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第二支两栖部队在向既定目标发动进攻中又采取了相对有效的战略战术。当英国的主要军队在加拿大集结时，这支由4000名老战士组成的队伍，在罗伯特·罗斯将军的指挥下，于1814年6月从百慕大起航，向切萨皮克湾进发。这支海陆两栖部队于8月下旬在海军中将亚历山大·柯克兰因爵士和海军上将乔治·科伯恩的具体指挥下，在帕塔克森特河口的马里兰登陆。美国的一支炮艇分遣队立即逆流而上，试图保卫首都，但当英军追赶时，他们的司令官却命令他们解散，以免被俘虏。英国军队遇到的显然是个不称职的美国将军。这位美国将军就是声名狼藉的威廉·温德。他本来是巴尔的摩的一个律师，后来参加美国对英作战并成为一名将军。在加拿大作战时，他被英军俘虏，然后又被释放。当英军迅速逼近美国首都华盛顿并攻占华盛顿郊区的小村布****斯堡时，他指挥的是一支临时凑起来的、主要由民兵组成的不到7000人的队伍。已逃亡乡下的麦迪逊总统及其他政府官员看到，当英国人继续进攻时，温德指挥的士兵掉头就跑，几乎未放一枪。这样，在1814年8月24日黄昏时分，英军顺利拥人首都华盛顿，并把大部分公共建筑物付之一炬。在英军士兵对白宫点火之前，英军海军上将科伯恩拾取一顶美国总统的帽子和麦迪逊总统的坐垫作为纪念品；他还与其部下享用了为麦迪逊总统和夫人准备的晚餐。他一边咀嚼着烤面包，一边嘲笑地说：观察家会害羞地记起，“这对我来说太惬意了”。
这是关于首都华盛顿被英军焚烧之原因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见解。当然，还有别的见解。作别种解释的著名的人物是美国军事史学家詹姆斯·查恩和卡尔布·卡尔。他们认为美国总统麦迪逊等人，过分估计了自己军队的作战能力，但又极大地忽视了英军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不为美国指挥官的严重失职而感到目瞪口呆。麦迪逊和其他开国元勋一样，总是怀有像托马斯·杰斐逊一样的自信心，认为美国的自由战土是与英国的士兵不同的，前者为祖国的解放而战，后者是被雇佣的专业兵，美国人是会以凯旋者的姿态而自豪的。但是英国士兵的令人可怕的决定性行动和美国军队不知羞耻的恐慌，实际上向总统证明这种理论是不可靠的。麦迪逊个人不得不抛弃白宫，慌忙出逃及其本人的犹豫和忧虑都是很好的说明，放弃无设防的首都而仓皇撤退的市民和官员也都无例外地反映了麦迪逊总统认识的欠妥。
卡尔布·卡尔等人还认为，首都华盛顿被焚发生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表明美国依靠地理位置优越而苟安的理论已过时。在独立战争及其以后一段时期内，美国人一向认为其在地理上是得天独厚的，远离欧洲是非之地，东西由大洋相隔，因此它理所当然地获得保护。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其《告别词》中说：“分离而又有距离的形势可使我们能够追求不同的前程。”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法对美国的侵扰，由于海洋的存在，与其说使人对现有安全产生怀疑，还不如说使美国人认为安全坚如磐石，更加强了其安全感。这引起的实际结果是“武装中立”政策的产生，如海军部的创立，战舰的研制和海军陆战队的重建等。然而，首都华盛顿的被焚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当上帝对美国实施恩赐时，其微不足道的力量依然很难使美国得到保护，国家深深陷入危险之中。
不管对首都华盛顿被英军无情的焚烧一事的原因作何解释，美国总统麦迪逊及其人民似乎得出了应有的教训。第一家庭从避难地返回华盛顿的白宫时，似乎成为美国人痛心疾首的时刻，白宫昔日歌舞升平的情景不见了；麦迪逊夫人只发现了白宫的外墙。总统的宫阙像国家本身一样，遭到蹂瞒耻辱，即使位在边疆的很少享受过首都欢乐的美国人，也把华盛顿的被焚视为难以忍受的侮辱。他们决心与其他未侵犯过美国的国家一起，来解决国家的安全问题，对付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威胁和灾难，尽管首都华盛顿被英军焚烧的原因对他们来说依然若明若暗。
禁酒运动的风波
美国的戒酒和禁酒运动实际上经历了一百余年。从19世纪初期到中期，主要是劝说人们戒酒或不要饮酒过度。1851年缅因州通过禁酒的《缅因法》后，在全国的部分地区开始了禁酒。但是，全国强制性的禁酒正式开始于1919年。在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禁酒法》，并使其于1920年生效，成为宪法中的组成部分。该项法律规定，凡含酒精超过0.5％的饮料，都被列入禁止酿造、运输和出售之列，并对工业、医药和圣餐用酒的酿造和出售加以严格管理。这一法律一直到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才被废止。
对于这一《禁酒法》所产生的后果，历史学家们长期争论不休，其焦点是它取得的成就大呢，还是它带来的弊害多。
《禁酒法》所产生的效果当然是有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禁酒所取得的明显效果是全国对酒类的消费量有明显下降。据估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到30年代初，酒类的消费量从每人平均2.6加仑降到1加仑。它废除了旧时的沙龙及其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与此同时，由于普通百姓饮酒减少了，因饮酒过度而犯罪或造成其他过失的人也有所减少，如工人影响生产、破坏机器等现象都有所减少。社会秩序在一定范围内也有些改善。
随着禁酒活动的开展和沙龙的被取缔，公众的铺张浪费风气也有所收敛。虽然有《禁酒法》，但要喝酒的人，还是可以获得酒源的，不过其价格极高。当时，每个家庭平均收入只有2600美元，而1／4加仑的啤酒就卖80美分，松子酒5美元90美分，威士忌更贵，高达7美元。这样高价的酒只有富人和不怕倾家荡产的酒徒才敢问津。赞成禁酒的历史学家们还把当时个别社会学家所进行的社会调查及其观点作为旁证。他们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有个著名女社会学家玛兹·勃拉尔曾对全国职工进行调查。她认为《禁酒法》正在起着良好作用。她指出，特别是有工资收入的家庭，饮酒比以前少得多了，而这种变化，对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有重要意义的。勃拉尔还明确指出，在比较富裕的青年人中，饮酒显然已变成“一种奇遇，勇敢的表示和背叛的象征”。
但是，在另外一些历史学家看来，禁酒所造成的恶果，与它带来的益处相比，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禁酒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不长的时期内，国家失掉了几亿美元的税收，而且为了实行《禁酒法》，采取强制措施，国家每年也得无效地支出几百万美元经费。例如，仅1926年国会为了使各州加强实施《禁酒法》，就拨款69.8万多美元。此外，还专门成立了禁酒局。这一机构虽然花费国家大量资金，但它的工作是没有什么成效的。这一机构配置了1500至3000名管理人员：他们要有效地管理全国的禁酒事务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本身就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在这种情况下，旧的沙龙被取缔了，代之而起的是秘密酒吧、地下酒店或地下俱乐部：它们就在警察的眼皮底下营业。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破坏禁酒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的活动十分猖獗。芝加哥的阿尔·卡波尼集团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与他手下的人从事酒类酿造和交易，劫掠货船，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枪击他们的对手，炸毁其对手的酒厂和仓库。他们还用赚得巨款的一部分贿赂警察和禁酒官员，结果使《禁酒法》对他们完全失去了效力。禁酒还加剧了国家各个集团之间的分裂，这是用伪善来破坏公共道德。它使城市居民反对农民，原有的居民反对新来的移民以及种族对抗种族。在南部占有统治地位的白人争辩说，禁酒正好能改善黑人的道德，因为主要私酿酒者是黑人。但是，他们一边为禁酒唱赞歌，一边继续饮酒。禁酒的伪善对政客们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国会议员为了满足某些院外活动集团的要求，不惜昧着良心为无效的禁酒局拨款。他们认为，几乎所有的领导人，无论是民主党的，还是共和党的，从威尔逊到罗斯福，实际上在禁酒问题上都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到后来，几乎所有著名观察家都很少认为禁酒是应该受到支持的，尽管有组织的禁酒大军一直拒绝改变他们的目标。
无论如何，到罗斯福开始执政时，国会终于以一条新的宪法修正案推翻了《禁酒法》，使经历了百年之久的戒酒和禁酒运动归于结束，使“一个爱喝酒的民族”笑逐颜开，开怀畅饮，然而，美国的禁酒运动虽然结束了，但是对于这一运动得失的争论并没有结束，直到目前，历史学家们仍在继续探讨。
吞并夏威夷之谜
夏威夷群岛位于太平洋中部，历来有太平洋的心脏之称。最早的居民是波利尼西亚人。农业资源丰富，盛产甘蔗。
从19世纪初开始，美国商人、传教士和政客开始到岛上活动。
1839年，土著人首领卡默哈默哈三世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并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1822年到1845年任命美国人西·尤德为总理。1842年美国承认夏威夷独立，并于1887年获得了在珍珠港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1892年夏威夷里留卡拉妮女王成为最高统治者，但1893年在美国人策划下被推翻。1900年，在美国麦金莱总统执政时，夏威夷正式为美国吞并，并成为其属地。1959年作为美国第50个、也是最后一个州而加入美利坚合众国。
19世纪末，美国在酝酿和决定吞并夏威夷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激烈争论。有人主张吞并夏威夷，有人则主张不要干这种傻事。在主张吞并夏威夷的重要人物中有三个超过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阿尔弗雷德·马汉、西奥多·罗斯福和亨利·洛奇。
马汉（1840-1914年）是当时著名的海军军官和海军战略家，被认为是美国政府图谋吞并夏威夷的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之一。他是西点军校的一个教导员的儿子，1884年被聘为纽波特海军作战学院的授课人。他在这所学院执教的初期就认为，“对海洋的控制是一个历史因素，但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解释”。他决定把这一重要课题留给自己。经过几年的苦心研究，他于1890年出版了其第一部和最著名的著作《海上实力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马汉在这部著作中，用大量篇幅论证了强大海军、海外基地和贸易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但在其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美国对外战略的批评及建议。因此，他的这部书受到了军界和政界人土的极大重视，甚至成为美国海军高级军官的必读书。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马汉是个典型的扩张主义者，对美国向太平洋，包括向远东和夏威夷的扩张，不但积极出谋划策，而且千方百计地向政府的决策人物提出具体建议。他与其他主张美国重点向拉丁美洲扩张的政治家的观点不同，认为向远东扩张与向拉丁美洲扩张同样重要。在美国向夏威夷扩张的问题上，他向当时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的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年）提出建议说，要特别注意日本人口在夏威夷群岛上的增长，应当首先把群岛夺到手，而后再解决具体问题。
西奥多·罗斯福也是个积极主张美国要从速夺取夏威夷的海军军官。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西奥多·罗斯福在其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期间（1877-1898年），也是促使美国吞并夏威夷的关键人物之一。当马汉向他提议应当首先夺取夏威夷时，他回答说，他完全同意马汉的观点，以致当他根据总的外交政策而采取行动时，的确想那样做。他还补充说：“我深深感到来自日本的危险，完全知道这件事对我们来说，仅仅依靠任何良好的愿望都是无用的，必须用实力解决问题。”
在极力主张美国攫取夏威夷的少数重要人物中，亨利·洛奇（1850-1924年）也特别值得重视。他原来是美国国会众议院海军委员会中第二个最强有力的成员。在19世纪90年代初与马汉、罗斯福等人具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对美国安全的威胁不仅来自美国传统的敌手英国，而且来自新倔起的强国日本。他于1895年进入参议院并担任该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以后，不遗余力地为美国安全的各种必备因素而辩护，其中包括竭力主张吞并夏威夷。1895年3月2日，洛奇在参议院辩论美国是否应当占领夏威夷时，发表了措辞激烈的讲话并极力主张夺取夏威夷。他命其助手拿来一张大型太平洋地图，挂在会议室的墙上。他拿起一根教棍指着地图上的夏威夷说：“我不认为这些人（指岛上居民）是关键的，但这些岛屿从其位置来说却是重要的。我们应当拥有这些岛屿：就其拥有的巨大的商业价值和肥沃的土壤而言，我们就应当占领它们。”
他接着强调了夏威夷群岛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他说，在夏威夷群岛上英国没有海军站，但夏威夷群岛位于太平洋的中心，是太平洋的心脏，是太平洋的钥匙。他的讲话获得了显而易见的效果。这显然表明，马汉在其书中阐明的战略原则，经过洛奇的解释，已在国会中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洛奇指出的美国应当夺取夏威夷的主张，得到了白宫的承认并由麦金莱总统付诸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