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蜀王，大家都会想起李白《蜀道难》的诗句：“蚕丛及鱼凫，尔来四万八千岁。”蚕丛是蜀国的开国始祖，他奇特的长相是“纵目”，也就是眼睛竖着长在脸部。也许就是这一原因，古蜀国最初的城邑名“瞿上”。瞿字的构造就是两只竖着的大眼睛底下是一只短尾巴鸟。三星堆青铜器的许多纹饰同鸟有关，证实了生活在四川盆地上的居民崇信鸟。鱼凫的“凫”就是一种会捕鱼的水鸟，名鸬鹚，俗称“水老鸦”或“鱼老鸦”。蜀国都曾经被商和西周打败，最后灭于秦。起初，秦国为了在同楚国争雄时，不让蜀国帮助楚国而拉拢蜀国，秦王答应嫁五个美女给蜀王。蜀王因为蜀道险阻，就派了五个大力士去秦国迎娶。可是在回蜀的途中突然窜出一条大蛇，把秦女叼在嘴里迅速地钻进了一个山洞。大力士不敢贸然对蛇动武，以防大蛇把秦女咬死，于是拽着蛇尾拼命地向外拉，双方相持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山崩地裂，大力士、美女和蛇都葬身于乱石之下。这一个悲壮的神话故事可能隐含了对蜀王的讽刺：想娶美女而不成，反而使得蜀国倾覆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一尊站立人像的问题上来。如果说它是某一位蜀王的造像，那么它是哪一位蜀王呢？我们能知道的蜀王有蚕丛、柏灌、鱼凫、蒲卑、杜宇。他们都对蜀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过贡献，为什么仅见此一尊立像？持有立人像是蜀王观点的学者还把它同金杖联系在一起，认为金杖就是权杖。以杖为王权的象征，不仅古埃及、爱琴海和西亚诸文明古国有此习俗，史不绝书，而且中国也有此习俗，如周武克商前夕，在牧野誓师，就有“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的记载。再说，三星堆文化有比较浓厚的外来文化因素，站立铜像为某一蜀王的造像，当不成问题，不必拘泥于是哪一位，也根本不必拘泥于每一位蜀王必定非造一个铜像不可。
更多的学者认为站立铜人像是“群巫之长”，而两个器物坑出土的其他人头像，或是巫师们戴的面具，或是其他巫师的造型，而那些超乎常人大小的人头像更应该是神物。《周礼》中记载了一种称为“金相氏”的巫师，他们通常在新挖掘的墓坑里施行巫术，在头部的四面戴着金属面具，手执戈矛之类的武器，一边念咒，一边舞蹈，并不时地将戈矛刺向墓穴的每一个角落，以此驱赶邪疠，让死者安息。那些同常人一般大小的人头像，应该是比较着名巫师，而这尊站立铜人像应该是“群巫之长”。由于把站立铜人像视为巫师，那么金杖就应该是魔杖、巫杖。有的学者还将人像双手的姿势作了分析，指出双手不可能握持同一件圆筒状的物体，因为双手握物的方向并不表示在同一条直线上，金杖并非此铜人所握有，应该是一手握璧以祭天，一手握琮以礼地，正是大巫师所为。还有的学者把其他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同三星堆铜立人像作比较，如陕西宝鸡茹家庄有双手各执一个玉琮，也有双手握着一个大玉琮的小型铜立人像，认为它们都同祭祀或巫术活动有关，故为巫师的造像。
还有的学者认为国王和大巫师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上古时期往往国王兼为大祭司或大巫师。站立铜人像完全应该既是蜀王，又是“群巫之长”。这似乎就可以解决了这国宝之谜了。可是不同的见解还是接踵而来。有人认为它们不过是随葬品，有人认为它们是外来的古埃及人或爱琴海地区的人，因为高鼻深目，还长了卷曲的胡髭。还有人认为铜像的大眼睛不过是患有眼疾而已。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站立铜人像与金杖究竟有没有关系？是外来文化还是古蜀文化？至今还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
晋侯苏编钟散聚之谜
晋侯苏编钟的特别之处是每一个器物上的铭文不是单独成篇的，而是下钟连着上钟读，而且铭文有铸成的，也有后刻上去的。先是由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从香港的古董市场上购回14件，当14个编钟运回大陆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老马失蹄”，直到另外2件编钟在晋侯苏墓地找到，与这14件组成一套完整的编钟后，这才成就了“老专家慧眼识宝”的精彩故事。
2002年夏，上海博物馆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了山西晋侯墓地青铜器展。进得展览大厅，在轻轻的古钟音乐声中，观众们仔细地欣赏16个一套晋侯编钟。该组编钟大小不一，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都是甬钟。钟外壁都用利器刻凿规整的文字，刀痕非常明显。每钟的文字连读成篇，共有355字，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前846）正月八日，晋侯苏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它们不仅是晋侯墓地最重要的器物，也是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发现。可是这套编钟是分两次获得的，当获得首批14件时，被普遍地指控为伪物。其真伪之谜直到找到另两钟后才真相大白于天下。
这套编钟为研究西周历法提供了可贵的记录。铭文记有7个干支历日和5个记时词语：唯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二月既望癸卯；二月既死霸壬寅；三月方生霸；六月初吉戊寅；丁亥；庚寅。根据这些资料，专家们认为：西周晚期在位超过33年的，只有厉王和宣王。通过对8号墓中的木炭等样品进行碳十四测年，在公元前816-前800年之间。《史记·晋世家》载晋侯苏卒于周宣王十六年（前812），所以晋侯苏钟的“三十三年”属厉王，晋国用的是周历。《史记·周本纪》载厉王三十七年出奔，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共和”。以厉王出奔之年为“共和”元年，即前841年，则厉王三十三年为前845年。该年依建丑（以夏历十二月即丑月为岁首）：正月乙巳朔，“既生霸戊午”是十四日；二月甲戌朔，“既望癸卯（当是辛卯）”是十八日，“既死霸壬寅”是二十九日；六月壬申朔，“初吉戊寅”是初七（“初吉”出现在初一至初十），按干支推出的日期与月相能相合，可知厉王三十三年为前845年不误。因此可定厉王元年为前877年。为学术界一月四分月相说的长期讨论做了一个明确无误的证实。
铭文还具体记载了周厉王亲征东夷的功绩，是对西周史料的重要补充。晋侯苏受王命，去征伐夙夷部落。战斗共发生了三次。首次就获得胜利，晋侯斩首120人，活捉23人。周厉王闻讯后，亲到战场视察，晋侯亲率士众杀进夙夷的阵中，再次斩首100人，抓获11人。厉王命晋军乘胜追击，晋侯斩首110人，抓获20人，晋侯的部属斩首150人，抓获60人。厉王回到成周后，要召见晋侯，苏便来到成周；厉王亲赐鬯酒、弓矢和马匹。铭文补充了史书的失载。
晋侯苏编钟还证实了西周晋国的都城在曲沃。汉代以来，诸多史籍未能明确记载晋都之所在，更不记晋侯墓的所在地。这套编钟既证实了曲沃就是晋国的都城，又证实了曲沃北赵村发现的就是晋侯墓。
14件编钟从香港古玩街购回时，很多文博专家认为是伪器。1992年12月，上海博物馆馆长、着名的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出访香港，有一位富翁陪同他游览香港古玩肆，并答应说：你看中了什么文物，我掏信用卡。在琳琅满目的古玩街上，马老看中了14件编钟。马老的话音刚落，这位爱国的港商大吃一惊，倒并非为了钱的问题，它们仅标价十余万港币，便宜极了！而是惊讶这位蜚声海内外的专家竟然也会看走眼，因为香港有很多收藏家，大家一致认为它们是仿制品，是伪器。他好意地提醒马老要仔细看看。马老越仔细看，就越是坚定地要购买这14件编钟。就这样买定了！编钟运回上海博物馆后，很多专家慕名前去观看，而绝大多数人认为马老真的看走了眼，马老这回上了大当。认为这14件编钟为伪器，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其一是器皿还能见到铜的黄色，锈蚀的程度不对；其二是铭文显系后刻，不是铸成的；其三是每器的铭文根本就读不通。可是马老还是坚持认为是西周晋侯的编钟。要说明它们是周文物，知识渊博的马馆长解释说：器皿一直深埋地下，由于最近才出土，故锈蚀的程度不够，甚至还能见到铜的黄色；铭文虽为后刻，但是系当时的后刻；铭文并非一器一铭，若把它们连缀着读，就通顺了。
马老的解释虽然有理，但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拿出铁一般的证据。马老立即写信给正在山西省晋侯墓地进行考古挖掘的专家，询问有没有发现另外的晋侯苏编钟。因为根据铭文的推断，还应该有刻有“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类话语的一二个钟。可是回答令人失望，说是晋侯苏墓已经挖掘完毕，并未见有编钟。马老再度写信，要求在回填土时仔细查找。考古工作者遵照这位老专家的要求，在回填土时进行了仔细的翻捡，奇迹出现了！两个形体不大的钟出现了！他们兴高采烈地把此消息告诉马老，并告知铭文，稍大的为“年无疆，子子孙孙”稍小的为“永保兹钟”。“年”字正好上承第十四个钟的铭文的最后一个“万”字。山西晋侯墓考古发掘出土了残存的2件小编钟，形制与14件晋侯苏钟相同，大小和文字完全可以连缀起来，证实上博从香港抢救回归的14件钟与此次发掘出土的2件钟原出同墓，此套完整的编钟数目应是16件。这样，晋侯苏编钟遂成完璧。
那么14件编钟怎么会出现在香港古玩肆的呢？原来在1991年，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发现成片的春秋时期墓葬。省考古所组织了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挖掘，可是因为要麦收，考古队的民工走了，考古工作暂告停止。这片发掘中的春秋墓葬才停工不久，便发生了猖狂的盗掘，大量文物被贩子运往海外。14件编钟就这样到了香港。
马老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慧眼识宝的佳话却永远流传在文博界。
曾侯乙身世之谜
湖北省随州擂鼓墩古墓出土了迄今全世界最大、数量最多、时间最早、制作最为精美的整套编钟。编钟共有65件，分三层吊挂在钟架上，每一件编钟上都铸有“曾侯乙作持”及其所属的音程和钟名（即音名）。对编钟主人曾侯乙的考释，目前学术界存在三种意见。
1978年的5－6月份，在湖北省随县（今随州）的擂鼓墩古墓中取出了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大、数量最多、时间最早、制作最为精美的整套编钟。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套编磬，及鼓、琴等乐器数十件，古墓穴简直就是一座音乐厅。编钟共有65件，分三层吊挂在钟架上，基本上就是编钟演奏时的悬挂方式。每一件编钟上都铸有“曾侯乙作持”及其所属的音程和钟名（即音名），每一件钟体都有两个击奏点。根据专家们的研究，编钟所反映的音乐理论、实际的演奏方法、编钟的铸造工艺等重大问题都已经逐一解密，而且能使用编钟演奏现代音乐。可是编钟的主人曾侯乙是哪一代的曾国国君却至今仍是一个无法考释清楚的谜。学术界存在三种意见；一是夏代始封的姒姓曾国；二是西周始封的姬姓曾国；三是随即曾国，姬姓。
在浩如烟海的古文献中确实有关于曾国的点滴记载，曾可以写作缯、等。根据专家的考证，上古中国存在过姒姓的曾国和姬姓的曾国，并且两个曾国同时存在过很长一段时间。姒姓的曾国也写作缯，是夏代的封国，其地在古申国的北面，就是现今河南南阳之北，那一带在春秋时代成为楚国方城的缯关。商汤灭夏后，把缯国的居民迁到河南新郑和密县之间的水一带，这条河流可能因缯的居民而称为。周灭商，又迁缯国的居民于山东省临沂苍山附近的曾，此也可能因缯的居民所居地而产生的新字。为西周的子爵诸侯国，并同西周王室保持一定的婚姻关系。可是到了春秋时代，曾同东周王室一样每况愈下。有一次，宋襄公召集了曹国、邾国、曾国的国君或大臣在曹国南部会盟，曾国的国君没有及时参加。会盟后宋、曹的君臣又到邾国去进行国事活动，曾国的国君只得匆匆忙忙地赶到邾。宋襄公因曾子的迟到而恼怒，命邾君把曾子抓起来，就像牛羊一样被杀了当作祭祀土地神的牺牲。这是一次春秋时代残酷的“人祭”。其后的曾国就投靠了鲁国。至春秋中期，曾因有鲁国做靠山，便对邻国莒国不作防备。莒国乘鲁国无暇顾及的时机，就把曾国灭了。曾的贵族和部分居民逃到鲁国，便以曾为姓。按照姒姓曾国逐步衰亡的轨迹，战国中后期的曾侯乙不可能是姒姓曾国的后裔，更没有力量和技术铸造成如此硕大而精美的编钟。可是春秋时的灭国措施一般只是迁走其民众，不准祭祀亡国的崇拜物而已。姒姓曾国的贵族和民众仍有可能迁到其他地方再图发展。再说，山东境内的曾国是否就是夏代始封的姒姓曾国还缺乏必要证据。
有的学者根据一些曾国的青铜器铭文，认为在河南的曾国是姬姓的曾国。在西周昭王、穆王时代，对南蛮用兵，同时把原先分封在陕西、山西的姬姓诸侯国迁移到汉水流域，以作为周王室的南方屏障，曾国就是在那个时代迁到了原来姒姓曾国的居地，故又有了一个姬姓的曾国。同时迁到汉水流域的有应、霍、随等，史书上称它们为“汉阳诸姬”，都是伯爵国家。到西周后期，姬姓的曾国已经比较强大，曾经同申国、戎人和其他诸侯国一起保护周平王东迁，故有可能升为侯爵。上个世纪70年代，在河南省新野县发现了不少曾国的墓葬，出土了一些带有铭文的曾国青铜器，表明那里确实存在过一个曾国。而且在湖北省的随县、枣阳境内也曾经出土了不少带铭的曾国青铜器，表明原来在南阳、新野一带的曾国逐步向东向南迁移，约在战国中后期迁到了随县。至于曾国迁移的原因即是出于对楚国的礼让，正由于这一原因，曾国博得了楚王的好感，在楚惠王获悉曾侯乙去世的讣告后，还铸造了青铜礼器相赠。从曾国青铜器的分布情况论及曾国的迁移路线和范围是对的，可是怎样解释随县、枣阳一带出土的春秋前期的曾国青铜器呢？有的学者就比较轻率地说：那是后来带过去的。这种可能性虽然存在，但是作为一个长久地存在的、又是一个比较强大的、有地位的诸侯国的大范围迁移，毕竟缺乏必要的证据。更何况随县本来是姬姓随国的所在地，曾国怎么占有随地的呢？随国又到哪里去了呢？
提起随国，人们都会想到有关随侯珠的故事。有一次外出打猎，见一条被砍伤的大蛇，随侯就为蛇敷药包扎、喂它食物，见蛇减轻了痛苦，就离开了。过了若干年，随侯打猎经过为蛇包扎的地方，突然见汉水里窜出一条大蛇，口衔明珠，自称是来报答上次随侯的救命之恩的。随侯由此而获得了一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也称明月珠、随侯珠。我们可千万不要做随珠弹雀的傻事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