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君临天下，至二十三年（649）太宗去世，是为贞观时期。太宗亲身经历了隋末的社会大动乱，他实行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利国利民的措施，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这个时期是封建社会少有的治世，被后世誉为“贞观之治”。
安民抚农
太宗即位以后，面对的是一个经过战乱洗劫的局面，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吸取历史教训，与民休息，劝课农桑。“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太宗厉行节约，提倡俭朴，终其一生不去泰山封禅。
为了使百姓“衣食有余”，太宗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唐朝初年制订“庸”法，也就是农民交纳一定量的绢、布，便可代替徭役，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太宗特别注意不夺农时，即不误农事，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当太子的加冠典礼和农时发生冲突时，太宗恐妨农时，将冠礼改在十月农闲季节。太宗还用法律手段来落实不违农时的原则，对在农忙时节擅自征发徭役、耽误农时的官员依法论处。
由于太宗为恢复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再加上此后连年风调雨顺，出现了清平世界的景象。史书记载，当时“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过往商人从京师到岭南，从山东至于沧海，不用自带粮食，皆取给于路。可谓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任人唯贤
太宗认识到，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谓“治安之本，唯在得人”。太宗要求臣下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有用之才，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为转移。他说：“我选择做官的人，惟才是举。如果没有才能，再亲近的人也不能用；如果有才能，即使是仇人也不会放弃。”魏徵原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计前嫌，对魏徵也加以重用。
太宗认为，所用之才不可求全责备，他说“使人如器”，即根据人才的情况来区别任使。太宗用人，也不以门第为限。他任用的宰相张亮“素寒贱”，马周“孤贫”，戴胄出身“门下录事”。太宗用人还不以华夷为隔，他任用的将领，如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等都是少数民族。同时，太宗也能做到用人不疑。他指出，君臣应“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各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
太宗还具有知人之明，对自己臣下的性格、能力了如指掌，因此他能做到人尽其才。太宗曾经对魏徵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正是由于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使得贞观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治国才能的杰出人才。太宗靠这批人才尽心竭力的辅佐，使唐王朝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
从谏如流
太宗善于纳谏，他对侍臣说：“朕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太宗对于臣下的谏书，相当重视。他说：“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魏徵和太宗的关系就是贞观朝进谏和纳谏的典范。
在太宗的倡导下，进谏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进谏，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进谏。为了集思广益，太宗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化。他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贞观元年，太宗下诏“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参与讨论。太宗还规定，五品以上京官，要轮流到宫中值宿。
任人唯贤、从谏如流是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的主观原因。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典范，可以说，与他能够知人善任、兼听纳谏关系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