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严重的是粮食指标居高不下。1958年12月武昌会议确定了1959年的粮食计划指标10500亿斤。1959年4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指标。这个令人不可思议的高指标，是如何产生的呢？它来自既然钢产量能翻一番，粮食产量也应该和可能翻一番的主观臆断；它来自对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7000亿斤，1959年5月对1958年的粮食产量重新估产为5500亿斤（实际只有4000亿斤），照此数字翻一番，就得出了1959年计划产粮10500亿斤这个远远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它还来自要提前和超额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到1972年粮食产量实现7200亿斤的要求。所以，在钢产计划指标调整到比较接近实际时，粮食计划指标仍然居高不下。尽管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针对当时农业生产中普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不讲真话、瞎指挥等错误作风，向全党发出的五封《党内通信》中，反复严厉批评了说假话瞎指挥等不正之风，并指出：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但粮食计划指标仍然没有进行调整，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8月2日在会上说：上海会议时有同志主张改指标，看来，那时改是困难的。现在要改，变被动为主动。这次会议才把粮食计划指标由10500亿斤调整为5500亿斤。尽管调整幅度如此之大，结果，和这种良好的主观愿望截然相反，1959年的全国粮食总产量只有3400亿斤。1959年、1960年和1961年，农业连续3年大幅度减产，当然，3年自然灾害有一定的影响，但主要原因是瞎指挥、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造成的。农业连续减产，使工业产量被迫下降，国民经济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严重的挫折，人民吃穿的基本需求发生了始料不及的难以想像的困难，迫使整个国民经济不得不进行大调整。从1960年冬开始，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
在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4年中，开始两年的粮食计划指标仍然是偏高的，不切合实际的，直到1963年粮食计划指标定为3186亿斤，实际完成3400亿斤，计划同实际才比较一致起来。
从以上叙述中使我们体会到，高指标问题给予我们党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在克服困难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毛主席在没有建设经验的情况下，善于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善于动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主观认识逐步接近实际，对如何搞好计划工作，讲了许多精辟的，对今天仍然有重要意义的意见，现在我摘要列举如下：1959年庐山会议，毛主席在开头的讲话中说：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说是两条腿走路，几个并举，实际上并没有兼顾。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三种平衡：农业本身的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没有执行《论十大关系》确定的次序。应当反过来，以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说，过去我们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这来计算要多少煤、电、运输力量等等，根据这些再计算增加多少城市人口、多少生活福利。钢的计划产量指标一变少，其他都跟着削减，这是一种不合实际的方法，行不通，要改变计划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时，先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可能搞多少工业，还要考虑国防需要。要按着我们掌握的客观比例关系安排计划。1959年毛主席还说过：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是个客观规律，资本主义如此，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因为资本主义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不能用计划来调节，只能按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就是说经过破坏，然后调节。社会主义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所以有必要和可能用计划来调节，也有必要和可能在制定计划时自觉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但计划本身是主观的，要使主观符合客观，就要善于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在比例关系遭受破坏之前预先调整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