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笑着说道：“我们先说朝鲜的‘三不可用’。首先，朝鲜民族生性软弱，耽于安逸，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纵观朝鲜两千多年的历史，或者内战不断，或者受到外族奴役。虽然隋炀帝三征高丽皆以失败告终，但其实他是败在了自己手中，国内农民起义不断，大军粮饷不济，将领又骄傲轻敌。即便如此，隋军尚且曾经大败高丽大军，包围平壤达数月之久。李朝建立之后，朝鲜实现了统一。但是，对外实行闭关锁国，对内则是朋党之争不断，特别是东人党和西人党斗争多年，误国误民，这才使得丰臣秀吉有隙可乘。丰臣秀吉劳师袭远，以十五万疲敝之师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攻克汉城，又用了不到一个时间就攻克平壤，占据朝鲜全境。但是，除了朝鲜政府军和援助朝鲜的明军，朝鲜士绅和平民几乎就没有组织起像样的抵抗。这样的民族缺乏血性，即便实现了‘富国’，也很难实现‘强兵’，即便实现了‘强兵’，也很难指望他们起到牵制俄国的作用，反而会让我们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其次，朝鲜和俄国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争端，也缺乏产生争端的潜在因素。朝鲜虽然与俄国接壤，却仅限于海参崴一地。海参崴对于俄国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俄国在太平洋的唯一一个不冻港，战略意义巨大，但是它对于朝鲜毫无意义，因为朝鲜良港甚多，对它没有领土诉求。这里既不能成为朝鲜和俄国产生争端的潜在因素，也就很难成为朝鲜牵制俄国的主要阵地。最后，现在的朝鲜虽然国弱民穷，却还没有受到西方列强的入侵，正因为此，也就没有实现文明开化，民族救亡意识不强，缺乏改变现状的欲望，这也决定了扶植它会有很大的难度。这正是朝鲜的‘三不可用’。”
张继顿了顿，继续说道：“们再来说说日本的‘四可用’。首先，日本是一个岛国，土地贫瘠，资源匮乏，这就造就了日本民族强烈的忧患意识、扩张欲望和尚武精神。万历十八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全境，第二年就迫不及待地在全国范围下达征朝总动员令，第三年就发动了侵朝战争。不过，忧患意识、扩张欲望和尚武精神是一把双刃剑，只要引导得当，就可以为我所用。如果我们扶植日本实现了‘富国强兵’，一定会大大刺激他们对外扩张的野心，只要我们加以引导，就可以把祸水引到俄国身上。您应该知道，日本民族尊崇‘武士道’，武士们视死如归，这样的武士组成的军队应该是所向披靡的。其次，您刚才所说的确实是事实，自南宋灭亡以来，日本就妄称‘中华道统已绝，汉唐声威不再’，不再臣服于中国。大清入主中原之后，日本更是自视为中华文明道统之所在，与我们彻底断绝了往来。事实上，日本之所以持这样的态度，是日本的‘弱者心态’在作祟。日本在唐朝的影响下完成‘大化改新’，它的典章制度、礼仪文化也几乎完全来源于唐朝，它对唐朝有着一种近乎宗教崇拜的感情。这种感情非常微妙，一方面，它会臣服、膜拜于唐朝，另一方面，它会视唐朝的终结者为自己的敌人。宋朝商业繁荣、物阜民丰，日本对宋朝的感情也有些近似于对唐朝的感情。后来，南宋亡于蒙古之手。日本一向将自己视作中华文明的支脉，将蒙古视作蛮夷。现在，蛮夷居然灭亡了自己的文化母国，日本在心理上是无法接受的，再加上蒙古还曾渡海征伐日本，虽然因为台风肆虐而作罢，却给日本留下了深重的心理阴影。从那以后，日本就不再臣服于中国。至于日本对大清的误会，一方面与对蒙古的感情有些类似，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日本政府闭关锁国多年，完全不了解世界大势，不知道我大清现在的国富兵强。如果能使他们了解到这一点，他们必然会心悦诚服，像臣服、膜拜于唐朝一样接受我们的控制。再次，您刚才提到了‘黑船开国事件’，这一点其实与我们大清极为相似。正因为有了‘黑船开国事件’，这十几年来，日本与西方列强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明开化’，这一方面让它认识到了自己与西方列强的差距，刺激了它奋起直追的欲望，一方面也使它拥有了一定的实现‘富国强兵’的基础，我们扶植起它来会更容易一些，它也能更早地承担起牵制俄国的重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日本已经处于变革的前夜。”
奕疑惑道：“松涛，此话怎讲？”
张继说道：“我之所以认为日本已经处于变革的前夜，原因有三：首先，德川幕府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恭亲王爷，我大清中央集权，政出一门，君主可以乾纲独断，保证政令的畅通政策的延续。但是，日本天皇自南宋初年就大权旁落，军政大权集中在征夷大将军手中，征夷大将军的议政机构幕府也就成了日本事实上的中央政府，天皇则成为了幕府的傀儡。南宋光宗年间，日本将军源赖朝受封为征夷大将军，正式建立了镰仓幕府，在此后的将近三百年间，日本先后经历了镰仓幕府、室町幕府两个时期。前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日本将军德川家康击败丰臣秀吉之子丰臣秀赖，建立了德川幕府，结束了日本的战国时代，开始了德川幕府对日本的统治。现在，日本的实际统治者是德川幕府的第十五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此人性格乖张、刚愎自用，其麾下将领、幕府官员和普通民众都对其多有怨言。此外，自‘黑船开国事件’以来，德川幕府屈服于西方列强的军事压力，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的廉价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因此破产，中下级武士和普通民众的生活处境也进一步恶化。现在的日本国内矛盾迅速趋于激化，就仿佛是一只火药桶，就等着那一丝火苗来点燃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