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辉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任何时代的人们都会提出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发展观，人们都试图寻找一种所谓科学的发展道路，但每每都被证明为多种发展道路中的一种。人类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证明，人们只能依照社会历史所给定的条件去选择它认为是科学的发展道路。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观面对新的悖论与困境：
（1）浪费与节约的悖论。市场经济的主要价值原则是效率原则，即追求利益主体的效益最大化，而这一目标必须通过商品的快速和大规模地消费来实现。经济政策与制度的设计与安排以及具体经济活动的诱使消费的策划均在于解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消费成为了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虚拟享用、虚假消费、过量消费、时尚消费使人们越过了合理需要的边界而达于浪费的境地，这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相背离。
（2）风险与预期的悖论。虽然人类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来自自然而人类又无法掌控的灾害与危险，但在现代人们却面临着日益增多的来自自身即人造的风险。这种人为风险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科学技术的滥用而造成的体外自然环境的破坏和人体自然环境的改变。人造产品应该有自然与人体规定给它的界限，超出了真理的边界有可能使人类走上不归之途。二是随着活动领域的扩展和活动速度的加快，偶发事件的几率极大提高，加之人们出于自利动机而失信于人，预期日显困难。熟人社会的弱化、陌生关系的大量涌现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过问、倾听、关照、关怀更加困难甚至成为奢侈，由于漠视造成的风险要比因无知、未知造成的风险更令人悲伤。
（3）俗物与圣象的悖论。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高歌猛进使人们产生一种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的幻象。科学的知识体系，是人们用以解释各种现象的符号系统，但科学并不能描述和解释一切，尤其是人的精神世界，精神生活的意义本质上是创设和体悟的过程，而不是描述和解释的问题，唯科学主义有其无法克服的难题。技术是人在自己与对象之间完成的一种设置，通过这种设置要么减少了甚至替代了人的劳动，要么造成了新的产品，这些产品可以批量和反复生产。技术的真理就是分解与合成，且此真理也仅限于物质的领域，精神生活往往是个性化的和不可重复的。然而人们却执着地要用科学技术去解决一切生活问题。其可怕后果在于，借助于科学技术的祛魅功效使一切神秘的东西都远遁其身，一切存在和事项只有经过科学技术的审查才能获得其存在的合法性。物质主义价值观以及公共管理中“工程”思维模式的泛化把每个人仅作为进行资源配置的物质元素加以处置。用于满足人们精神需要（信仰、信念、关怀）的事务要么被原始化为物的需要，要么无人问津。圣象、圣物的缺失使得人们把用于安顿心灵的工作转变成了对古物、遗存的发掘和解释，现实地开掘人的精神世界、提升心智力量的活动变得可有可无。无意义感将是现代生活最为深层的价值问题。
（4）先富与共富的悖论。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的国度里，同步走的发展道路被证明为是没有效率的，而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是较好的选择。然而，先富与共富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却隐藏着明显的制度性缺陷：先富是一种制度性安排，免税和减税是这种安排的直接结果，这在客观上已经使未被列入先富行列的地区和人们利益受损，潜在利益分配上的不公正要比当下利益分配上的不公正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而共富却不是政府行为，即不是制度安排，它只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的自愿行为，不具有必然性。更为严重的是，在开发大西北的战略转移中，政府又在制度安排上为先富地区和人们提供了优惠的投资环境，这就使得落后地区和人们在公共政策及制度安排上重复受损。
（5）手段与目的的悖论。长期以来，GDP的增长是衡量社会发展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这在一定阶段上是合理的。但当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到足够的程度，人们的生活质量必然凸现为主要的价值标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发展观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尖锐的批判。“以人为本”并不是新颖的价值命题，孟子的民本思想以及天赋人权的口号都先于“以人为本”的提法。以哪一部分人的什么为本、如何解决才是问题的关键。把占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安全、收入、保障、就业作为“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依然不是彻底的发展观，“幸福感”的提出及其评估才是最为人性化的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不只是一种价值理念，更是一个艰难的社会实践过程。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体现正义原则的公共政策的设计和制度安排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合理配置人的主体性资源和社会的可配置性资源是根本的途径；提升人的创设意义并体悟意义的心智力量是主要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