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别人一样，我也有过好些老师，但多半已经记不得了。这并非忘恩负义。在文革中，我转学过频，而有的老师也只上几课便不现形迹，调转或被拘禁了。这等于说，我没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一点我无法否认。而留在记忆中的老师，则往往由于其有趣。譬如我上七年级（初二）时遇到的一位乔老师，教语文。他高大红面，上课前站在门口的电铃下，等铃声停止后方跨人教室，登讲台，坐下缅思。他缅思时，两肘支桌，又掌捧着面颊，凝望我们。最长时间达一节课。起初，我们与之对视竞极为慌乱，后来才一点点适应。他用手捧着自己的赤颊，像捧着花儿不肯松开。我们不知他在想什么，但必是十分可想的东西。而他的左眼蒙一块玻璃花，即白内障，红脸也因久饮造成。有时，他沉浸十分钟，短时只三两分钟，忽以板擦猛叩桌面，高昂地说：
“碌碡轧不出个屁来，你们！”
这是乔老师喜欢说的一句话。而“你们”置之语尾，又有倒装欧化的妙韵。宛如现今“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说完，他脸上有一丝笑意，可能想像着碌碡（读音六轴）——播种后压实土壤的石滚——轧过这班人雪白的臀部的情景，而我们却连个屁都无以回馈。哈哈！乔老师转而大笑，哈哈哈！声音空且涩，有戏曲风格。
有时候，他捧颊少顷，竞不说“碌碡轧不出个屁来，你们！”使大家心里产生失落。
由于乔老师一只眼有玻璃花，使我们不知他在看谁，便搞些小动作。譬如踩别人脚、丢纸团、撤椅子使前座仆地等。而乔老师依旧凝思，但眼里渐然流露蔑视。他像蔑视老鼠或狗尿苔一样蔑视我们。他之所以不愿整肃课堂，并非玻璃花挡住了眼睛，而如懒得从臭粪坑里捞一双球鞋，因为“孺子不可教也”。他一定认为，面对的是一群由于不学习不严谨迟早会变成罪犯或蟑螂的东西。虽然我们挤眉弄眼，觉得自己挺不错的。而乔老师是有知识的人，中专毕业，曾任明珠灌渠一工区土石方技术员。我就读的这所学校，当年全名为：辽宁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第三兵团人民子弟学校。距教室五十米处则是波光潋滟的前进水库。
后来我们学校果然出现了罪犯，但不在我们班，而是校长李某。他因为猥亵男童而被判刑三年。
在我印象中，乔老师也上过课。那天，他沉思毕，反剪双手踱步至某同学桌前，把语文书随意拈开，用手一点——
“念！”
那同学“唰”地站起便念，抑扬顿挫，我们听得入神。这是乔老师同我们之间惟一一次与语文有关的活动。我们体会到了温暖，也有些惭愧，觉得乔老师其实挺好，而我们其实真的不配学习语文算术。我们卑微渺小，实为小草芥与小破腻虫。“停！”乔老师喝道。我们愕然，抬头看，见其上耸的右手食指仍停在空中，然后仰面，蹙额，撇嘴。不知过了多久，他叹了一口气后，低头走出教室，虽然这时下课铃尚未铿铿响起。
我记得那天的课文很感人，是一篇介绍工人师傅翻山越岭运电机的抒情文字。说：“大平板车啊，你碾碎了西北大地的霜雪，唤醒了东南长空的晨星……”其文采一度令我十分着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