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诗歌是一种安慰。尤其是在今天，中国社会步入以物权优先、其余不及为伦理逻辑的非常发展时期之后，诗歌本应该成为一种缓解人间不幸和仇恨的力量——它完全可以充当亲善大使，无限地软下去，以唤起同情，纠正偏见，弥合创伤。然而它不是，因为这样做已经显得极其无效，不合时宜。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当代诗歌中最具活力的那一部分已经不可挽回地变硬了。然而，诗歌中变硬的部分，从心肠到念头，从想象到语言、技术、策略，并没有能够成为摘除时代精神病灶的手术刀，相反，它们大部分都硬化成了某些诗人追名逐利的猎枪。大致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语境就此变得混杂、抑郁、险恶乃至有几分残酷，被称作当代诗坛的这个“朽坛子”早就让一群急火攻心的诗人弄得支离破碎了。即便如此，这个边缘化了的诗坛依然是狼烟四起，人们依然要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其目的大概是为了捡几块瓦片进文学史吧。总之，商业背景下的诗歌活动颠倒了诗歌原有的意义和功能，它倾向于使诗歌沦为心灵的集中营和话语权力的交易场所。在那里，敌意当道，薄情代替了忠恕，诋毁代替了敬畏。
当代诗坛“江湖化”的场景令人沮丧。这对默默的诗歌写作者，对那些依然怀抱着幻想站在门槛外边向诗歌内部张望的艺术初恋者构成了深刻的挫伤，尽管这种伤害多半由误会所引起。另一方面，当代诗歌貌似先锋实则做派的姿态，包括它不阴不阳的腔调，却在败坏自身的清誉和读者的胃口。同时，它那近似于乱伦的审美标准，则又为在操行方面更加鲜廉寡耻的知识界将社会道义衰变的责任转嫁给当代诗歌提供了一个百口莫辩的证据。但事实上，稍有良知的人都会承认，文化的病态至多不过是社会溃烂不断向着精神领域扩散的后果之一。当代诗歌分担了这种后果，也恶意复制、渲染了这种后果。诗人们的无所作为，或者说胡作非为，倒是恰如其分地反证出了“现代性”在当代中国究竟是如何的欺世盗名——的确，时代的黑暗有时就只有通过精神的折磨才能被磨亮，而黑暗之中，诗歌通过它自残的伤口吐出了安慰的烈火……
在新兴意识形态和物质主义的种种讹诈下，诗人何为？我想，只有那些义无反顾的、决心进入沉默的思者，才有可能生成针对时代黑暗的免疫力；或者，诚如乔治·特拉克尔所断言的那样，“只有少量漫游者”，才有能力“从幽暗路径走向大门”。对大多数中国诗人而言，现实有如刑讯逼供。避难所不会再有，远方也是一厢情愿。海子唱过：“更远的地方更加孤独/远方啊除了遥远一无所有”，这十七年前的绝望听上去就像是一声声赠送给后代的诅咒。毫无疑问，和所有丧魂失魄的知识分子一样，当代诗人都身不由己地被带向存在的深渊。我也是从此“哀伤地学会了弃绝”（斯退芬·格奥尔格）。1998年夏天，我毅然离开了四川。也许，我在那里呆得实在是太久了。四川，这块从地图上看类似于中国的盆腔的湿地，它孵化诗人的繁殖力曾经让外省人想入非非。然而，四川诗人喜欢彼此践踏，其掘土自埋的方式同样会让外省人感到不寒而栗。我不会守墓，所以我选择离开。其实，盆地里那些好斗的第三代诗人早在90年代之初就撤退到现实生活的各个角落中去了，逃之夭夭啦。虽然不能说整个先锋诗歌都接受了90年代的招安，但起码来说大部分第三代诗人被揪回了生活。北岛埋怨，商业化败了诗歌的火。还好，诗人们在被他们所鬼混过的诗歌回抽了一个耳光之后，终于舍得抱住一块石头，沉到比诗歌本身更能煽动欲火的市场经济的怀抱中去了。
我相信自己也是随着被称作四川盲流的打工者而来到广西的。那南方之南，并无幻想，只剩下热浪和孤寂。在那里，我已经懒得和诗人交往，除非是****。说这种话确实很“垃圾”，部分原因是我觉得广西人很阴，阴损的阴，窥阴癖的阴，交流起来比较无趣。最根本的，则是我期待自己近三十年的诗歌噩梦应该有一个终结。但事实上这不可能，正所谓一朝被诗误，终身锁鬼魂。而且，我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自己又侧身在一群广西诗歌的表哥表妹之中了。不过，我必须指出，广西既不是诗歌的殖民地，也不是诗歌的处女地。它有原生的诗歌生态，潮湿、茂盛、芜杂，巫奇之气盛行而近于楚风。这广西诗坛不小也不大，里面本没有多少东西，但很热闹，别具一格。杨克走后，非亚、刘春、朱山坡、罗池等人为广西诗界挣够了面子。非亚的诗具体、敏感，刘春玄妙、庄谐相济，朱山坡简洁、锐利。本土之外，外省诗人的客串为广西诗坛注入了兴奋剂。其中，后现代的董常跑和前现代的谭延桐就大有一手，这一手要是插对了地方，恐怕迟早扛起大旗来也说不定。而花枪的写作，诗意尖刻惊警，语言峭丽奇妙，在广西颇有“独孤求败”的味道。花枪深得非非的真传并青出于蓝，但他在广西却明显水土不服。这一点我理解。广西诗歌写作表面上十分活跃、盛大、性感，但它绝对不欢迎另类。说白了，广西诗歌缺少现实的批判性、审美的穿透力和某种辩难的气质。记得有一次，虫儿初读我的《夜游神之歌》，他看了大半天，最后非常肯定地对我说：这就是下半身嘛。我感到晕，其他看官们则被逗得哄堂大笑。
说来奇怪，我和广西诗人的关系总是保持在一种若即若离的暧昧状态当中。诗歌评论家陈祖君常常邀约大家一起喝酒，我却总是嘻嘻哈哈，顾左右而言他，因为我觉得毕竟有些隔，又担心自己一不小心出口伤人。久而久之，我变得孤寂、烦躁，有时会突然间替自己为人处世的生活态度感到作呕。当我重新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我生性中最恶毒的那一面被阴差阳错地搅到桌面上来了。我的诗歌开始变硬，卡破了我的喉管。那是1999年的春天。
该死的1999年！
逢九必乱，想必是时间的劫数。欧阳江河和王家新曾经对1989年耿耿于怀，他们在谈及1989年对于当代诗歌的强制意义时，语气多少有些悲壮和夸张。当然，如果今天还用这种语气来谈论1999年对当代诗歌的“深刻”影响，未免就显得滑稽了。不过必须承认，发生在1999年春天“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间的“盘峰论剑”，的确重塑了当代诗歌的“形象”、格局和存在形式。盘峰论剑，一剑切下去，诗歌内部的裂痕、趣味、野心、鲜血和脓包的汁液，全部都裸露出来。诗歌争霸，从此可以编剧、导演、排练和现场直播了。也是那一年，王朔剥了金庸的皮，余杰从抽屉里掏出了火药枪，断裂的一代小说家叫嚷着要解散作家协会，鲁迅、余秋雨、新****等再次成为悬案……总之，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受够了：必须找到一条泄愤的渠道！知识分子拿冷冰冰的现实没办法，竟不惜从内部动手，于是，大家操起了家伙，朝着当代文化中最软弱的部位捅了进去。
今天来看，1999年的文化混战总显得有几分失真，它更像一场虚拟的网络游戏。事实上，舌头之争不会给当事人造成多大的人生伤害，相反，一些靠站队出名的二流诗人往往因此而增加了人气指数。但是，1999年所造成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分裂却不容忽视，其后遗症可能要在诗人们每每感觉良好的时候反复发作。顾城说，灵魂安静之后，血液还会流过许多年代。在此意义上，1999年的伤口还会继续扩大。对我而言，1999年的戏剧性则在于我写出了一系列自我拆台、角色反串的作品，这些“歹徒的诗篇”几年之后居然能在一本名叫《第三条道路》的民刊上发表出来。而最初，1999年的秋天，“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正欲鸣金收兵的时候，“第三条道路”被提了出来。那时我曾怀疑，“第三条道路”的出场是否真的能够缝合1999年那流脓的伤口。
二、“第三条道路”的救赎？
当代诗歌写作中的“第三条道路”，这名字乍听起来有些不顺，至少心理上觉得拗板。它会马上让人联想到布莱尔的政策顾问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作为解决当代社会政治问题的方案的“第三条道路”，也会让人想起现代文学史上被左翼作家批得声名狼藉的“第三种人”和“自由人”。“第三条道路”试图超越当代文化政治，做本分的诗歌写作者。可是，为什么一定取这样一个容易招致误解和非难的名字呢？莫非要把自己整成一个面目可憎的怪物才甘心？当初我也是很不理解。试想，如果放在上个世纪红色的三十年代，“第三条道路”肯定被打成现行的诗歌反革命无疑了。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旧名新用，别有洞天。“第三条道路”来势生猛，一出道就亮出了自己的招牌：21世纪中国第一个诗歌流派，并且眼看着阵容越来越强大，理论资源和美学走向也渐显轮廓。真没想到，“第三条道路”的命名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别扭、想入非非但又不可拒绝。“第三条道路”的同仁们有时干脆自称为“三道”中人，乐此不疲，胜似“超女”。就这样，“第三条道路”俨然成为了当代诗坛一群唐突的异类或硬物，它足以让那些自以为格调高雅而憋坏了膀胱的文人和那些因分赃不均而大打出手的前朝诗歌遗民好好消受一番。
不仅如此，“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出现还会让那些只有拿着发黄的花名册才能编排文学史的学者们发怵：这是什么样的不明飞行物啊？它三教九流、行迹模糊、摇摆不定、破绽频频、百变成精。殊不知，这正是“第三条道路”最为吊诡和耐人寻味的地方。就是说，“第三条道路”从一开始就成功地将自己建设成了异质性诗歌话语的生产、交流平台，它不是诗歌帮派，本身并不下达诗歌的标准和价值判断。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第三条道路”缺少艺术个性，其艺术个性以诗歌的异质混生和多元共存为显著特点，为此“第三条道路”甚至走过了一段招致普遍误解以致内部不断分化重组的历史。关于这一点，专职的“三道”中人已有详尽的梳理——那是写作自我合法化的必要措施——在此不再赘述。需要补充的是，在我的印象中，莫非、树才、谯达摩、胡亮等人对“第三条道路”的品质和美学流向施加过实质性的影响。是不是可以说，好比莫非和树才制作了“第三条道路”这面旗帜，赋予它积极的精神内涵，并做了领跑示范；谯达摩则给这面旗帜找来旗杆，自任旗手，尔后振臂高呼，而应者云集。在这支庞大的多国部队里，胡亮又自告奋勇，跑到前面引路，不时提醒大家哪里是歧途哪里是陷阱。到今天，“第三条道路”诗歌写作已走过了七个年头。然而，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是，“第三条道路”在完成某项义务性使命之后，其始作俑者一个个开始隐没了。那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群，旗手被拥在其中，大家由着惯性一路狂奔，却道不出其中的缘由。
因此，我愿意回到“第三条道路”的发生语境中去探讨它的意义和功能。我们应该追究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语境里究竟累积了哪些“问题”，“第三条道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