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自称，《劝学篇》乃是"正人心、开风气"之作，他之所以写此书是因为"士大夫顽固益深"，而近来又"邪说遂张"，他要写此书"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劝学篇》共有二十四章，张之洞将这二十四章的大意概括为"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而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张之洞总算是已开始放弃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初开洋务时期洋务官员们普遍所持有的那种"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的观念，开始主张仿效"西政"进行制度改革，他在《劝学篇》里具体提出了设学校、改学制、派游学、译西书、阅报刊、变法制、兴实业、修铁路、练新军等方面的变法构想，可是，他所主张仿效的"西政"，仍旧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一些具体制度，并不包括国体与政体这样的根本制度。张之洞所提出的"变法"原则是"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他主张绝对不改变残暴腐败的满清朝廷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坚持中国的一切已经过时、或还可适用的传统伦理道德对于中国人思想的严密控制，在此桎梏之下学习、仿效"西艺"和"西政"，在保证中国的腐朽封建势力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绝对优势利益这种残酷前提之下，让中国变得富裕一些、强大一些。张之洞痛骂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物所宣传的"孔子改制"、"民权学说"，说他们的"邪说"是"忘亲"、"忘圣"、"有菲薄名教之心"、"欲尽弃吾教"、"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他狂呼变法绝对不能抛弃三纲五常的封建之道，说"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他拼命攻击所谓"天赋人权"以及自由、平等、民权、立宪、议院等强烈冲击着封建势力高层建筑的概念，无限恐惧地宣传说"方今中华，诚非雄强，然百姓尚能自安其业者，由朝廷之法维系之也。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总之，张之洞借《劝学篇》，公开宣扬他主张的"变法"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主张的"变法"宗旨非常不同，他是真正维护满清朝廷的皇权统治的。
一心想借"变法"与"新政"当个"真皇帝"的光绪皇帝在看过张之洞的《劝学篇》之后非常高兴，他称赞《劝学篇》"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七日（1898年7月25日），光绪皇帝谕令各省将《劝学篇》"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厄言"。在清朝廷的大力推行之下，张之洞的《劝学篇》很快就刊行全中国。有人估算过，《劝学篇》先后印行了二百万册！
就在张之洞拼命压制、打击湖南新政的同时，北京城中的一些官员们也开始了大力摧毁湖南新政的行动。旅京的湖南籍官员根据宝善成制造公司总理兼时务学堂绅董王先谦等人的诬告，指使御史徐树铭上疏，弹劾曾创办了《湘学报》的前任湖南学政江标，并请申饬现任湖南学政徐仁铸。这一消息传到湖南之后，王先谦立刻伙同与他臭味相投的叶德辉等人一起，在湖南大闹大作起来，与北京城中的那些官员遥相呼应。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九日（1898年5月19日），叶德辉将徐仁铸所著的《輶轩今语》逐条批驳，刊刻成书，名为《輶轩今语评》。与此同时，叶德辉还将其他诋毁南学会与《湘报》的书牍刊刻印发，广为散播。
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1898年5月）这段日子里，叶德辉将他破坏新政的主要目标放在了搞垮南学会上。--仅仅因为带头创办南学会、并担任南学会的会长的是那位让他嫉妒已极的绝代公子谭嗣同，就足以让他丧心病狂地大闹特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