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竹临石毛驴系列诗，让我体会到：“一切文艺创作都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对生活的高度概括”这一至理名言的正确性。一首好的咏物诗，借物言志，以物抒怀；既不能拘泥于物，又不能游离于物，而人与物要达到一种若即若离，物与非物有寄有托的艺术境界，如果没有诗人对生活敏锐的观察能力和高度的责任感，是不可能如此的。一首好的诗歌，它的动人之处，并不在于那些激动人心的意象，而在于它传达给我们的情感是否纯粹，文字是否精炼，内蕴是否深刻，语言是否有张力，在于它所抒发情感与所揭示的内蕴是否能引起我们的共鸣，给我们的灵魂以振动。艾青曾说：“高尚的意志与纯洁的灵魂，常常比美的形式与雕琢的词句更深刻并长久地给人以振动”（艾青诗论）。如果一个诗人，他的创作不是为灵魂深处无法遏止的激情所感动，没有末路英雄般的绝望激情所驱使，只是为诗而诗，这类作品，恐怕是不能打动读者的，更不会引起读者的共鸣。竹临石的毛驴诗，是经过现实生活的打磨、锻造之后迸发出来的呕心沥血之作，是诗人从心灵深处迸发出的、对生活高度概括和总结的结晶，是激情后的精彩提炼。
诗意的品质与特征
对故乡江南的记忆，不是当下的感觉，而是经过回忆过滤与沉淀的情感结晶，那《采菱女》口含的芦笛，母亲如芦苇花一样的白发，水红菱、石桥，无不是故乡存留在诗人心中的记忆。关于故乡江南的诗，个人认为是诗人抒情与诗情的多维度凸现，也是诗人抒情诗的精华部分。这类诗，意象轻盈空灵、飘逸洒脱，多了一份江南水乡的清新与灵性，少了一份北地的凝滞与沉重，读来让人心灵愉悦，能从中感受到美的享受与艺术的陶冶。
总体来说，竹临石的诗歌创作有其独特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这与他对生活的观察，对诗艺的追求、对语言的锤炼与打造是密切相关的。他非常注意从生活中撷取诗歌语言，因此，他的诗歌语言朴实而又不失厚重，清新而又趣味盎然；在他的诗里，一种气氛，一种情调，一种感觉，一种境界，都能入诗，都能从诗里有所表现。他的诗歌意象是可感可触的，既鲜活空灵，又逼近骨骼，具有一种坚硬爽朗的厚度；既形象生动、富有生活的情趣，呈一种外冷内热的放射状，又有其象征和暗喻（这一点有点类似于庞德诗歌的某些意象特征），语境与语言跳脱，简炼，富有张力，这是竹临石的诗普遍受读者欢迎的魅力所在。因为在他的诗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艺术欣赏的“真空”，这个“真空’不是由晦涩难懂的朦胧意象所致，而是富于想象力的诗歌意象而为。这是与诗人注重对诗歌语言的锤炼、诗歌意象的撷取有直接的关联。正如他自己在一篇诗论里说的：“诗歌是一种生命活动的高级释放，是由普通人性向特殊神性深化。一首诗歌的诞生，总是伴随诗人的心理、审美、经验、文化、理想、血质等等因素，有意或潜意地酿造的。语言是诗歌唯一的传达工具，但诗歌所产生的冲击力，又远远超越语言的樊篱，这就是诗歌独具的魔力。就像鸟巢因鸟儿的存在而生动、活跃。因此，诗的语言它不仅是一个载体，还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栖养飞鸟的殿堂”。语言是诗歌的灵魂，意象是诗歌的翅膀，可以带领读者驰骋在诗歌的的天空。
由于对他诗歌的阅读有限（主要是从网上阅读和他零星发给我的诗歌），此文在写作时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之所以将此文发上来，是希望引起同道的争鸣，以期形成文学批评的良性循环。同时，借此文表达我对竹临石先生崇高的敬意。这里，我衷心祝愿竹临石在诗歌的殿堂里打造着更多辉煌的乐章，象大鹏展翅高飞在诗意的天空！当代生活的显微镜
——朱枫诗歌印象江玉郎
据悉，朱枫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诗的，他曾戏谑：“写诗是1980年染上的一种病”。这让我着实大吃了一惊，心想：他可“病”得够呛，一“病”就是20多年，并乐此不疲，相信他还要继续“病”下去。期间，他“病”得相当不轻，在《中国平民诗歌》《中国当代诗歌》《都市文学》《南叶》《新城市》《九州诗文》《江门文艺》《山西文学》《山西青年》《农民日报》《山西日报》等多处报刊、杂志“吐”过二百来篇东西，并且在《世界华文诗选萃》《中国新时期二十年诗选》《第三条道路》《青春诗历》《2004新诗代年选》也留下他斑斑的“血迹”。作为诗友，我不禁担心起他的身体来，总担心他会有一天一不小心把脑汁也给吐出来了！
但最近的事实，证明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最近我在《中国平民诗选》上又读到他的作品，并在网上搜集到了他的照片，他不但活得健康，并且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精神。既是这样，我倒希望他在这个方面多“费”些心血，在中国乃至世界各种选本上多“吐”些“血”！反正是对身体有益的东西，何乐而不为？
上世纪80、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变革，对诗人产生强大的冲击力，使诗人们的内心作出艰难的选择。有瞬间的激情及冲动的诗人可谓不少，姑且称之“沙子”；不受经济大潮冲击能够保持平静的心态的且能沉淀下来的诗人，自然是“金子”了。“金子”与“沙子”的根本区别在于，“金子”面对市场化对文化艺术领域进军的咄咄逼人之势，他们以深刻的理性意识批判现实，保持着金钱、权力、****制度等外物对人的异化的警觉。他们用诗歌作为自我和人生的隐喻，探寻人的内心世界，执着地坚持个人话语的言说。而“沙子”是经不起考验的，他们一冲就散，经不起时间及金钱的诱惑。朱枫当然是“金子”一类，他独守清贫几十年写诗如一日，他的执着让人感动！因为我知道个中的滋味。我接触诗歌时间不长，为了能让自己保持较好的心态，我总要强迫着自己每天读一些诗歌或者评论，以激起自己对诗歌的感情。可想而知，作为一个坚持了20多年的诗人，他这一路跋涉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
我和朱枫至今不曾谋面，对他的认识也仅局限来源于他的诗歌。但对于喜欢诗歌的人来说，这就足够了，这足够我通过诗歌来窥其精神世界全貌。朱枫的诗歌大体上可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体现社会属性的，如《垃圾上的花朵》、《猎人》、《三月五日与雷锋叔叔在街头相遇》、《大风》等；一类是探究人性及生命的，如《猫头鹰》、《一双破皮鞋》、《梨花落呀落》《一条路》等等。但无论是哪一类，他的诗歌总表现出匪夷所思的理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起到教化的功能。在写作手法上他更接近“平民化”。所谓“平民化”，是指他在写作手法上的平易近人，不故作深沉，让人读起来舒服、流畅，让人一看就能知道个大概。朱枫曾说他的诗是简单的诗歌，我想那只是他在诗写上对一种简约的追求。这不能说他的诗歌简单，而是在写作技巧上的运用深入浅出。他的诗好多看似简单的文字，所包含的内涵却非常丰富，在当下诗坛越来越“标新立异”之时，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具备深厚的文字功底，而他做新闻工作的职业恰恰成就了他的这一点，所以他运用起来得心应手。
先说说社会属性。仔细阅读他的诗歌，不难发现朱枫对社会的理性认识不仅仅是停留在层面上，他用一个新闻工作者独有的眼光观察问题，通过诗歌狠狠地戮破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丑恶现象。在这里，我看到了一种他骨子里的反叛。他的反叛并非与政治对立，而是一种生活的披露，旨在修复社会上的一些“伤疤”，因而他的诗歌是一贴真正的“膏药”，给人痛快淋漓的感觉。像《农民》、《垃圾上的花朵》、《大风》等等，均充分体会了这一点。他通过运用诗歌来揭露现象，鞭挞灵魂受蒙蔽的人、关怀失落痛苦的人。且看看他的《农民》，农民的要求及愿望其实简单不过，他们只不过是希望田里的五谷丰收，只不过希望自己的辛勤劳作能够养家糊口仅此而已。他说：农民都是些眼睛向上的人/他们把香烧得比天还高/希望皇天闭一下眼/把水晶一样的甘霖洒向大地/希望皇天再睁一下眼/把金子一样的阳光泼向禾苗/农民都是些眼睛向下的人/他们把头嗑向大地/希望后土把祈祷/变成沉甸甸的收成/他们把身躯弯向大地/希望后土把汗水/变成养家活命的金子/。读着这些平实的内涵丰富的句子，谁能不为之动容？为了生活，他们把愿望通过一柱香来祈祷，希望上天能多一些眷爱。而事实上又如何？生活是真实的，他们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仍然勒紧裤带/用一双长茧的粗手/去挣卑微而不低下的生活，所以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上天，这里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农民的愚昧无知。读着让人心情沉重的同时，更多的是留给读者的反思。而《大风》却针对了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矛头直指腐败分子。他的诗歌充分体现了诗人对人文社会的关怀及不满现象的排斥。请看：机关大楼有前门也有后门/走后门的人进进出出/天响起了炸雷/一阵风呼叫着吹过/竞吹走了后门之门/天没有下来雨/没有门的后门/更大了。这些文字让人读着触目惊心，“走后门”现象何时才能消灭，恐怕不仅仅是依靠诗人的一首诗歌就能解决的。这些平缓的描述的文字其实是诗人骨子里对社会这种不合理现象的一种呐喊！
再谈谈人性及生命。看看《猫头鹰》，诗人似乎说了一个故事，先是有人把榆树锯倒，接着猫头鹰慨叹树的命运，这些看起来都极平凡，到了最后一段异军突起，点出了诗歌的主旨——关于生命，那是死亡包裹着死亡/不远的村边/一架棂棚里躺着一口/榆木棺材。树被砍倒了，做了人的棺材的原料，树死了，作了死人的材料，而人死了呢？这一反问使读者产生了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觉，这种感觉使全诗得到了升华。此诗在写作手法上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仍旧采用“叙述——对比——留给读者空间”的手法。窃以为此种手法最成功之处在于后一段的“点拨”，它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思维空间。《一双破皮鞋》、《九月九日》这些作品的成功之处如出一辄，在此不作一一复述。
朱枫作为平民的一员，能取得如此的诗歌成就无疑是相当成功的、可喜的。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比如其诗歌在美学上价值较弱，但我个人认为也正是这一点使他的诗歌更具理性化，更加朴实。作为他的诗友，我祝愿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并取得更大的成就。吕历：向内挖掘的“无父者”胡亮
吕历已经出版了两部诗集，《不眠的钟点》和《飞翔与独白》，然而长期以来，我对这两部诗集几乎无话可说。无独有偶——二○○三年七月三日，当一个朋友告诉我孙静轩先生的死讯，我找出手边孙静轩先生所有的文字，其实也就是吕历这两部诗集的代跋或序言的时候，我发现孙静轩先生面临着与我大致相同的失语困境，不过他的应对办法潇洒之极：“诗歌就是个性，就是自由，就是随心所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一切自会有不同的读者各自做出不同的判断”。但是我却放不下，对吕历的作品，我不能做到按照自由主义写作观和接受美学阅读观“一言以蔽之”。最近我搬了家，自己的几乎全部藏书都暂时没有顾及；但是吕历的这两部诗集我却带在身边。当我把这两部诗集重新阅读一遍，一个始料不及的声音突然揭开盖子钻了出来，拿着我的把柄，要我降服。这个声音就是：自己是否有话可说，常常不是由批评客体的优劣决定，而是由批评客体是否存在某种裂缝决定的；在这些裂缝里，有所谓背景、线索之类。长期以来，我沾沾自喜地致力于比较与影响研究，难道我所关心的，不正是背景、线索之类吗？在言说吕历之前，我必须这样自己把自己揭穿，因为吕历的诗，根本就没有任何裂缝可言。他的写作，是一种没有光照所以也没有阴影的写作，是一种站着的写作；在他的写作周围，没有所谓大师、巨匠的环伺。虽然吕历曾谈及他多次因为吟诵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而独自泪流满面的经历，但是他的《刈草的孩子》一诗，“孩子，你要小心/那雪亮的刀刃/越过一棵青草/就向你的手指逼近”，与艾青的同题诗没有任何私通或共谋的迹象。他的另一首诗，《你的名字》，虽然与纪弦的同题诗有同曲之调，但是“你的名字/是一粒温柔的子弹/只在我体内/开绝密的花”这种刚与柔相济、爱与痛合一的言说，已可以完全推开纪弦走向自治。除此之外，吕历的全部作品对那些秉持比较与影响研究信念的论者都构成了彻底的拒绝。因为吕历的这些作品，如同他身上掉下来的肉，并不包含其他任何人的血液。看来我的无话可说，问题出在我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