屯田，振武备。后又任吏部尚书，在其任上“辅君恤民”、“整顿吏治”，汰除冗职，振作纲纪，注重边疆建设和民族团结，谏勉皇帝“视民如己之子，节财如己之肉”，多有建树。因其梗介、为官清正，廉明奉公，不媚权贵宦阉，风裁甚着，至老不改其性，两遭冤狱，85岁含愤辞世。马文升死后，朝廷追复他的官衔，加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傅”，予谥“端肃”。嘉靖初，加赠文升左柱国、太师。白寿彝：《回族人物志·明代》，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5页。
此外，在有明一代，文治官员铁铉、马自强、孙继鲁、詹沂，边将麻贵、达云都是名载史册的人物。
七、反清起义斗士米喇印、丁国栋、杜文秀
1．米喇印、丁国栋
米喇印（？─1648年），甘肃省甘州（今张掖市人），回族，行伍出身，甘肃副将。
丁国栋（？─1650年），甘肃人，回族，前明军官。
清军入关后，民族矛盾激化，中原各族人民掀起反抗满洲贵族的洪流，大顺、大西农民军坚持抗清，京畿人民发起反“圈地”斗争、江南人民反“剃发”斗争，自李自成、张献忠先后战死，南明福王、鲁王、唐王政权相继失败，江南各地反清起义也被剿灭。南明桂王政权在汉奸吴三桂的压迫下流亡缅境，行将灭亡。正当全国反清形势万马齐喑之际，米喇印、丁国栋却在甘肃扯起“反清复明”大旗，举行起义，这对当时刚刚稳定统治的清朝统治者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几乎动摇其在西北的统治根基。激起这次事变的主要原因是，清军入关后实行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强制要求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人民放弃唐宋以来的服饰文化传统，改穿满族服饰，采用满族发式。顺治四年（1647年），清摄政王多尔衮下谕在全国强行“易服剃发”，改变了人们的形象，伤害了汉族的民族感情，也损害了回族人民的民族尊严。米喇印说：满人“强人以难堪，与其猪尾长拖，为人窃笑，何如鸿飞远走，赋我遂初。”丁国栋深表同感，鼓励米喇印“恢复”明朝，行“汉窦融、晋张轨之所为”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十七。
顺治五年（1648年），清廷调遣甘州之兵前往川、滇镇压南明永历帝抗清力量，甘肃防务空虚，米喇印、丁国栋乘机于1648年3月在甘州起义，废顺治年号，挥戈东进，各地回汉人民“一呼百应”，连克凉州、古浪、庄浪（今永登），杀凉州副将毛镔等，很快控制河西走廊。后义军东渡黄河，攻克兰州及周边各县，米喇印入兰后，奉故明延长王朱识为主，号令各地反正，起义声势进一步扩大。在甘的前明遗臣、士绅“欣而往降”，伏羌、河州、岷州、洮州等地回汉各族人民纷纷响应，“关陇大震”。陕甘总督孟乔芳督率在甘各路清军和驰援的八旗军分头围剿义军，义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清军攻下兰州后，延长王朱识被俘遇害，五月底，米喇印、丁国栋率残部退往凉州，在永昌义军与清军发生激战，米喇印战死，义军余部由丁国栋率领退保甘州。顺治六年（1649年）八月，各路清军围攻甘州。双方激战数十次，相持五昼夜，义军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撤往肃州，十一月二十九日，肃州沦陷，丁国栋等起义将领被俘就义。米喇印、丁国栋起义是甘肃回族、汉族人民参加的联合起义。这次起义声援了全国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打击了清王朝在甘肃的腐败统治，镇压了大批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近代甘肃汉族学者慕寿祺评论米喇印、丁国栋说：“及观其奉故明延长王朱识，证以父老所传，始知当日此举，意在排满，以响应东南，不图穆教有此革命人才，足为陇右光。清史以叛逆目之，何所见之不广耶？”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十七。慕寿祺认为清初甘肃回族中出现米喇印、丁国栋，实为革命人才，是甘肃的光荣，而清史记载中把他们列为叛逆之类是缺乏史学眼光的。
2．杜文秀
清朝政府自嘉庆、道光以来吏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危机四伏。又对回族实行空前的高压政策，民族矛盾日益突出。这时云南地方回汉两族偶因琐事发生冲突，清朝统治者利用矛盾操持两端，分而治之。回族人民衔冤难告，嫌怨日深，从而酿成了大规模的回汉械斗和屠回巨案。
杜文秀（1823—1872年），云南省永昌府保山县人。16岁补癝生，中秀才。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永昌府保山城北板桥汉回乡民对歌，发生辱回事件，引起双方械斗。清朝地方反动官员歧视少数民族，借汉族反动会道门“香把会”组织，屠杀保山城回民。同年十月二日夜，保山城“香把会”首领沈盈带领三千壮丁按事先约定，对城内无燃香敬门神之户（全系回民）不分男女老幼尽行屠杀，数千回民罹难，逃脱藏匿山林者仅数百人。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79～5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