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的病时好时坏,在美国那么多年,一直无法完成学业。家公安排他回国管理家业,让毓超早日到美国发展。那时毓超已有两男一女,万事皆备,本可以起程了,但中国的局势这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解放前夕,很多有钱人都离开了中国。家公有美国公民身份,随时都可以走。但他没有出走的打算,他认为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把商店、诊所、田地、钱……都交给新政府,分给穷人,同样是做善事,应该拥护。他觉得自己是放牛娃出生,“卖猪仔”的归侨,相信怎么说栅都不会划到敌人那圈子里去,新政府定还会给他们家留下几亩田地,几间房子。全家人共同劳动,自种自收,自食其力,日子一定还是能过下去。可是家公想错了,这一愿望,竟成了泡影。
家公眼看形势越来越紧,便催毓超赶快到香港,与从美国回来的二哥同住昂哥家中。二哥估计领事馆不可能马上审理毓超的移民案件,决定先回乡下见父亲和家人。待领事馆有了通知,再赶到香港。
毓超送二哥上船回乡下时,虽然看上去他的身子虚弱,但看不出病得很严重。在船上,二哥没叫嚷,也没有呻吟。可待船靠岸时,人们发现他已死了。没想到码头一别,竟成了两兄弟的永诀。
毓超惊悉噩耗,连忙赶回家,安慰父亲、二嫂和家人。二嫂膝下无子,也想过继一个孩子给他。毓超在家呆了几个月,一时工作组进村,斗地主,分田地。
家公出洋时,祖母想给儿子煮一碗粥送行的米都没有,只吃了两块烂山芋饼上路。一个“猪仔”在国外拼命奋斗了几十年,将从国外带回的钱,用来建集镇,开诊所,办教堂,救济难童,修桥造路……自己却过着粗茶淡饭的田园生活,怎能算剥削阶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