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建设必须坚持"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在1955年到1956年间，我们党的领导人对于这个问题存在两条对立的思路。毛泽东提出的"多快好省"，尽管其理论论证是"辩证的"，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强调反对右倾保守，助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周恩来、陈云主张经济建设要根据需要与可能，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意见，强调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并将此精神作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之一。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周恩来在主持审定"二五"计划的建议草案过程中，将"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删掉了。随后，党的八大通过了这个指导方针，明确指出："党中央委员会所建议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稳妥可靠的"，并说还应当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对于1956年上半年开展的反冒进，尽管思想上有保留，但服从了政治局大多数的意见；对于八大的这个精神，他也是同意的，并主持修改了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审定了周恩来的报告。正因为这样，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倾向才顺利地得到了纠正，并使"一五"计划提前完成。
综合平衡。这是党中央在反冒进过程中形成的思想，由陈云作了较为系统的概括。鉴于1956年初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多招收了100万职工，农贷和其他贷款过多，使财政信贷多支出近30亿元，引起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全面紧张的教训，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强调"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同年11月，陈云在关于商业工作的讲话中分析了商品供应紧张的问题，提出"要注意国家建设规模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平衡问题，"认为这虽是"紧张的平衡，""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到了1957年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陈云进一步提出了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以及物资、财政、信贷三大平衡的著名观点。
以上关于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虽还不很成熟，但却在摸索着走自己的路，有的直到今天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生重要影响。
创立两类社会矛盾学说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随后爆发波兰、匈牙利事件（这些事件有复杂的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在我国，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基本解决，但人民内部的许多其他矛盾却突出起来了。由于苏共二十大与波匈事件的影响，加上实际工作中存在官僚主义等弊病，在一些地方闹事的情况增多起来了。1956年冬到1957年春，先后大约有10000工人罢工，10000学生罢课。在这样一种国际、国内矛盾迭起的情况下，正确认识与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成为毛泽东着重并反复加以思考的重大课题。毛泽东一方面批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做法，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另一方面又研究和吸取斯大林的教训，思考如何使社会主义社会沿着民主的方向发展。对于斯大林的错误，我们党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进行批评并总结经验。为了把我国建成1个民主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在1956年4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其中已经包含了后来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许多重要思想。接着，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希望把空气搞得活泼一些。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内阶级关系与主要矛盾的分析，关于工作重点转移以及进一步发扬民主等决定，毛泽东是同意的。在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对于党内与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12月4日，毛泽东在致黄炎培的信中写道："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1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1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随后，经毛泽东修改于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正式地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概念，虽然当时是就国际范围的。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有两类社会矛盾，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1个总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