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顿了顿，接着说道：“那还是人类文明刚刚产生的时候，战争规模不大，参与战争的单位一般是原始部落。这个阶段决定战争参与者能否胜利的因素就是人数，因为那时的人类还处在蒙昧阶段，完全没有战术指挥的概念，战争基本上也就是大规模的械斗，最多也不过是有组织的角斗。因此，人数众多的一方一般而言都能获得战争的胜利。第二个历史阶段可以称之为中古代。那时，人类文明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已经发展出一系列成熟的军事理论，绵延的战争实践也历练出一批优秀的军事将领。这个阶段决定战争参与者能否胜利的因素就是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战略的制定是否科学，将领的指挥是否得当，士兵的作战是否勇敢。你不妨回想一下，历史上那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是不是都基本都集中在这个阶段？第三个历史阶段可以称之为近现代。在这个阶段，人类文明空前发展，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和热兵器。在这个阶段，决定战争参与者能否胜利的因素就是工业生产能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火炮、步枪、炸弹和地雷这些武器投入战争导致了两个结果：第一，战争的破坏性空前加剧；第二，战争对物资的消耗空前加剧。这两个结果就使得战争对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依赖性加强。可以说，是战争参与方的工业生产维持着战争，哪一方维持不下去了，它也就无法取得战争的胜利了。当年，拿破仑曾经嘲笑英国是‘小店主的国家’，却没有想到，自己就败在了这个‘小店主的国家’手中。英国的确是‘小店主的国家’，但是，那些‘小店主’名下的工厂和作坊却可以生产战争武器。法国的确是‘大地主的国家’，但是，那些‘大地主’名下的庄园却只能生产食物。这样一比较，我们就会清楚地认识到，英国的胜利、法国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英法两军的对抗实则是英法两国工业实力的对抗。工业实力弱小的那一方是注定会失败的。回到之前的那个话题，等到你们看过了英国曼彻斯特那成片的工厂所冒出的滚滚黑烟，看过了停泊在英国朴茨茅斯的万吨巨轮，看过了普鲁士克虏伯兵工厂生产出的巨炮，看过了美国芝加哥的钢铁高炉，你们就会明白，这些国家的工业实力究竟强大到了何种地步。你们也就会明白，我们之所以在战胜英国和俄国之后，仍旧与他们签订《中英新约》和《中俄互不侵犯条约》，实在是迫不得已的。因为，相比他们，我们的工业实力还太过弱小。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推行‘新政’，尽快实现‘富国强兵’。此次，皇上派遣我们赴西洋诸国考察‘新政’，也就是为了让我们了解到与这些国家的差距，以便能够‘知耻而后勇’，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广东巡抚郭嵩焘、江西巡抚刘坤一、湖北布政使胡林翼、直隶按察使张树声、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等手握地方重权、出身于湘军系统和淮军系统的‘新政’派官员纷纷点头称是，户部尚书阿灵阿、工部尚书孙家成、刑部尚书李启模等与信亲王奕译、醇亲王奕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守旧派官员也不得不虚与委蛇。
这时，“号角”号商船已经转了一个弯，驶入了伦敦市中心。
张继指着坐落于泰晤士河右岸的一座哥特式建筑说道：“这就是英国议会大厦，是英国的中枢权力之所在。议会大厦附属的那座钟楼上的大钟就是举世闻名的‘大本钟’。位于议会大厦左边的是威斯敏斯特教堂，我们过去翻译为‘西敏寺’，是英国国教教堂，也是历代英国国王举行加冕大典和婚礼仪式的地方。位于议会大厦右边的则是英国首相府，俗称‘唐宁街10号’。位于议会大厦后边的则是白金汉宫，是英国国王的府邸。这一代聚集了掌控英国议政权、决策权、行政权和宗教权的中枢机构，是伦敦市中心的中心。”
江西巡抚刘坤一点点头，说道：“魏源先生在《海国图志》中对英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过详细的介绍，说英国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和‘虚君共和’制度，与我们大清迥异，我觉得倒很有些意思，只是，关于‘君主立宪’和‘虚君共和’制度的由来与演变的历史，魏源先生也语焉不详，我也就无从了解了。”
张继笑着说道：“是的，英国的政治制度的确非常独特。我们大清的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分别由皇上、军机处和六部掌握，英国则不同，英国的议政权和决策权由议会掌握，英国的国王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议会通过的政令交由国王签署即可生效，国王一般也不会驳回。英国的行政权由首相掌握，首相是英国政府的实际领导人，由议会选出，向议会负责。”
刘坤一点点头，继续说道：“魏源先生在《海国图志》中就是这样对比的，我们大清权力在于皇上，英国权力在于议会。”
听到张继和刘坤一在一旁兴致勃勃地讨论英国的政治制度，还发表了这么多‘大逆不道’的见解，身为守旧派官员骨干的工部尚书孙家成怒气冲冲地说道：“果真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像英国这样目无君主、政出多门，别看现在风光无限，迟早是要亡国灭种的。”
听到孙家成这么说，张继笑着解释道：“英国之所以形成这样独特的政治制度，是有其深厚历史根源的。首先，英国本身就有着深厚的代议制民主传统。我们之前提到‘征服者威廉’为了镇压英国原住民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抵抗，下令修筑了这座‘伦敦塔’作为屯兵的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