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宗豪（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李振（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士后）
数字技术已经支配并深入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价值选择的背景和必要条件。鉴于数字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工具，传统的社会价值选择在数字生存环境强大的渗透力面前显出从未有过的苍白无力，产生诸多的迷惘和困惑。毫无疑问，数字化是技术选择和进步的产物，但技术的选择本身就内涵了历史人文价值的选择因素，而且技术发展越快，人文价值的选择性也就越强。犁与推土机的时代，人类价值的选择是“不得不”，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价值选择自主性功能特征并不突出；在数字化时代，价值的决定和选择性日益鲜明，更多的图式、途径拓展了我们的选择空间，以至于可以说：数字化时代是愈加承受个体与群体选择的时代。如果仅仅从数字化技术角度强制性进行角色承当和社会选择，仍然是单维的发展之途，不利于“数字化”的丰富与拓展，必须善于将数字化与人类的选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我们认为数字化时代开创了价值论研究的新视域。
一、数字化时代的虚拟价值范畴
数字改变我们生活，构建出一个新的价值选择世界，生发出一种既虚又实的新型的价值范畴，即虚拟价值。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价值的虚拟性。虚拟是数字化中的普遍现象，它是价值存在的一种方式。实体价值必须借助信息工具才能感知到虚拟价值存在的真实意义。一方面价值主体的个体性加强了，另一方面价值主体的身份感减弱了，数字环境与现实环境相比，是一种虚拟。在现实环境下，我们从服饰、身体特征和用品等形式中得以判断人的某种身份特征，而在数字化时代暴露给对方的仅仅是一个角色符号和代码，人们只能通过他人赋予的符号来识别和认识对方。因此，人们在数字世界中给自己选择绰号和签名，便成为自己身份的维持物，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体现出价值存在的虚拟特性。
第二，价值的想象性。数字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由于有了想象空间，人们才能创造他们自己虚拟的自我，在虚拟价值的形成中，人们会努力消除能够得出关于他们的社会阶层和其他身份的结论的一切特征。价值主体成为自己价值想象的产品和客体。价值主体的身份具有强烈的想象性和创造性。
第三，价值的多样性。数字化的价值主体不仅是单一的，而且是多种多样的网络主体甚至可以同时选择多种角色和身份，去体验不同的感受。而现实生活给人的面具色彩往往是单一的，人们通常以一种方式对世界作出反映。而在数字环境下，价值主客体随时在发生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一种单一价值主体形成强烈冲击。
第四，价值的不确定性。由于价值虚拟形态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如果要确定主体身份的价值身份，就要重新赋予一种新的理解。一般认为，身份常常是标明某人特征，以便被人识别和确认的东西。而在数字化时代，虚拟的符号价值本身就具有替代真实的功能，很难辨别和确定真实的价值存在。
第五，价值的人机互动性。人把自己传给数字，数字化的关联过程把价值世界推向了深入。传统价值范畴只注意到了实体性的一面，而对虚拟本身的能动性强调不足，特别是对客观事物与人的双向交流注意不够。在信息世界里，人机相互的能动性非常明显，反映出价值选择的主动性。我们不赞同直观地、纯客体地去理解数字，而主张理解数字转化、数字生成的能动特性，能动与互动是虚拟价值选择的重要特征。
因此，虚拟价值与传统价值范畴存在一定矛盾，传统价值范畴不能完全涵盖它。虚拟价值既不是有形的物理现实，也不是根本不存在的虚无，而是超越时空和实体的价值存在。我们既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为实体价值，也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为虚无价值，而是实体与虚无的结合体，尤其注重实体价值向虚拟价值转化的特殊性。
二、数字化时代的价值选择特征
数字世界的价值规则可以分成两类：一类适用于商业操作、消费操作和服务操作，它们与传统行业的商业准则相同，比如公平竞争、等价交换和信守合同等，但具体规则可以不一样；另一类则适用于网上更为普遍的人际交往操作，如亲属、朋友、同事、同学关系等，这类规范也与网下的交往原则相同，但在操作上更适于虚拟世界，包括友爱、互助和给予等。许多学者认为，数字化时代的价值具有以边沁和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特征，而这种功利主义又必须以康德和罗斯为代表的义务论和以霍布斯、洛克和罗尔斯为代表的权利论为基础。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价值选择的范围日趋扩大，人类的价值规范有一个逐步积累扩散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初，数字价值与数字规范已经受到许多国际组织、协会的关注，如著名的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所制定的“计算机十戒”，美国杜克大学为学生开设的“价值理论和国际互联网”课程等。因此，对数字化时代新的价值特征进行总结十分必要。
1.价值选择的“数字化”特征
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成为所有价值领域的“主概念”，它向各个领域进行渗透，甚至成为支配诸多领域的重要机制。通过遗传密码的数字化可以控制生命，计算机网络信息的数字程序设计和传输手段可以筛选和过滤各种信息，一切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通过规则、口令、符号等标准化的数字处理可以塑造出一个数字控制的世界。如果把数字化当作一个完全自足的概念，既非物质亦非测量，数字就是数字，尽管已经明确认识到数字不可转换、不可简约的独特性，但也有可能将数字化变成一个“不证自明”的封闭性概念。
许多人认为数字化价值及其应用具有普遍性，但是笼统的虚拟价值突出不了价值“领域分殊和个体分殊”的性质；不论“普遍性”的价值表现如何“差异”，但共同的价值必然造成时代价值的“数字程式化”――许多组织与个人使用彼此相同或相似的框架模块，共享与分有之间的矛盾会日渐突出。因此，对数字化本身价值的探究越来越重要。
首先，数字化是一个“辅人的技术概念”，这是把握“数字自我”价值判断的关键环节。数字化塑造出数字化生存的整体境遇，但数字化并不是独立地发挥作用，而是与人类的原有成果进行联结，打破部分人、部分地区限制知识与文化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数字化的本质应是辅人的技术，不能将其神秘化。
其次，数字化是一个极强的“社会技术”概念，这是把握数字化社会实践价值的关键所在。数字化不再成为远离我们生存的外在技术形态，它本身构成我们的生存方式与实践方式。数字化生存以虚拟的时空结构、组织方式、交往方式加以展开，从社会存在论的角度将数字化融入时代发展、社会建构、人文塑造的内容；数字化具有高参与性，使每个人进入“自由交往”的门槛极低，数字化成为每个人参与现实、表现自我、改变现实的一种新的工具，数字经济、数字政治、数字文化等成为数字化得以展开的社会场景和具体条件。
第三，数字化又是一个“技术人文”概念，是“高技术高人文”融合的产物，如果仅仅强调其中的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就会降低数字化变革所具有的整体意义。数字化时代的价值选择不仅探讨数字化时代的人文价值，还直接将数字化各种物质技术现象与人文价值想象直接贯穿起来，“数字人文”思想的提出体现出时代发展对“高技术与高人文”相互融合的企盼，设想走一条技术逻辑与人文逻辑相协调发展的数字化之途，消除数字化本身的技术鸿沟、数字化与人文价值的鸿沟，技术贫困与价值贫困不再分立，而成为一个彼此相关的社会精神现象。
2.价值选择的主体特征
价值主体是价值选择的一个核心问题，只有对价值主体有一个比较全面清晰的认识，才能真正把握数字化时代价值选择的重要特点与内容。
首先，从价值主体的立足点看，在工业社会，人的生活、生存立足于自然物质世界，立足于自然物理的时间、空间。人直接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表征了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而网络社会立足超越物理时空的人类文明的创造物，这种创造物不是自然存在之物，表征了人从自然向自为的转变，实现了对自然界本身和对人自身的超越。虚拟实在的自为性更反映了价值的本质。
其次，从价值主体活动的方式看，在工业社会里，价值活动方式表现为人改造自然的活动和人改造自身的活动，侧重于现实价值论，即人们通过物质手段将人的主体性和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物质判断，是对人和自然的认识基础上合目的性的改造活动。这正表明了价值活动对自然性的依赖，即对自然事物和人自身自然性的依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价值活动的局限性。
数字化时代的价值存在主要是用电脑网络虚拟，代替传统的信息产生和传递方式，通过虚拟进行思想交流、信息交换、储存或获取的过程，如虚拟图书馆、虚拟大学、虚拟社区、虚拟爱情、虚拟商店和虚拟战争，等等。数字化时代价值对象明显不同于工业社会，体现了大众性、民主性、竞争性、高效性、人性化等特征，属于信息活动的范围，具有主体的自我超越性和超自然性，即具有空前的虚拟性，可以自主界定，允许主体创造新身份，假身份、改变身份，而不屈服于现实环境的限制，满足改变身份的需要和冲动。
因此，我们必须从新的角度来理解数字化时代的价值主体对传统观念的单一性、确定性、僵硬性的新挑战。
3.价值选择的感性特征
许多数字化研究者将数字化时代的“价值论”问题归结为一种新的“数字化体验”，将数字化的感性价值或经验内容等同于数字化的价值内容和价值性质，企图以此消除“数字化事实与数字化价值”之间的理论隔阂。我们认为“数字化时代的价值选择”直接打通了传统经验事实与价值判断之间的悖论难题（休谟悖论）。但是虚拟时代的社会正义和社会秩序，却决不能由“经验事实”来决定，毕竟经验事实和价值体验都是一个“感性价值”范畴，虚拟价值论的含义十分丰富，既包含了价值虚拟、虚拟体验、幻想的成分，又与现实世界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否则一旦从纯粹的虚拟价值返回现实世界，价值冲突的程度不但不会减少，相反会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这样的价值论存在实质上是不完备的。因此，对数字参与者的价值分析，不应仅是单纯强调其匿名形式下多元、异质的社会选择意义，更表现出人类“去文明”状态的各种可能性，是标志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社会真实“自然价值状态”的重要象征。
4.价值选择的语言特征
数字化形成一种独有的语言文化符号和社会运行机制，使完全立足于“实在社会”的精神世界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意义上的价值世界之所以是“虚妄的”，是因为它的诞生地是有限的国家、民族，是具有经济价值与文化传统的地块，以一种民族语言来述说精神的种种图景。而在数字化时代，地块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越来越被全球化视角所替代，减少对有形空间和特定文化、语言符号的依赖。数字化时代的民族价值、宗教价值、个人价值不再仅仅依附于有形的物理、地理因素加以描述，而是具有“共享与分有”的双重性质。共同的数字之途塑造出的不是千人一面的价值贫乏，而是充满多元互动的丰富多彩的生动的价值图景。
从语言实践与认同的关联实践看，数字化的实践活动和对虚拟社会的归属感，是基于个人对数字社会的认同。而认同的主要标准是语言符号的彼此交流。一旦这个认同的编码被解组，语言危机就意味着社会认同的危机；分化的语言论述塑造出不同领域的共同交往价值论的危机。在数字化时代，各种专有技术的介入改变了传统的语言逻辑，语言的信息性、符号性特征越来越突出，甚至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词汇缩略、拟用、指图形符号、数字谐音、英语汉语并用等凸突显出价值语言的多元性。
数字化时代价值选择是对传统数字化研究的一次新变革，它启发我们应对使用的各种概念、术语进行“数字化的转换”，警惕传统词汇和句法直接移植于网络虚拟社会中的语境变化。立足于现实世界又超越现实世界，面对数字化的各种现象又不要被数字化现象所迷惑，通过理论的悬置和还原，将我们的思维直接指向数字化“价值选择”的具体内容。
5.数字化时代价值选择的限度
必须指出的是，数字化也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片断而已，人类精神和创造力的无限性绝不会就此止步。数字化时代的价值选择应注重数字化本身的发展限度问题：
首先，比特的测量与传输只能是静态的，将所有知识、技能、规则、标准、程序的个性特征加以抹杀，统一的测量与转化是一种提升，同时也是一种对原始价值和意义的背离，比特不可能测试出组织的功效、文化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它揭示出的只是事件――关系――信息的一个新维度而已。
其次，数字化简化的“真理性与真实性”所模拟出的价值问题，无论如何不能替代原件的复杂性问题，原件的自然性一定是超比特的。物理对象、心理对象、生命现象的数字化是对“价值问题系列”的简化，基因图谱的绘制也只能是对生命的简化，真正价值问题的解答必须返回现实世界。
第三，数字化生成机制的连续循环逻辑，将一切转化为控制程序所设定的信息，而程序本身的意义与价值却被忽视，原有世界的复杂意义被程序过滤得井井有条，而复杂性问题的本身却日益被遗忘。
第四，数字化理论和实践具有人性味的编码与技术性的程序，二者之间的冲突与悖论现象始终存在，全息生命、全息世界并没有实现修辞学意义上的完美融合。数字化的价值选择只是揭示出价值自由与价值共享的矛盾冲突，无法真正解决现实数字化贫困、殖民、地方性知识萎缩的现实问题。
数字化时代价值选择的限度实际上就涉及价值选择的困境问题，面对各种新兴、新型的价值现象，原来的价值评判标准已经产生很大的动摇，认识价值选择的困境是深化数字化时代价值命题的必然要求。
三、数字化时代的价值选择困境
数字化时代对传统价值观念和规范及其运行提出了挑战。主要表现为价值冲突、人际情感疏远、不平等使用、隐私受到侵犯、安全威胁等等。从价值论构成要素的角度来考察分析，虚拟社会存在的主要价值问题是：在价值规范意识方面无政府主义泛滥，传统规范陷入困境，约束力减弱，以及新的价值规范大量扩张，亟待整合等问题；在价值实践方面，出现大量不规范行为，小则发布虚假信息，大则利用网络犯罪。可以预见，只要网络仍然作用于社会，这一类问题便无法完结，它将始终与人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数字价值困境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数字化建设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网络技术的不完善有关，与在网络化进程中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兼容有关，也与网络中人性的异化有关；既有网络的内部根源，也有网络外部的社会根源。
1.数字技术易于诱发价值虚化
传统社会由于交往面窄，交往的对象都是熟识的人，主要依靠他人的监督，传统价值观得到相对较好的维护。但一旦进入“反正没有人认识我”的数字领域，熟人的目光、社会舆论和人际情感构筑的防线便很容易崩溃。数字的快捷、便利和虚拟的特点，易于导致社会价值评价机制水平下降，甚至使数字成为实施犯罪的直接工具。快速传递的大量的、乃至泛滥的信息中，混杂着许多不文明的内容，抑制了健全人格的形成。而且，数字技术有可能造成知识匮乏、文化退步以及人的素质下降。过多地依赖电脑网络，弱化书本阅读、亲身实践，获取知识的方式变成了一种“快餐模式”，必然使人的知识水平下降。它只能告诉我们结果，无法带给我们对过程的思索与解决问题的方法。
美国学者西奥多？罗斯扎克在《信息崇拜》一书中，全面深入地揭示了信息崇拜的负面效应。罗斯扎克并不是一个僵化的技术恐惧论者，在充分肯定计算机技术的积极意义的基础上，提醒人们警惕“信息崇拜”的负效应。他指出，信息被认为与传说中用来纺织皇帝轻薄飘逸的长袍的绸缎具有同样的性质：看不见、摸不着，却备受推崇，“如同所有的崇拜，信息崇拜也借助于愚忠与盲从。”假作真时真亦假，随着信息技术参与人的生存的进一步深入，现实与艺术、现实与“虚拟实在”的界限进一步模糊起来。其实，真与假、虚与实这个命题，集中了数千年来人类最智慧的头脑的最艰苦的思索，也是人类善恶观中最纠缠不清的意义。天堂与乌托邦是美的，而“虚”与“幻”的许多东西令人向往却遭人唾弃。在形而上的探索中，真实与虚拟从来都是清算不了的矛盾。由于人们对这种虚拟性存在误解，把虚拟性混同于虚幻与虚无，因此对“虚幻空间”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现实空间，导致了对数字价值观的放纵和忽视。
2.数字技术易于引发价值扩散
在虚拟社会中，建立在现实社会中的价值规范受到数字化的冲击，形同虚设，许多虚拟行为处于既不受旧规范的约束，又无新规则可依的真空状态。而且，数字价值选择的过程中，不断受到传统价值规范的抗拒，出现不同规范体系的并存和冲突，引发价值迷乱，并可能通过电子信息手段得以放大，成为现实社会价值体系难以调节和整合的社会顽症。
数字的价值在于资源共享，这就要求各网站保持一定程度的开放。然而，这种开放必然会对信息安全构成全面的威胁和挑战。无用信息、过时信息、垃圾邮件的激增致使信息交通拥挤，信息阻塞。虚拟开放性强调自由和人际的虚拟沟通，鼓励对“真实”与“个性”的追求和张扬，后果可能是个人隐私的被剥夺、私人生活价值的流失。数字世界的开放性导致价值的极度扩散性，数字时空是一个敞开的多元化、人人平等的世界，使得各种各样的价值相互并存，导致价值冲突，对隐私的可能侵害是互联网经常受到批评的一个重要价值论问题。
3.数字化易于导致价值社会性的丧失
虚拟世界使现实人际关系淡漠、情感疏远，造成价值危机。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面对面的交谈，心灵与心灵的碰撞，从而达到情感的交流，结成各种群体，使之得到发展。随着全球网络的普及，人们在网络上交流时，人的言谈举止都被转换成二进制的语言，人的音容笑貌以数字化字符方式在屏幕上传播，人成了数码化的存在。因特网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方式，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成了人与机器之间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越来越少，群体纽带越来越松弛，最终导致群体意识淡薄和各种群体结构松散。未来社会家庭观念淡薄，邻里形同路人，同事关系简单，传统意义上的价值选择面临着危机。
数字化的虚拟特征充分保证了参与者的匿名权。匿名价值论是在一个黑暗世界中探索人类生存的意义，为黑暗世界归整秩序必须对人性最深处作出深刻把握，取消传统价值存在的等级性，尽管虚拟社会中充满了各种“假面具”，“匿名性、陌生化”的价值选择依然不充分，但正因为人是“人”，被隐藏的现实与虚拟的名字之间的张力才成为我们揭示数字化时代价值问题的一个重要领域。
4.数字化易于导致价值的主体性危机
人类由于工作和生活对电脑的依赖，将会使人身体出现退化：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的学术交流、文化交流以及其他交往都越来越多地依靠各种先进的信息传播媒介，从事间接交往，不同人种的混杂现象越来越少，人类将进入永久的隔离状态，最终可能出现人类主体价值危机。现实社会中空洞的价值观说教和他律的、外在强加的规范和约束，容易使现实中的人产生反感，从而在虚拟社会中失去自制，并因此引发出一系列的主体性危机。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普遍性的价值规范常常是由社会精英自上而下地制定的，如果一个人的价值选择不是源自内心，那么，不论这种行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在实质上都只能是一种被动的行为，称不上是主体的“自主自愿”。虚拟社会是一个关注个体张扬个性的场所，其功能是使人们在忍受现实世界的种种规定，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现实社会所定位的自我身份角色的境况中，通过互联网虚拟空间来补偿、替代甚而超越现实生存的规定性，从而使人性和自我在亦真亦幻中得到伸展和实现，这实质上就是一种价值的虚化（同时也是现实）问题。
5.数字化易于导致价值秩序的扭曲
数字化信息资源利用的不平等使世界性贫富分化加剧。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实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信息 经营=财富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公认的一个经验公式。即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是最重要的资源，谁能更有效地收集信息、掌握信息、加工信息、使用信息，谁就能够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但是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实施，是建立在各国已有的坚实的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由此造成义务和权利、平等、责任等价值选择秩序的危机。
从现有的数字规范看，它有可能沦为技术上的强者独享特权的借口。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指出，电子信息网络的出现将改变现有的社会分层，未来社会将出现两大对抗的新的阶级或阶层，即掌握和控制信息的群体和不占有信息的群体，前者是数字信息中的技术强者，而后者为弱者。现有网络规范是由网络中的技术掌握者制定的，他们只是单向度地和具有同样技术水平的网络使用者进行某种约定，或只是单向度地照顾技术上的弱者。因此，营造体现平等、公正、诚信等“一致同意”的数字信息环境和网络秩序，是数字价值论的应有之义。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分析，我们认为数字化的价值选择应该（1）促成个人的自我实现；（2）作为获致真理的一种手段；（3）作为保证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的包括政治的决策过程的一种方式；（4）维持社会稳定和变化之间的平衡。同时又必须看到这种数字化逻辑本身所具有的“单向”和“匮乏”与实体意义的缺失之间的深刻社会矛盾：在单向度的、虚拟（虚假）的信息面前，所有的“自由和独立”并不具有改造世界的价值。只有在社会上培育和塑造出能够实现从虚拟向实在充分沟通、融合和过渡的媒介，才能避免参与者“选择困境”。
四、数字化时代的价值选择趋向
数字化的个人参与不再是普通心理学意义上的“个人意愿”，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学意义上的“公意”。通过相互屏蔽的分层协议不但保障了各类信息的平等自由流动，而且保证人们能够得到最及时、最充分的信息交流和反馈，使参与者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不受干扰地公开个人的价值观点，开创一个价值选择的新时代。
1.数字化时代价值选择的技术强度
主权国家有权利有义务审查、控制网络信息内容。国家要建立网络安全体系，须采取高技术手段。美国有些城市建立了由电脑专家组成的“特别行动”警察，通过随身携带的电脑监控全市电脑系统，“侦破”电脑犯罪。许多电脑公司则已开始在互联网上运用“防火墙”（firewall）技术，在集团网络与互联网络之间装上一个“保护层”，防止非法闯入者。国际环球网络联合会曾在伦敦公布了互联网络监控软件的监控标准，利用这种软件可剔除不良信息。
2.数字化时代价值资源的整合
数字化时代的价值选择植根于数字物理空间，但是这种新价值与传统价值观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合理的价值选择应该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与传统价值思想有历史的、内在的逻辑联系，体现着现代与传统的和谐统一。人类在维护电子空间的秩序时，必然会引入传统思想的优秀成果和富有成效的运行机制，并对其加以协调发展，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慎独”、“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观念和原则，来解决数字价值困境问题。全球化的价值观尽管已经讨论了多年，但正是在数字化的条件下，才有了真正实验和实践的可能。如果在虚拟的数字化空间中，“全球化的公共交往价值秩序”都无法实现，那么处于更为复杂的差异的实物世界就不具备实践意义。
数字化开始了一个将全球化价值进行实验的新时代，全球化的价值语言、自由秩序、交往目的等已不再是一个空泛讨论的知识话题，直接就是社会实践课题。通过全球化价值评判的联结，现实世界的不平等会愈加鲜明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数字化与全球价值的分析开出了一个价值世界化的新方向。
3.数字化时代价值的终极实现
仅仅针对易于诱发价值困境的一些技术问题，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价值选择困境归根到底是一种与人性有关的社会问题，最终还是要关注现实社会中人性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本质是在存在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永远向未来开放的存在。在通过实践克服现实的局限性中，不断地追求自由、完美和不断地自我超越、自我发展是人的本性。科技的每一项进步，本来都是人对自身有限性的超越。数字世界实际上正是人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的一个现代标志。对于在现实社会中饱受压抑和禁锢的人而言，现实的社会中他律与自律尚未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数字自由就必然成为一种重要的替代工具。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压抑，直接导致人们对自由的理解和滥用。其实，对自由的追求，是健全人性的重要内涵，它不是摒弃所有规则和约束，更不是为所欲为。因而，在现实制度安排上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制定各种社会规则，提供一个培育良好的规则意识和健全人格的社会环境，对于减低人们在网络虚拟社会中放纵自己、滥用自由的可能性确有帮助。人们只有在现实社会中有更多的自由发展机会，对自由、自律有恰当的理解，对数字价值才可能有更多的共识和更迫切的内在要求，最终促使人性的健康、全面发展。
因此，数字化时代价值选择的发展趋势应该是：“和而不同”的价值观的培育和塑造，提升当代价值的宽容性和包容性；解决价值冲突的主要方法不是批判，而是宽容。另一方面，要形成数字化的自律价值观――个体为了维护自己的自主权利必须首先尊重他人的自主权利，用自律的文化代替他律的文化。面对空前多样的时空自由和交往陌生化、匿名性问题，个体的选择权和独立自主的责任意识必然更高。在人类对工具至上、技术决定论的信心已到了痴心崇拜地步的同时，价值理性和人文精神却被忽略，美德修养、理性崇高、个性丰满和精神健康被无所不能的网络技术带来的物质富有、生活优裕等眼前的功利所吞噬，人变成了技术的奴隶。这警示我们，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更要关注人类的精神家园，不能忽略人类心灵的塑造。信息文明的声光电，掩盖不了精神培植和情操修养的重要性。数字化时代的价值命题带来的不是答案，而是更多的问题。数字化改变了我们，我们也将改变数字化世界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