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就加入了列强武装侵略中国的行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仍不断地向我国的东北地区派兵，并于1931年9月18日蓄意挑起事端，突然袭击东北军，并迅速攻占我国的东北三省。日军距离北平只有240公里。故宫怎么办？故宫收藏的数以百万计的珍宝怎么办？曾经一度是一个不易为世人知晓的谜。直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始见一些台湾学者在某些文章或书籍中披露了一些。国民党政府曾经组织力量把故宫博物院珍宝装箱南运至西南地区加以保护的事。80年代初则有英国记者采访了抗日战争期间担任保护文物工作的专家，撰写了《故宫国宝话沧桑》一文，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2004年1月，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负责文物南迁的那志良所着的《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才使人们能够比较完整地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民国政府通知博物院把最有价值的艺术品迅速装箱南运。什么是最有价值的艺术品呢？当时的负责人立即组织了方方面面的专家进行挑选。选件固然重要，可是保证古物在运输途中不会因撞击、受潮、过干和白蚁侵蚀而损坏又是一件难事。工作人员向北平城内古玩专家请教了正确的包装方法。挑选、装箱和登记工作进行了一年多，1933年春才竣事，共装了19557箱（一说13427箱又64包）。且不说所有的工作都应该细致、耐心，需要时间，仅说要做这么多木箱不知要耗费多少人工、多少木材、多少时间！所以当时既新做了一批木箱，每个箱子1米长、高和宽均为50厘米。又尽可能利用一些商品包装旧木箱。1933年2月5日晚间，从紫禁城到车站沿途戒严。由几十辆板车往返于故宫和车站之间，军队护送，沿途军警林立，街上空无一人，除了车子急驰的辘辘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给人以一种神秘的气氛。箱子装上专列火车南运，由若干工作人员和武装守卫押运。由于是运送珍宝，当然需要保密，人民群众就不会知道这次故宫珍宝神秘南迁的大事。
故宫珍宝和工作人员分为三队撤退。第一队80箱，由那志良负责。载运古物的列车到了浦口，一路上只在添煤、添水时停车，每次停车，专家们就下车沿着铁轨由前跑到后，把每个车厢的封条，都检查一遍。列车停在靠边的轨道上。军队守卫了一个月。因为南京没有适当的地方收藏，由水路把这批国宝运往上海。在上海存放了近4年，期间南京扩建朝天宫以贮存这批国宝。1936年底，朝天宫扩建完成，工作小组也就留在南京办公，还计划举行展览会。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南京也有危险。民国政府迁往重庆，并下令撤退古物。古物由船和卡车运往1000公里外的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不久又接到命令要他们离开长沙。一个月后，湖南大学就被炸为平地。撤离长沙向西南走了930公里到贵州省的安顺县，在南郊外找到了华严洞。它是一个天然洞窟，为避免坍塌，将洞窟加固，作为办公室和贮藏库。众所周知，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但华严洞的干湿度和温度还是比较适宜储藏文物的，为了文物的安全，还驻守一个连的士兵。至此这一队长途跋涉已经一年多了。1938年10月，贵阳也受到日机轰炸的威胁，而在华严洞的工作人员和士兵都很紧张，但终于没有轰炸。
第二批由时任中英文化协会总干事的杭立武负责。当时南京人心惶惶，都在设法逃离南京，找运输工具和挑夫极端困难。杭立武想方设法包了一艘英国太古公司的船，把第二批古物运往汉口。每箱都贴有装箱和点验者签名的封条，每个封条都照了相，每次开箱时，都要经过同样的手续。日军继续进逼，第二队又从汉口转移内地，到1938年秋才到达重庆。1939年春，日机轰炸重庆，几乎炸中这批国宝。古物箱又再次装船，这一队再向长江上游西行500公里到乐山去。
最后一批7000多箱由吴玉璋负责。当运载文物的列车到达徐州停车添煤、加水时，日本飞机就出现了，所以刚到南京就设法搭火车离开南京。一个星期后，日军进行了臭名昭彰的“南京大屠杀”。从南京转移到郑州，再从郑州到宝鸡。这批古物存放在两座大庙里。宝鸡吃紧时，又把古物运往170公里外的汉中，其中要越过海拔3000米的秦岭。两地之间没有铁路，只能用卡车装运，每辆卡车至多装20箱左右。花了48天总共装了300多车，才把7000多箱古物全部运达汉中。据当事人回忆，车队在逶迤曲折的山路上爬行，还雇了许多当地的民工肩挑手扛，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长征”壮观。可是这时汉中也不安全，一个半月后，又奉命把古物运往成都。成都在500公里外。路上过河而没有桥，只好造木筏暂充摆渡。10个月后到达成都，发现成都的城市很大，地势平坦，没有坚固的楼宇，也没有山可以挖山洞，情况不理想。古物再次启运，运往150公里外的峨嵋县城，那里安全静谧，有很多庙宇可供存放。这一队就在峨嵋的那两座大庙里住下，一住就是7年。后来在成都开过展览会。他们开箱取出古物，首先取出清宫所藏几万本价值连城的古籍，因为古书必须透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可是战后运输工具缺乏，不能冒险在崎岖的道路上运回古物。直到1947年3月，三个队才离开战时的避难所，在重庆集合。经过12年离乱，古物终于可以回南京了。
故宫珍宝南迁的三个队的总行程万里以上，而且从一地到另一地往往需要很长时间，路况不好，车辆也不怎么先进，还要遭遇日机的轰炸。如此规模的珍宝大迁徙，有没有出过事故呢？在南迁过程中真的还翻过两次车，所幸的是都没遇到什么危险。一次是乘坐人的车辆翻了，却没有人伤亡。而运送文物的车子也翻过一次。当第三队的文物车走到绵阳附近的一个桥头时，那桥正在修建，在桥旁搭了一座便桥以供通行，便桥搭得不高，勉强通车，司机不慎，车子翻下桥，直落到河床里去了。那些箱子外面的编号都是“文字若干号”，说明是文献馆的文物，都是些档案图书之类的东西，并不怕摔；车子虽然翻到河床里，怕水浸的纸张型文物却并没有掉到河水里；由于便桥不高，箱子受的震动不大。所以那次翻车事故什么也没有损坏。当时在场的专家和工作人员说：“古物有灵，炸不到，摔不碎！”
故宫的文物虽然分三批运出，所走的路线也各不相同，但最终都隐藏于我国的西南地区，故文物和博物馆学界称此次壮举为“南迁”。南迁文物现存海峡两岸。解放后，留在南京的故宫文物一万多箱北返故宫，后来由于“文革”，一说是有种种原因，运送文物北返的工作暂时搁置，至今仍有两千多箱瓷器尚留在南京博物院。
台北故宫收藏之谜
1965年11月，台北故宫博物院建成开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陆的人们并不确切知道台北故宫博物院究竟有多少珍宝，中国最优秀的文物是否都在台北。长期以来，一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台北有文物没有故宫，北京有故宫没有文物。”现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在访问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后，公布了不少相关资料和数据，终于使人们了解了两院收藏的大致情况。
台北故宫博物院是台湾当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于1965年11月落成的。它建在台北市士林外双溪，公开对外展出。如今，台北故宫博物院已经成为亚洲最优秀的博物馆之一。笔者有一些香港、台湾的朋友，也有一些去过台湾的大陆朋友，他们通常会向笔者夸耀，说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是如何如何的精美，甚至于说中国最优秀的文物多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又说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数量极富，按照目前的展线和展览速度，30年也不能做到将藏品全部展完。这些说法曾使笔者十分迷惑。其实，就连台北故宫博物院是怎样建立的？北京故宫的古物是怎样运到台北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究竟拥有多少藏品？是否真的在数量上、品质上都超过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一系列问题直到最近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撰写并公开发表了《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文物藏品比较》，才使有些问题水落石出。郑欣淼指出：有人以为好东西都到了台湾，有的甚至说：“台北有文物没有故宫，北京有故宫没有文物”，这显然是误解。
我们首先应该了解北京故宫的古物是怎样运到台湾的问题。笔者的老师沈熙乾先生曾于1982年向笔者叙述过此事，因为他也是在南京挑选文物的专家之一。上文已经叙述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的“文化长征”。1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过12年离乱，万里之行的古物离开战时的避难所在重庆集合，并且可以回南京了。可是当时运输能力较低，到1947年初夏，全部古物和保护人员终于由九艘轮船沿江顺流而下，运回南京，把国宝储藏于朝天宫扩建的部分。行家里手们马上恢复中断了9年的工作，开箱整理，并开设临时展览厅。他们的生活是艰苦的，也不管个人的政治信仰如何，博物院工作人员始终团结一致。可是国共之间的内战开始，共产党在军事上并不占优势，却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国民党政府不得人心。1948年徐州会战后，解放军在军事上也占了上风。南京受到威胁，蒋介石计划迁到台湾。于1948年11月决定将故宫国宝和南京中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的藏品及外交部部分重要档案一起运往台湾。
但当时可以运送这些珍贵古物的只有两艘军舰和一艘商轮，只能运送其中一部分。自1948年底至1949年初，南京国民党政府从南京库房中挑选出2972箱文物，约239000余件（若含清宫档案文献则为60余万件），大部分是清宫收藏的精华，包括历代名画及书法、清宫全部藏书和最精美的宋瓷等，其中书画5749件，善本书150688册，还有历代重要佛经、藏文喇嘛经和满蒙文史籍等。总数约为故宫国宝的六分之一，于1949年运到台湾。
笔者曾问及沈熙乾先生：故宫的国宝非常丰富，为什么只运六分之一呢？沈先生回答说：“蒋介石政府又何尝不想多运，甚至想全部运走，可是当时的海运能力确实有限。而要抢运的生产物资和财产又实在太多，比如有些工厂的机器也要运，运不过来，这才需要再度挑选。当时还是我和一些朋友依据《国语·楚语》论国宝，不以龟、珠、角、齿、皮、革、羽、毛为宝，而以那些能作训辞、能道训典的人才为宝，撰文说服了政府，才只挑选六分之一的。再说，国民党的军队在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遭到重创后，南京似乎已经听到了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南京政府的官员及其家属都十分恐慌，有很多人想去台湾。记得有一次装运文物时，有一大群高官的家属带着行李冲到码头，有的甚至强行上船，逼得当时的主持此事的官员不得不答应另行安排船只运家属，才安全渡过难关。”
古物到达台湾后，最初贮存在台中市的糖厂仓库里。糖厂仓库当然不是珍藏国宝的理想地方，于是又很快迁移到附近一个名叫北沟的小山村，直到故宫博物院建成，差不多存放了15年。我们都知道，在那十余年时间里，台湾的社会秩序并不稳定，海峡两岸随时有爆发战争的可能。中国政府一直重申“一定要解放台湾！”而台湾当局则不断宣称反攻大陆。不仅如此，而且两岸的军队还曾长期互相炮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安全，又由专家挑选了少量极品，如当时仅见的刻有卜辞的四大块完整龟版等，出资存放到美国。另外，台北故宫博物院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也以接受捐赠、征集、购买的方法，增加了约5万件藏品。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展览方面也做了卓越的工作，采用国外高科技仿制了一批元代以前的书画作品，在世界各大城市巡展，收到了全球性的良好影响。
现在我们来看郑欣淼是怎样回答“两岸故宫藏品哪家多？哪家的精品多？”这一问题的。他说这是两岸同胞乃至国际社会都不甚清楚而又很关注的一个问题。他十分肯定地说：北京故宫不仅藏品数量远远多于台北故宫，而且精品也多于台北故宫。并且说明了理由：一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前，逊帝溥仪将1200余件书画精品、古籍善本和大量珍宝盗运出宫。新中国成立后，其中相当部分重新回到了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如《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五牛图》、《伯远帖》、《中秋帖》等。二是，1933年故宫部分文物南迁后，北平故宫本院所留文物还是相当多，也有不少珍品，沦陷期间还在继续清点、登记，并征集了一批珍贵文物。南迁文物后来运台2972箱，占南迁箱件数的22%，当然多是精品。其实留下的78%精品也相当多。三是，两岸故宫文物藏品构成上稍有不同。运台故宫文物约60万件，其中清宫档案文献38万件册，善本书籍近16万册，器物书画5万余件；加上抵台后征集的文物，总计65万余件。现北京故宫有藏品150余万件，其中1949年后征集24万多件，80%以上仍为清宫旧藏。北京故宫原有明清档案800万件，善本特藏50多万册（件、块），器物书画100万件，总计达960万件。
郑欣淼还将几大项文物作了具体的比较，兹列简表于后。
郑欣淼还从工艺品、宫廷文物、图书典籍等方面作了比较。工艺品方面：北京故宫藏有玉器28461件，多于台北故宫的11445件，又征集了新出土的珍贵玉器数百件，其中安徽凌家滩遗址与六安杨公乡战国墓出土的一些玉器，为世所罕见。另外，北京故宫的“大禹治水”玉山，重逾万斤，还有重量数千斤的几件玉山，而台北故宫无此类大件玉器。漆器、珐琅、玻璃、金银器、竹木牙角雕刻，以及笔墨纸砚等“杂项”，台北故宫有7605件，北京故宫有101355件。台北故宫漆器精品较少，北京故宫较多；珐琅器，两岸所藏特点相近，但北京故宫的一些大型金属珐琅制品则是台北故宫所没有的。另外，北京故宫还藏盆景1442件，匏器590件，而台北故宫无此收藏。宫廷类文物方面：北京故宫具极大优势，皇家日常生活用品文物，无所不藏，如清代玉玺“二十五宝”、卤簿仪仗等为台北故宫所无；帝后冠服也最为齐全，而台北较少；清代皇家信仰多种宗教，北京故宫收藏有大量萨满教和藏传佛教的法器、祭器、造像、唐卡等，还完整地保存了一些藏传佛教及道教殿堂的原状，这是台北故宫无法企及的。图书典籍方面：台北故宫所藏版本时代早（宋、元、明版较多）、卷帙完整、书品好者居多，如文渊阁《四库全书》、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宛委别藏》及部分“天禄琳琅”藏书等，多是独有的巨帙或孤善之品，相当珍贵。北京故宫所存数量不多的宋元版书多已拨交国家图书馆，但明清抄、刻本品种、数量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