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七岁的时候下乡了，当知青。
据说写知青生活不仅不时髦，而且已引起文坛前卫人士的愤恨。他们愤恨知青作家在文中流露的理想、纯洁信念和亲历的苦难。那么，我就写一些知青生活中琐屑的事情，譬如吃。
吃
玉米面发糕。
“糕”是一个高级词，仿佛是富有滋养与滋味的上等食品。但玉米面发糕就不上等了，玉米掺水，在盆里搅稀发酵，上锅蒸。熟后刀切成块——若有艺术素养亦可切成菱形。剩下的事情就是吃。
我们——赤峰县东方红大队的知青们，收工后或蹲或站吃这些黄澄澄的大发糕。味道——最奇怪的事情在于——我当时与现在无法指出它是什么味道，因为饿。我们知道白面馒头香，烙饼更香。但不知发糕是什么味道。为什么饿呢？难道粮食不够吃吗？不是，赤峰县东方红大队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典型，甚至联合国的黑人都参观过，亩产吨粮，粮食怎么会不够吃呢？青年点的学习室堆满了玉米，随便吃。
饿是累的。
我们早上四点钟起床，吃完发糕然后下田劳动。十点钟发糕液化成汗蒸发，再吃发糕。中午收工，当然是正规地吃发糕。晚上还吃。吃完学马列主义，而后再吃发糕。
菜嘛，只一种，咸菜疙瘩。把咸菜疙瘩切成条是高雅的吃法。多数人——包括我——赤手从缸里捞一个吃就是了。知青中的有钱人，譬如当代课教师的人，花一角钱买两棵葱，掐成段儿，有白有绿的，泡在酱油里佐餐。
哼！这是我们鄙夷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奢侈生活而从鼻孔里发出的愤慨。但我们也知道，葱比咸菜甚至咸菜条都好吃。
我们一年四季只吃这两样东西：发糕与咸菜。
到了十一，即国庆节，我们将吃一顿白面馒头。这是党中央、毛主席送给广大知识青年的关怀。毛主席万岁！每到十一，我们青年点都会响起这样的欢呼声。
的确如此，白面如果不是毛主席给我们的，还会是别人吗？难道是金日成？不可能。我们心花怒放地吃白馒头，吃了还想吃，只叹自己只长一个胃，恨不能把肚子剖开，把肠子之流掏出去，全装满馒头。吃饱了，我们还盯着馒头看：这么好的玩意，竟无人吃，孤零零地放在锅里，可惜呀！
还是回到发糕上。几年前，我们点的知青聚会，说那时咱们每顿吃多少发糕？大家闷头想了半天，说一般是二到三斤，一天吃十来斤。大窦有一次吃了四斤。
四斤。我们觉得难以置信。大窦这家伙唱歌只唱一句：“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带哆嗦的，第二句他唱不上去。过半天，还是那句“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你不得不在心里给他续上第二句“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他唱多少次，你在心里续多少次，要不难受。这家伙一顿吃四斤发糕？
我们在二十年后聚会的时候，面前摆满各种菜肴，但无人动箸。大家皱着眉头、撇着嘴，思索自己当年吃二三斤发糕的样子，大窦竟然吃了四斤，成什么人了？
大窦现在干啥呢？我问。别人说他在发电厂看仪表呢。
喝
喝就是喝白开水，大锅烧的，凉了，用白瓷碗一舀，喝。其实喝凉水也无碍，但凉水与发糕宜酿成烧心之势。
除了白开水，在青年点没什么喝的。
知青中有位回民，叫八哥。回民喜饮茶。这小子有一次不知在哪弄点花茶末，纸包纸裹的，哆啦哆嗦倒进大缸子里，准备在屋里偷着喝。
八哥平日踮着脚走路，显轻捷，爱边照镜子边挤眉弄眼；爱清洁，每天劳动毕，用毛巾把全身上下擦一遍。有一回，他屋的王又林在门口扔了一块西瓜皮，八哥端着脏水准备往外倒，嘴里哼着小曲儿，“哎，哎，哎……”他一脚踩在西瓜皮上，双脚急剧错动，像在传送带上往后跑一样。终于，八哥把水全都泼在自己胸口，而且屁股坐在了铁锹上，锹把反弹，击中后脑。总之，那回他倒霉了。
八哥把茶沏好，没舍得立刻喝，端到窗台上，等待下色并观赏。
“快来呀！”走廊有人高喊，“八哥偷喝茶叶呢。”随即，脚步杂沓，人们如抓一个反革命分子一样冲了进来。
八哥端起茶缸子，想藏没地方藏。想放到炕席底下，不行，炕洞里，也不行。水这玩意最不好藏，你不能把它倒到箱子里锁上，或倒进鞋里穿走。
“八哥！”我们义正辞严地喝问，“干啥呢？”
八哥只好停止炕上炕下之躲闪，把茶交了出来。于是，一人一口，转瞬，八哥之珍休矣。
王又林喝一口，假装厌恶，“呸”地吐地下，说：“什么破茶。”
八哥盯着地上那块湿，拍着大腿说：“我的茶呀！”
大伙哄笑而去。
在青年点，我们别的没喝过什么，白酒喝过一次，太难喝。啤酒，大队书记的外甥女结婚时喝过一口。酒装在碗里冒沫，一人只好喝一小口。
其实，我们也知道世上有许多好喝的玩意，毕竟是“知识”青年。我儿时，泛读过一些法国小说，知道一点什么“马爹利”、“杜松子酒”、“郎姆酒”之类。给他们讲，这帮家伙全听傻了，一劲问：
“好喝不？好喝不？”
“啥味？啥味？”
我开始瞎编，说郎姆酒是苹果味中含有樱桃味，杜松子酒里兼有香蕉、葡萄和牛奶三种味，把他们馋得翻翻乱滚。
我记得，当时白险峰站在炕头豪迈地说：“赶明儿，爷们挣钱了，先买一瓶杜松子酒喝！”赢得了大家敬慕的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