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家公是美国公民，毓超本以为凭“出生纸”很快就会获准签证，飞到大洋彼岸。无论多苦多累，一定拼命赚钱，寄回老家。可是，香港领事馆从开始问话起，—定要家公前去作证，才可放行。他们的理由是：广东和香港近在咫尺，儿子的移民大事，当父亲的为什么不可跑一趟呢！同时，那么多“买纸”案件，你不亲自来面谈，怎么相信你不是“假纸”。他们哪里知道，家公已被剥夺了行动自由。
那时，中美已断交，如果说明了家公是美国公民的身份，新政府一定会加你一条“美国特务”的罪名，哪里还可能准许去香港。所以，毓超不能，也不敢向领事馆官员说明父亲不能前来作证的真实原因。签证拖了一年多，仍然是云里雾里，毫无进展。
毓超在香港期间，工作组对家公、后母的斗争并未间断。不久传来了不幸的消息：父亲、后母已双双死于乡下。
毓超无法忍受老父、后母死亡的悲痛。可是，他连回去为二老收尸的能力也没有。如果他回去，一定会被定“逃亡罪”，这样妻子、儿女们就没有希望了。想着年幼的弟妹们不知漂流何方？想着牢里的妻子儿女是否能出狱？他束手无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