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起源之谜
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雕版印刷术始于何时？千佛洞发现的《金刚经》似乎揭开了这个谜。《金刚经》印制精美，末尾题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等字样。咸通九年，即868年，为唐朝晚年。《金刚经》显示出当时的刊刻技术已达到高度成熟的水平。雕版印刷术起于何时，历来还有三种说法，分别是东汉说、隋朝说和五代说。由于有千佛洞发现的《金刚经》为实证，唐朝说最具说服力。如此重要的珍宝，怎么会藏在不列颠图书馆的呢？
19世纪的最后一个初夏，发生了一件令中外人士惊讶不已的事，这便是尘封约900年的甘肃敦煌莫高窟千佛洞面世了，莫高窟第十七号洞窟藏有大批经卷、文书等珍贵文物。其中的《金刚经》似乎昭示着它是我国最早的木刻本书籍。
前秦建元二年（366）的一天，乐和尚云游来到敦煌城西南三危山下，目睹夕照下的三危山金光万道，状似千佛，便缔造了第一个佛窟。后来者断断续续，开凿的石窟也越来越多。由于石窟是开建在沙漠的至高处，就取名为漠高窟，后来称做莫高窟。这些石窟内的彩塑、壁画逐渐增多，其雕塑、绘画艺术造诣极高，一直辉煌到10世纪末；当时，西夏攻入敦煌，为避兵灾战毁，敦煌各大寺院的图书被紧急聚积到莫高窟第十七号洞窟内，洞前还筑起了夹层复壁。而寺院僧众也弃走他乡，这些经卷等就悄无声息地保存在这里了。到了明朝，修筑了嘉峪关，弃守敦煌，这座丝绸之路上的绿洲名城就被历史的时光湮没无闻了。
清末，兵荒马乱，有一个湖北麻城籍的道士叫王圆的只身来到了莫高窟。王道士目不识丁，笃信宗教，把靠化缘和做道场得来的钱，请一个姓杨的人来抄写经卷。杨氏喜欢吸旱烟，吸烟时常用芨芨草来点燃。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五月二十六日这天，杨氏抄写经卷时稍事休息，吸起旱烟后，照例将燃剩的草插在身后窟壁的裂缝中，这次余草较长，插进缝隙中竟然深不见底，他觉得有些奇怪，就拍拍窟壁，里面发出空空的回音。他就把这蹊跷事跟王道士嘀咕开来。天黑之后，王、杨两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忙活了起来。他们设法砸开墙壁，进入了一道小门，顿时复室里堆满的所有物件在他们面前一览无余了，有法器、经卷、文书、绣画等。这正是尘封约900年的甘肃敦煌莫高窟千佛洞。
当过兵的王道士，立即想到要报官，便择了个黄道吉日，挑了几幅他认得出的绣着水月观音像的画呈报敦煌县令严泽。严泽不置可否，正忙着自己离任的事。不久，新上任的县令汪宗翰看到前任留下的绢画，赶紧到千佛洞看了个明白，取了些经卷拓片之类的向上汇报了甘肃学台叶昌炽。叶昌炽对金石、版本、校勘均有造诣，于是建议将这些珍贵文物悉数运抵到省城兰州保管，不过，藩台衙门不愿花上五六千两银子来搬运这批古董宝贝。1904年，下了一道文，就令王道士就地封存保管。王道士曾想上报慈禧太后，不过太后正忙着东躲西逃，弄不清御驾何在，也就只好打消这个主意。
政府无能，外盗则猖獗。1905年10月，俄国人奥勃鲁切夫用六包日常用品从王道士等手中换取了两大包藏经洞写本。1907年5月26日，匈牙利人斯坦因用谎言骗取了王道士对宗教的一片痴心迷情，斯坦因说自己是西天取经的玄奘的弟子，这次千辛万苦东来取经，将带经卷返归原处。斯坦因翻检搬运了7天7夜，于是，24箱经卷写本和5箱画绣品及其他文物远走他乡，而40锭马蹄银留下来用做了新建、修饰寺庙塑像。1908年3月3日，法国人伯希和进入了藏经洞门，左挑右选了3个星期，最后花了50两银元宝换取了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他把这20个左右的大木箱暂放在越南河内，见清政府无反映，就坦然地把这些盗宝运往巴黎。
1909年，罗振玉听到敦煌遗书的风声，应伯希和之邀，访谈得知原委，感到事态严重，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敦煌石室书目发现之原始》，披露了经卷被劫一事，举国哗然。有识之士找到学部，学部代理部长唐景贤以无力购买为由，推诿给京师大学堂。大学堂总监刘廷琛如法炮制。在罗振玉的激怒之下，刘廷琛才答允。1910年，国宝运送京都。这次搬运损耗不少。装载文物的官兵肆意践踏胡乱装放，附近乡民趁机哄抢愚昧破坏，沿途官绅雁过拔毛巧取豪夺，国宝到京城惨剩8679卷，其中残卷不少。
王道士偷偷留下了不少遗书，继续着他虔诚的破坏。1912年日本人太谷光瑞、1913年斯坦因、1914年俄国人奥登堡相继劫掠大量敦煌遗书，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强胶剥离敦煌壁画。王道士忙着把492个洞窟修饰出216个，直到1931年他死时也无法明白自己的罪孽怎么也无法赎回。
1943年，向达实地考察，然后着文大力呼吁。次年，敦煌艺术研究院成立。
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雕版印刷术始于何时呢？千佛洞所发现的《金刚经》似乎揭开了这个谜。《金刚经》印制精美，末尾题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等字样。咸通九年，即868年，为唐朝晚年。《金刚经》显示出当时的刊刻技术已达到高度成熟的水平。雕版印刷术起于何时，历来还有三种说法，分别是东汉说、隋朝说、五代说，由于有了千佛洞所发现的《金刚经》为实证，唐朝说最具说服力。
隋人郑机首创东汉说。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山阴高平县人张俭得罪宦官侯览，被朝廷“刊章讨捕”，有人认为“刊章”是板榜，而人们普遍认为，“刊章”不过是用印章刊在封泥、布帛或纸上，算不上雕印。明人陆深首倡隋朝说。隋朝费长房所撰的《历代三宝记》里载开皇十三年（593）十二月八日，文帝下诏“废像遗经，悉令雕撰”，而《隋书》、《北史》等史料中亦有类似记载，但不见实物如《金刚经》这般明确显豁。持五代说者依据的是《旧五代史》中的一段记载，说后唐宰相冯道建议唐明宗下令刻印儒家九经，用了22年雕印完成，而如今因《金刚经》面世，五代刻印儒家九经只能表明它是我国历史上大规模长时间雕印书籍的开始。
《永乐大典》正本失踪之谜
《永乐大典》保存了大量我国14世纪以前的文艺、史地、哲学、宗教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既是中国文化遗产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宝库的珍品。《永乐大典》编纂完毕后，又重录过一部，为永乐正本。藏于南京文渊阁的《永乐大典》原稿本煨烬不存。嘉靖帝深爱《永乐大典》，决定重录。重录本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一致，称为“嘉靖钞本”或“副本”，藏于皇史，雍正时改藏翰林院。历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的劫毁，《永乐大典》几乎丧失殆尽。但这些屡遭灾难的是《永乐大典》副本，那么正本又在哪儿呢？
在上一个世纪末，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栾贵明公布了他30年的研究成果：《永乐大典》正本极可能仍存于世，存于北京十三陵中保存最好的永陵中。《永乐大典》正本失踪之谜又引起了世人极度的关注。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这部大型百科全书保存了大量的我国14世纪以前的文艺、史地、哲学、宗教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远比西方的百科全书早300余年，《永乐大典》既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然而《永乐大典》的命运多蹇，历尽磨难和摧残。
由于《永乐大典》卷数浩繁，清钞完毕后，无法刊刻，当时只是重录过一部，不过缮写精妙，这便是人们常说的“永乐钞本”或“正本”，藏于明朝北京的文楼。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藏于南京文渊阁的《永乐大典》原稿本煨烬不存。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皇宫失火，深爱《永乐大典》的明世宗一夜连下三四道御旨，《永乐大典》在劫得逃。为免不测之虞，明世宗决定重录，重录工作进行了六年，至明穆宗隆庆元年才完成。重录时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重录本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一致。重录本便是人们常说的“嘉靖钞本”或“副本”，藏于嘉靖十三年（1534）建造的皇史，雍正时改贮在翰林院。于是，《永乐大典》有了两个钞本。
在明清之际，由于管理不善，《永乐大典》副本亡佚2000余卷，清代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加强了管理，失书明显减少。一俟《四库全书》修成，《永乐大典》似为多余之物，乏于严格的管理制度，迨至光绪二十年（1894）翁同入翰林院检查，发现只存书800册了！历经清咸丰十年（1860）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的劫毁，《永乐大典》几乎丧失殆尽。这些屡遭灾难的属《永乐大典》副本，而《永乐大典》的正本又何去何从呢？
《永乐大典》全书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分装10095册，约37000多万字。这部上万卷的皇皇巨着，在重录之后，下落很是不明，确实让后人感到蹊跷。有关《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历来就有三类说法。
第一类是被随葬说。
1957年，在劳动改造思想的时候就关注《永乐大典》正本失踪之谜的钱钟书就为栾贵明提出《永乐大典》正本失踪之谜的研究课题。栾贵明一做就是30年，其研究成果披露于世的就是被随葬说。就在1986年，中华书局编审张忱石着《永乐大典史话》中也表示这一说法。
在明成祖时，编纂好《永乐大典》；之后，明代的帝王中只有孝宗和世宗这两位很喜欢读书的皇帝常常阅读《永乐大典》。如孝宗曾把《永乐大典》中的医药秘方抄赐给太医院；世宗则更是喜爱《永乐大典》，在他的案头上常备着几册《永乐大典》，他按韵索览。而在明代，有这样的习俗，就是把死者生前所喜爱的书籍随葬。那么，这部《永乐大典》正本随葬于世宗永陵的可能性就很大了。现在所见到的永陵，其规模明显比明代其他的皇陵要大，是可以随葬《永乐大典》正本的。有一个值得费解的是，世宗嘉靖帝下葬后，隆庆帝不断褒奖了编撰儒臣，而关于这部皇皇巨着，公私书目和正史野史阙载，那么正本成了陪葬品的疑点很显得突出了。据《明实录》记载，从三月二十二日嘉靖帝下葬二十余日起，隆庆帝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竟然连续褒奖《永乐大典》的编撰儒臣，四月十日嘉奖徐阶等十数名儒臣“同知经筵席”，四月十五日，又以“重录《永乐大典》成”为由，再行褒奖。而《明实录》对《永乐大典》正本藏处只字不提。不过，被随葬这一说法的证实与证伪只有借助于考古发掘了。
第二类是被烧毁说。至于被烧毁的时间，就存在两种看法。
一种认为，发生在明亡之际，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肆意烧毁，《永乐大典》正本可能就毁于一旦。至明末清初，皇宫内外就有人疑窦丛生了。如明末宦官刘若愚在《酌中志》里提出：“旧《永乐大典》二部，今又见贮于何处也？”明末清初的着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表示《永乐大典》正本“全部亡佚”。郭沫若也持此说法，在《重印永乐大典序》中说：“从此正本与副本分藏于文渊阁与皇史。明亡之际，文渊阁被焚，正本可能毁于此时。”
另一种认为，清代初年《永乐大典》正本改贮乾清宫。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发生过一场大火，《永乐大典》正本未能幸免于难。不过，就在乾隆年间，《永乐大典》正本的存在与否就值得怀疑。乾隆初编制的《天禄琳琅书目》里就没收《永乐大典》正本，而编制时是将宫中的善本集中于乾清宫旁的昭仁殿的。乾隆帝就曾赋诗表示过对不见《永乐大典》正本的无奈：“《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坚。简及释道欠精覆，久阅沧桑惜弗全。”
第三类是被藏在夹墙说。
明代的皇史是皇家档案库，专门存放《实录》、《圣训》、《玉牒》类。重录本藏于皇史。有人认为，《永乐大典》正本即藏在皇史的夹墙内，以备不测。皇史全砖石结构，抵防水火性能极强，而皇史大殿墙壁构造与其他建筑很不一般，它的东西墙厚度达3.5米，南北墙厚度达6.1米，这一奇特之处用意何在呢？将《永乐大典》正本秘藏在皇史的夹墙内，是有可能的。
曾经沧海难为水。不过，很值得欣慰的是，解放后，新中国注重文化遗产，对《永乐大典》副本不断收集，并影印出版，功在当世，利在千秋。
《聊斋志异》手稿离合之谜
蒲松龄花了30余年写成490余篇流芳百世的《聊斋志异》。其着作手稿经蒲氏子孙装帧成四函，在家族中流传。后来却几经朋友出卖、权贵争夺，几经失落，四函只剩两函。直到1951年，蒲文珊却将《聊斋志异》整本手稿捐献给东北人民政府，稿本失而复得之谜才为世人所知。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剑臣，世称聊斋先生，山东省淄川人。他整整花费了30余年写成了490余篇的聊斋故事，这就是流芳百世的《聊斋志异》。蒲松龄曾为后裔排了一个名谱：“竹立一庭，尚国人英。文章先业，忠厚家身。”蒲松龄着作手稿不少，但传到蒲松龄七世孙蒲价人时，所剩不是很多，其中最完整的数《聊斋志异》。清朝同治年间，为了谋生，蒲价人离开祖居山东省淄博的蒲家庄，闯“关东”，在奉天府（今辽宁省沈阳市）落脚。在这次远行中，《聊斋志异》手稿受到加倍护理，随行的还有《聊斋杂记》（后来辽宁省图书馆定名）手稿和《聊斋行乐图》一卷。光绪初年，蒲价人把手稿重加装裱，装裱后的《聊斋志异》分四函八册，《聊斋杂记》二册。《聊斋行乐图》文物价值很高，很可惜被蒲松龄的一个第八世孙偷卖了。蒲价人恨自己教子无方，气恼得老泪纵横，自然对《聊斋志异》手稿看管得格外谨慎。临终时，蒲价人专门把儿子蒲英灏叫到床前，千叮咛万嘱咐后，把《聊斋志异》手稿托付给蒲英灏。可是在蒲英灏临终前把稿本交给其子蒲文珊时，仅剩两函。后来蒲文珊所保管的两函也不慎丢失。1951年，蒲文珊却能将《聊斋志异》手稿整本捐献给东北人民政府，稿本的失而复得之谜才为世人所知。
蒲英灏年少时读过不少书，知书达理，自然把父亲的话牢记在心上。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袁四从山东出来闯“关东”，积攒了几个钱，但就是不学好，爱上了抽烟土，又嗜酒，有了如此大瘾，生活也就每况愈下，到后来连妻子也不愿意同他过日子了。袁四自与蒲英灏认识后，就赖在蒲家混吃混喝。蒲英灏规劝、资助无效，而自己不过在奉天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手下做个小文书，薪俸微薄，一家老小过起日子本来就够拮据的，抵挡不住袁四的折腾。袁四反觉得蒲英灏不仁不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想法把蒲英灏家藏《聊斋志异》手稿本的事透漏给了依克唐阿，换得几个钱花。
依克唐阿充其量不过粗通文墨，一听到这个消息，飘飘然起来了，就提出借阅《聊斋志异》手稿本的要求，好显示他的文儒来，以提高自己在下属面前的身份与涵养。是祸躲不过。一个要保饭碗，一个死要面子。蒲英灏与妻子左思右想，最后，硬着头皮，借出了半部《聊斋志异》手稿，考虑着归还后再借另外半部。其时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