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士的世界
中世纪也是一个骑士的世界，骑士不但是当时的主要军事力量，构成为一个明显的社会阶层，而且代表着一种风度、一种制度和一种精神。在中世纪后期，骑士甚至成为贵族的代名词。
从起源上，骑士来源于骑兵，骑兵在日耳曼人灭亡罗马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双方经过长期的较量，最终日耳曼骑兵取得了对罗马步兵的优势。从此之后，骑兵便主宰了中世纪战场。骑兵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因为骑兵同步兵相比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它移动快且攻击力强，在追击上作用特别大，优秀的骑兵甚至在难以行走的地形上也能前进。以骑兵猛追溃敌，是彻底巩固战果的唯一好办法。378年，阿德里亚堡战役中骑兵的胜利决定了步兵衰败的命运，在这场战役中，罗马帝国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皇帝也战死疆场。
但仅靠骑兵的灵活性和作战力的轻微优势还不足以保证能取代步兵，是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了它的有效性。其中最重要的是马镫的使用，马镫使骑兵更容易保持平衡。另外长矛和长盾也出现了，长矛可以反复使用，而不像标枪那样一掷了事。骑兵骑着装有蹄铁的马能穿越险恶的地形，这在以前是力求避免的。这些发明促进了战事上的革命，使骑兵更增强了战斗力。虽然这时期的骑兵队并非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骑士，但这时候确立的骑马作战的优势，为骑士阶层的产生和生存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然而，随着法兰克王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动，尤其是自由民的逐步减少，骑兵这一装备负担很重的兵种出现了向一部分人集中的趋势，为骑士这一特殊阶层的出现和骑士制度的形成奠定了最终的基础。
法兰克部落原来实行马尔克制度，所有土地属公社共同所有，军队实行义务兵制。国家规定，每个自由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到9世纪初期，大封建主对农民份地的侵夺具有特别广泛的性质，这样，原来自由法兰克人的义务兵制遭到破坏，并非所有的自由人都能应征作战了。委身于大地主的自由人仍要服兵役，不过现在的征召者不是国王而是领主了，他们由主人供应膳食、马匹、武器以及其他装备。这样，加入骑兵作战的资格逐渐集中到一部分人手中，骑兵队在社会上具有了明显的阶层性特征，这些人也就成为最早的未被授封的骑士。
骑士与骑兵并非只是字面上的差异，两者有联系，又有着根本的不同。骑士的形成，代表着一种根本性制度的改变。在职业上，骑士是一名骑马的士兵，但他并不仅仅是新装扮下的早期骑兵，骑士只是在骑马作战时，才是一名骑兵，在和平时期，他却是土地所有者。因此，他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角色。只有符合这两个标准，才算得上是一名真正的骑士。如果说前者是对早期骑兵传统的承袭，那么，后者则是通过采邑制与封臣制而形成的。领主要保证骑兵的忠诚和随时被征召，仅仅靠宣誓是不够的，还需要更具有实质性的联系，那就是以经济为纽带，把骑兵人员真正纳入封建制度效忠与附庸的链条之中，从而保证骑兵人员的固定性，并保证骑兵随时有效地装备自己。赫斯塔尔·丕平最先找到了一条解决的途径：他以土地而不是金钱来付给骑兵报酬，骑兵反过来履行骑马打仗的义务。其子查理·马特时，这条途径进一步制度化，他实行了采邑改革。714年，查理·马特继任法兰克王国的宫相，他找到了一种有条件的新的土地占有形式——采邑——以代替墨洛温王朝所实行的完全私有的土地赐予。采邑是一种以服一定的义务，主要是以服骑兵兵役为条件而受领的终身享有的领地。查理没收大量教产，分赠给他的军官们以确保他们提供给国王所需要的装备良好的骑兵。这些下级军官又把部分土地分给自己的下级以确保他们服兵役。凡是领有采邑的人，都有为国家服兵役的义务。通过这项改革，结果形成一个以土地为纽带的骑士贵族制度。“骑士”正式成为骑马作战人员的称号。每一骑士从领主手中领有土地，并向其直接领主效忠，履行骑马打仗的义务；每一骑士靠耕种采邑土地的农民献纳的赋税和劳动而生活。
骑士作为一个阶层在社会上出现后，具有了特殊的集团特征。这具体体现在他们社会地位的确定、成为骑士的资格以及他们的社会作用等方面。
军事上，骑士首先是一名士兵。中世纪人们之所以对一名装备精良的骑兵那样敬重，骑士作为一个阶层能够在封建统治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同当时人们对战争的态度是分不开的。现代人视和平为正常状态，而战争则是例外，是不道德和罪恶的。中世纪人的态度则全然不同。骑士视战争为人类的正常状态，按照骑士的观点，战争是解决争端最正常的方法。在社会没有定型、战争频繁的中世纪，社会需要骑士来维持和扩张势力，而骑士又依靠战争获得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因而，军事活动是骑士最主要的活动，他们应领主之召，驰骋疆场，攻击对手，保卫城堡；在战争之余，他们也进行比武大会，进行军事训练，也会经常参与私战。在从西班牙抗击穆斯林、十字军进攻阿拉伯和西欧镇压异端的军事行动中，骑士都是重要的军事力量。
经济上，骑士是封建体制的组成部分。骑士从领主那里领有土地，反过来为领主服兵役及其他义务。领主与骑士互相宣誓，领主保护骑士，骑士对领主效忠。在封建制度的鼎盛期，骑士是这一体制的基石，尤骑士比武大会图其是在战争渐渐减少，骑士与贵族阶层合而为一时，骑士渐渐淡化了其武士的功能，而更像一个拥有特权、占有土地的小封建主。
骑士与教会的关系相对而言更为紧密。骑士的好战行为虽然与早期基督教的传统相悖，但后来两者出于利益需要，逐渐结合。教会可借助骑士之剑来宣扬教会的威力，同时也使自己在世俗事务中站稳脚跟，使教皇成为军队的号召者和战争的领导者，从而在世俗政治中取得统治地位。而骑士由于其经济原因也自愿加入教会的麾下。两者结合发展到最高峰导致军事修会的形成。维护宗教信仰成了骑士的天职，而教会也成为骑士培养、骑士授封和骑士军事行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并不是所有有财产、作战能力的自由人都可授封为骑士，一般来说，要成为一名骑士，从小就要接受骑士的训练。一般六七岁时要到权势较大的领主家中充当扈从，平时照顾和侍奉女主人，男主人外出打仗时则随侍身边，负责看守盔甲。一直到21岁，才取得成为一名骑士的资格，而且要经历一次授封仪式。仪式结束后，新任骑士有时到教堂去，把他的剑放到祭坛上，标志着对神圣教会的献身。这时，全场雷动欢呼跳跃，亲朋好友围拢过来，为新骑士热烈祝贺，并把他拥至训练场，举行比武大会。这些庄严神圣、气势恢弘的仪式，洋溢着骑士道的精神，涌入青年人的大脑，浸透他们的神经，激荡他们的情怀，形成他们的忠心。此后一生他以征战为业，骑马持矛随封君作战既是他的职责，又是他的特权。骑士的技艺和训练以及军事职责使得他与其他社会阶层区别开来。
与骑士联系在一起并为人们广泛传颂的典雅爱情则体现着一种独特的文化，并对以后的西欧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典雅爱情是指11世纪末以后，在西欧中世纪兴起的一种爱情方式，主要是由普罗旺斯的吟游诗人广泛传唱的。爱情的主体双方是骑士和宫廷里的贵妇人。典雅爱情的发生是以不平等为基础的。不平等一方面表现在追求者地位的低下，而被追求者地位的高贵；同时也表现在追求者热情似火，而被追求者往往冷若冰霜。在中世纪，上层社会流行着这么一种观点：爱情是一种道德思想力量，能使人变得高贵。一个低阶层的浪漫英雄爱上一个伟大的女士，他要努力奋斗以求配得上她。在这方面，他要克服的不是世俗的羁绊，不是所爱对方的丈夫，而正是她那高贵的等级。追求的过程也就是骑士升华自己的过程，因此，如果一位骑士爱上了一位女士，他就会因此而变得更加优秀。双方差距越大，骑士付出的努力就越大，从而提升自己的高度就越高。典雅爱情和婚姻无关，也不以婚姻为目的，因为骑士所追求的对象往往是有家室的贵妇人。就当时的普通婚姻而言，结婚的基础是利益而非感情，典雅爱情要达到的效果是把女人抬到一个纯洁无瑕的境界，从而把一切肉欲的污点从她们的爱情中清除出去，让爱情自由地翱翔，上达精神领域。典雅爱情始终贯穿着“效忠”的观念，这种观念是骑士在从小受训过程中被刻意灌输的。骑士们恪守典雅爱情的思想，他们对其情人永远地忠诚，反映了附庸和领主之间的关系。
到16、 17世纪，随着骑士阶级的没落，在中世纪盛行一时的典雅爱情也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地位，但它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典雅爱情不仅促进了贵族礼仪制度的进步，还有助于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罗曼蒂克的爱情观念也通过它而被人们普遍接受。从以后文艺复兴时期一些著名的作家往往把自己的诗歌献给心目中的情人，从以后的沙龙文化中，我们都可以见到骑士典雅爱情的影子。
十字军东征
从1096年到1270年，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发动了一场针对伊斯兰教徒的东征战争。这场战争以教皇为领导，以各国的封建领主和骑士为主力，甚至下层的农民也卷入其中。由于参与东征的部队士兵胸前都佩戴着十字架，所以西欧的部队被称作“十字军”。
这场战争表面的起因并不复杂，主要是西方借口塞尔柱突厥人占领了基督教徒心目中的圣地耶路撒冷，占领了主耶稣的坟墓。据说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徒遭到回教徒的迫害，因而这次十字军东征的目的就是解救“主的坟墓”。这种借口看似顺理成章，但其实有点牵强附会。因为耶路撒冷早在638年就已经落入了异教徒之手，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双方相安无事，并没有激起那么大的仇恨。其实，在宗教借口背后涌动着各种世俗的社会因素，这源于东西方一系列的变化。
就西方而言，十字军发动前夕，正是西欧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人口不断增多，土地已经不够使用，出现了西欧内部的开拓，也出现了失去土地的人；西欧的长子继承制使贵族的次子们失去了赖以生活的依据；西欧公国和郡的力量相对均衡，使封建主们在内部没有机会进行征服；而西欧发布的禁止私战的命令使得这些破落的骑士们很难在西欧内部找到活动的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欧许多人是不安定的，有进行国外冒险的内在渴望，在这种渴望背后更多的不是宗教虔诚的因素，而是非宗教的世俗因素。这种积累起来的不安和力量，只要有着合适的宣泄口，只要给他一个正当的名义，就会迅速爆发出来。
从宗教方面来讲，11世纪，西方教会又从衰落走向兴盛，教会在西方，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有了很强的实力，教皇一心想统治1054年分裂出去的东方教会，在运用外交手段不行的情况下，便想诉诸武力。
就东方而言，1055年塞尔柱突厥人占领了巴格达，1071年又打败了拜占庭，并在以后10年中，占领了埃及和巴勒斯坦，而距离君士坦丁堡近百公里的尼西亚，亦成为突厥小国罗姆苏丹国的首都。突厥人在征战和内讧中，毁灭了一些教会和修道院。但并没有完全断绝基督徒朝圣者的道路。但到80年代，拜占庭领地已经非常小，佩彻涅格人与波洛伏齐人联合在多瑙河附近击溃了拜占庭皇帝阿历克塞一世，追兵直抵君士坦丁堡城下，而突厥人亦积极准备进攻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岌岌可危。于是，阿历克塞皇帝向西方求救，甚至向教皇乌尔班二世派出使臣，请求他招募诺曼、撒克逊、丹麦人雇佣军，以对付穆斯林，这便为十字军东征找到了切实的借口。
正因为看到了这些世俗的力量和统一基督教会的机会，所以教皇在动员十字军的宣传中充分顺应了这些趋势，因此，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Ⅱ， 1088—1099年在位）在1095年举行的克莱芒宗教会议上的演说，不但强调了拯救圣墓的宗教性的一面，而且强调了东方的富庶和世俗的诱惑，从而激起西欧广泛的狂热。他说：“让那些习惯于对同宗兄弟发动无谓的私战的人，去从事值得进行的反对异教徒的战争并取得胜利吧；让那些到目前为止一直做强盗的人，成为基督的战士吧；让那些以前与自己的兄弟和亲戚争斗的人，现在进行反对蛮族的正义之战吧；让那些最近接受微薄工资而被雇用的人，去获得永恒的报酬吧；让那些身心交瘁的人，去劳动获得双重的报酬吧。我还能说些什么呢？这边的不幸到那边会变成欢乐，这边的穷困到那边会变成富裕，这边主的敌人到那边就会成为主的朋友。”他这种宣传的成功并不一定说明他具有多大的人格魅力，而是因为他的演说为蓄积已久的社会力量的发泄提供了合适的出口和正当的借口，把各种纷杂的社会力量导向了同样的道路。
乌尔班二世的演说，号召领主、骑士和普通人拿起武器，从异教徒手中夺回“主的坟墓”，凡是参加远征的人都可以赦免罪孽，灵魂得救，在战斗中死亡的人，可以升入天堂。
第一次十字军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次是正式组织的十字军，一是在正式十字军出发之前，由一些迫不及待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组成的“农民十字军”。这些农民并不十字军东征图怎样懂得教皇宣传的意义，但是他们知道十字军远征可以使自己摆脱困顿和窘况，于是他们并没有等到有组织的十字军组成，便迫不及待地自行组织出发了。当时教皇所定下的出发的日期是1096年8月，但是这支杂牌军在同年3月份便在“隐士”彼得以及“穷汉”瓦尔特的带领下上路了。他们分别从法国、日耳曼和莱茵河西部地区分三路出发，向东方行进。他们似乎不是前去作战，去同基督教的敌人进行搏斗，而是举家移民。他们的武器装备简陋，携带的食物和经费短缺，也没有有效的组织。但就是这样一支看似令人可怜的队伍，却做出了非常残忍的事情。他们的抢劫活动，从西欧出发的时候就开始了，首先遭殃的对象就是散居的犹太人。他们在德国的出发地和沿途对犹太人大开杀戒，公开抢劫。这支十字军在经历了沿途烧杀抢掠以及许多艰难困苦后，终于到达了君士坦丁堡，半数以上的人在途中死去。东罗马的皇帝见到这群乌合之众后，迅速把他们打发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对面，去面对精锐的阿拉伯军队，结果一场战役就使这支穷人十字军几乎全军覆灭。
由伯爵、贵族、骑士等组成的正规的十字军则在1096年秋天开始出发，全部人数大约在3万至4万人，分四路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并于1097年在君士坦丁堡城下集合。这些十字军骑士们初来君士坦丁堡，第一次见到东方的富庶，在利益的诱惑下开始了零星的抢劫，甚至曾经产生过攻打君士坦丁堡的念头。东罗马皇帝接待了他们之后，便帮助他们渡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攻打被阿拉伯人所占领的城市和领土。在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的局面之下，这支十字军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他们先是围攻尼西亚，在拜占庭皇帝的谋划之下，守城军队向皇帝投降；接着他们去进攻安提阿，在经过了长时期的围攻之后，安提阿失守。此后，十字军先后占领了爱德沙和安条克，并于1099年6月7日到达耶路撒冷城下。经过40天左右的围攻，耶路撒冷城在7月5日陷落。在攻陷耶路撒冷城时，十字军进行了大肆的屠杀。十字军不但对阿拉伯士兵毫不留情，对普通民宅都不放过，他们抢劫了一切可以抢劫的东西。因此，从十字军的行为来讲，他们与其说是去解救圣墓，还不如说是从事掠夺的战争。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也是西欧首次尝试在外部建立殖民地的过程。十字军占领了耶路撒冷之后，依照西方封建制度的样式建立了国家，即耶路撒冷王国。由于这个地区很早脱离了拜占庭的统治，因而新建立的王国是完全独立的，是完全按照西欧的国家方式而建立的，也不信仰东正教，而是受基督教会及教皇的管辖，是地地道道的拉丁国家。这个国家也同西方一样，分成4个采邑，分别是耶路撒冷、安条克、的里波黎和爱德沙，这些公国和伯国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权。同时，雅法、推罗、阿克和贝鲁特等地则割让给意大利的威尼斯等城市，作为他们支持十字军的回报。殖民地建立后，大量进入而常驻的居民并不是教士，许多贵族或者因为任务已经完成或者运气不佳而返回了，源源不断进入的反而是商人、朝圣者，以及社会最底层的人。1144年，突厥的摩苏尔总督攻陷了爱德沙伯国，并对安条克形成包围。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开始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西方组织的第二次十字军，虽然有法国国王路易七世（Louis Ⅶ， 1137—1180年在位）和德国皇帝康拉德三世（Conrad Ⅲ， 1138—1152年在位）的指挥，但是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之后，埃及阿尤布王朝的创立者萨拉丁却势力越来越大，很快就收复了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十字军占领的土地，于是，西欧在德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法国国王奥古斯都腓力（Philip Augustus， 1180—1223年在位）和英国国王狮心理查（Richard Lionheart， 1189—1199年在位）的率领下组成了声势浩大的第三次十字军，但是由于德皇在河中被淹死，法王中途而返，十字军势力大减。仅剩下的理查势单力薄，一无所获，只与萨拉丁达成了一个和解条约。应该说这次十字军东征最终也是无功而返。
但是萨拉丁在1193年的早逝，以及英诺森教皇在1198年的上台，促成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进行。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最初确定的目标是进攻埃及，直捣阿尤布王朝的心脏。但十字军没有船只过海，请求威尼斯给予帮助。威尼斯人愿意给予帮助，但是作为一个传统的商业共和国，他们所希望的东西更加直接，那就是利用十字军拓展自己的商业范围。当时威尼斯总督对帮助十字军渡海的要价甚高，共计8.5万银马克，并要求平分侵略的土地和战利品，把支援战争当作一种商业交易。十字军同意了这些要求。但1202年十字军在威尼斯会合时，无法交足所约定的款项。于是，威尼斯便从自己的商业利益出发，提议十字军攻打同样参加十字军的天主教城市扎拉城，以此来弥补所亏欠的款项，因为扎拉城是威尼斯的商业劲敌。尽管这项行动遭到英诺森三世教皇的谴责，并威胁要把参与这场行动的人全部开除教籍，但是十字军还是接受了这一提议，野蛮地攻占和劫掠了同宗兄弟，平分了所抢夺的战利品。接着，威尼斯总督又与十字军首领密谋改变十字军的进攻方向，不去攻打埃及，因为威尼斯与埃及是贸易伙伴，而去进攻君士坦丁堡，而此时拜占庭由于王位之争所发生的混乱正好为这一密谋的实现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当时拜占庭的皇帝伊萨克二世（Isaac Ⅱ， 1185—1195， 1203—1204年在位）被其弟亚历克修斯三世篡夺了王位，而且眼睛被弄瞎，伊萨克的儿子跑到威尼斯，请求威尼斯和十字军出面干涉，并答应为十字军提供20万银马克的费用，装备一支1000人的军队供十字军使用来攻打回教徒，还答应东正教服从罗马教皇。教皇对十字军准备攻打君士坦丁堡非常气愤，宣布将参加者全部开除教籍，但是十字军还是踏上了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征程。1203年6月，十字军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下，开始围攻。篡位者亚历克修三世逃跑，十字军恢复伊萨克二世的帝位。但是，十字军的到来，不但没有能够稳定拜占庭的局势，反而引起更大的混乱。教会和贵族都反对十字军，他们起来反抗和推翻了新政权。同时，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后也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承诺过的报酬，于是，十字军从维护秩序的角色变成了疯狂的抢劫者，君士坦丁堡遭受了灭顶之灾。事后，威尼斯商人分得了拜占庭的许多领土，威尼斯总督被称为“拜占庭帝国八分之三的君主”。拜占庭也成为在法兰德斯伯爵鲍尔温领导下的拉丁帝国，被肢解和分裂为许多部分，一直到1261年8月，尼西亚皇帝才重新夺回了君士坦丁堡，灭亡了存在57年的拉丁帝国。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是整个东征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第四次十字军以对拜占庭露骨的侵略而告终，此后十字军出现低潮，虽然教皇以“收复耶路撒冷”的神圣战争为借口进行煽动，却再也形成不了大规模的十字军。1212年，出现了所谓的“儿童十字军”。当时广泛流传着一种荒谬的说法，认为成年人有罪，不能解救主的坟墓，儿童能够凭借虔诚信仰，感动上帝施行奇迹，从穆斯林统治下解放耶路撒冷。这些儿童被骗到马赛港，分乘7艘船出海，有两艘船在暴风中沉没。许多儿童葬身鱼腹，另外的儿童被运到北非，全部在奴隶市场上出卖了。第二批儿童十字军由一个骑士骗子煽动组成，他利用自己10岁的儿子尼古拉斯煽动儿童组织十字军，共有两万名儿童参加，由德国的科隆出发，沿着莱茵河南下，越过阿尔卑斯山，一路上死亡殆尽，最终溃散。
儿童十字军失败后，英诺森三世却利用儿童的死亡来煽动第五次十字军。英诺森临死前一年（1215），组织招徕了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宣布组织新的十字军东征。1217年，匈牙利国王及德国、奥地利、荷兰贵族领主率领军队进攻埃及。开始时攻陷了达米埃塔，打开了通向埃及的门户，但后来由于指挥失当，节节失败，不得不退出埃及。第五次十字军失败后，骑士们再也不愿远征东方。此时教皇正在和日耳曼皇帝争权，因此，他把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归咎于日耳曼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 1212—1250年在位）没有践约参加远征，并把腓特烈二世开除教籍。腓特烈二世为向东方扩张势力，于1228年组织了第六次十字军。教皇格利高里九世宣布禁止这次十字军。腓特烈不予理睬，前往东方，他利用大马士革总督与埃及苏丹的矛盾，与埃及苏丹谈判缔结和约，保证支持苏丹，反对他的一切敌人，并互通贸易，埃及苏丹则把耶路撒冷及其他城市交与腓特烈二世。教皇出兵进攻腓特烈在意大利南部的领地，迫使腓特烈班师回朝。此后，十字军之间纠纷不断。1244年，埃及苏丹重新出兵占领了耶路撒冷。不久，教皇英诺森四世于1245年在里昂宗教会议上又号召组织发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当时法国势力正在巩固，与东方的贸易关系到法国的繁荣，因此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Ⅸ， 1226—1270年在位）积极从事向东方扩张。在他亲自率领下，1248—1254年进行了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其直接目标是埃及，结果遭到失败，路易九世也做了俘虏，最后以巨款赎身才被释放回国。1270年，路易九世又亲自率领部队进行第八次十字军东征。当时的欧洲人已经对十字军失去了信心，不得不雇用骑士出征，这次的目标是突尼斯。在突尼斯登陆后不久，十字军内便染上了瘟疫，造成大量人员死亡，路易九世本人亦死于瘟疫，残存的十字军返回欧洲。
从此之后，教皇再也组织不起十字军，而十字军的领地一个个转到穆斯林手中，1268年，埃及占领了安条克，并于1291年夺取了十字军在东方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克，耶路撒冷王国灭亡。
从十字军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样的对比：十字军最初以对抗伊斯兰教徒为目标，但最后却与伊斯兰教徒达成了和解；最初西欧人把伊斯兰教徒看作是注定要下地狱的恶魔，但最后却认识到了阿拉伯人的优雅和自己的粗俗；基督教会最初是作为十字军的号召者，但结果十字军运动使他们的威信在西欧大大降低；十字军运动最初是开拓宗教之路的，但结果却是开拓了商业的道路。
商业和城市的复兴
西欧经历了长期的商业衰退和城市凋敝后，开始重新复兴。究其复兴的基础和条件，我们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看。首先就外部而言，西欧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大都商业非常发达，它们的商业经营对西欧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而且它们始终视西欧为整个国际商业交往流程中重要的一环。在东部，是强大的拜占庭和阿拉伯国家；在北部，是率先兴起的北欧商人和法兰德斯商人；在南部则是以威尼斯为首的意大利商人。这些外部的商业力量，由于与西欧的经济模式反差极大，因而突显了西欧的封闭状态，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西欧的封闭性，但另一方面，这些商业力量的存在毋庸置疑又对其形成持续的压力和刺激。从内部而言，西欧同样存在着复兴商业和城市的动力。一方面，虽然大部分生活用品庄园中都可以自行生产，但是有些庄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却由于技术和资源的限制，无法自行生产，必须依靠外部的输入，其中包括食用盐、酒、铁、磨石等。除了这些必需品必须进行交易外，奢侈品对上层特权阶层而言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庄园主、教士、国王等上层人手中握有大量的实物和钱财，他们的生活要求也非常高。为了体现自己的特权地位，他们还特别讲究排场，大量使用奢侈品。因此，他们的需求已超出了庄园的供应水平，而成为外来奢侈品的最大买主，并因此推动了奢侈品贸易的进行。另外，各方面技艺的发展和改进也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我们看到，西欧商业复兴前，农业生产上技术的改进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农具方面的改进。最具代表性的是一种新式轮犁（Carruca）或称重犁的发明和使用，在农耕制度上出现了“共同耕作制”（Communal Cooperation）和三圃制（Threefield System）。农业技术的改进，提高了单位亩产的数量，节省了劳动力，丰富了庄园中物品的数量和种类。另一项对农业和手工业都具有重大意义的改良是动力的改善，其中最重要的是水力和风力的使用。农具的改进及农耕制度的优化，水力及风力的实际使用，至少从两个方面对西欧商业力量的兴起产生着影响：一方面，它们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中的利用，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增加了西欧本身的产品数量，这为商品交易提供了必要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农具及动力的改善，节省了不少劳动力，使人们有可能从土地的束缚中脱离出来，去从事其他行业，从而为商人阶层的兴起提供了人力基础。
如果说外部的刺激和内部的动力为商业复兴提供了基础，那么西欧人口的持续增长则为中世纪西欧城镇图商业复兴提供了直接的力量。从7世纪到12世纪间，中世纪人口曾两度出现缓慢增加的趋势，第一次增长大致在7世纪到9世纪，第二次增长在10世纪到12世纪左右。其中从1050年至1350年间，欧洲人口增加了三倍。西欧人口的急遽增加，给有序的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原有庄园所拥有的土地已不足以供所有人使用，多人口的家庭也无力养活全部成员。于是在庄园中出现了许多无地或少地的人，社会上出现了流浪汉。而且在长子继承制的影响下，许多富裕的上层人的后代亦沦为无地的人。这些人的出现，使社会中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并促使社会人口由耕作经济向其他行业转移。在当时，除了农业之外由于可供选择的职业面是非常狭窄的，因此很多人最终走上了沟通各地有无的道路，正是在这些人中，产生了西欧最初的商人阶层。流浪人与商业的结合便产生了流浪商人。
但是，这些最初的商人能够成长，取决于他们具备可供开拓和积蓄力量的政治空间和地域空间。西欧当时处于一个王权非常虚弱的时期，法律和管理体系也非常不健全。如果说社会各阶层以土地为基础形成了相对比较紧密的链条，但土地之外的地域却控制得非常松懈，这其中最典型地表现在当时西欧的城镇中。城镇因为缺乏经济功能所以被长期忽视，社会的法律所管理的往往是土地和农业生产，而对城市和商业并没有系统的法律管理体系进行约束。可以说，当时的城镇形同于“多余的存在”。这种“多余的存在”对那些“多余的人”而言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因为法律照顾不到这些多余的人，他们才能够保持和发展自己的自由身份；正因为社会的管理照顾不到没有任何经济意义的城镇，他们才最终会在不剧烈触动原有庄园制度的情况下找到立足和开拓的空间，并以此空间为基地，积蓄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影响，并成长为一支强大的经济力量。
商人与城市的结合最初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商人在流动过程中和实际的商业经营过程中会遇到种种危险，迫切需要能够保护自己及货物的栖身地和落脚点。那些仍然存在的带有围墙和防护措施，同时又为当时的统治所忽略的城镇，自然成为他们首选的栖身地。另外，商业经营本身必然需要集中出售货物的地点，这些地点必然要选择在交通比较便利和人们易于集中的地方。而且，在江河、公路不能通行的时候，或者遇到特别寒冷等气候恶劣的季节，他们必然要聚集在某些地点。因此，那些交通便利的河汊、港口、十字路口、旧有的城堡和市集，很自然地成为商人的栖息地和经营据点。最初商人的到来只是为了暂时栖身，获得一个暂时的落脚点和经营场所。很快，商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对城市本身的结构和生活方式进行了改造。到11世纪，商人们开始定居下来，变成城市商人或中世纪大城市的“贵族”。随着商人越聚越多，商人聚居的郊区很快也围上了城墙。由于郊区与老的守卫性的城镇结合，城镇团体和机构得到了发展，它不再是某些主教和贵族的居住场所，也不再是纯粹的政治和宗教中心，而是成为包容了商人、手工业者，包容了市场和新经济方式的场所。随着与城市的结合和对城市的改造，流浪商人终于结束了他们的旅行生涯，成为城市商人，又称定居商人或“坐贾”。这些城市商人以城市为根据地，共居一处，以经营商业为主要的生存手段，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加上外部乡村社会的压力，他们很自然地形成一个团结一致的团体，形成与乡村农民们有明显区别的阶层。
首先，他们通过自己的实践，通过发展和完善自身，获得了令所有人都不敢小觑的经济地位。他们拥有的财富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并无形中动摇了旧有的经济基础，成为一种支配力量。中世纪后期，国王和贵族经常向商人借贷，或者用于购买奢侈品，或者用于战争等紧急情况，以至于没有商人的支持，他们许多事情都不能办成。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自然会改变对商人以及他们经营活动的看法，政策自然会向有利于商人的方向倾斜。其次，商人阶层依靠自己灵活的经营，成为社会中财富的最大拥有者。与他们相比，那些依靠土地而占据尊贵地位的贵族却相形见绌。贵族掌握的是有限的土地，这些土地随着他们后人的不断瓜分和再瓜分而变得七零八落。当商人手中积攒了大量的钱财，其经济力量足以与任何阶层，甚至与那些原本高高在上的阶层相抗衡时，社会便无法再漠视他们的存在，也不能再按照以前的眼光和标准来衡量商人的价值。另外，狭隘的传统法律不能适应以商业和手工业为生的城市人的需要。为此，商人们要求修改和重新订立新法律成为必然，于是在城市出现了初期的商业法。这种法律根据商业的特点及国际惯例而订立。城市商业法的确立，从根本上保证了商人作为一个阶层在社会上的合法存在，保证了城市形成一个特殊的法律区。
商人在身份上的自由以及城市在司法上的独立，必然引起整个城市特殊地位的确定和行政上的独立，建立属于自己的行政管理体制是非常迫切也是非常必要的。不同地区的城市为了获得城市本身的独立和自由地位采取的途径不同，有的采取谈判的方式，有的采取斗争的形式，但是大多数城市都是通过获得特许状的形式而被承认，并因此获得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的特殊地位。这些特许状都把城市作为一个特定地域来对待，首先赋予了城市以地域的自由，使商人们摆脱封建法所规定的义务和束缚，从而使居住在城市里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处于特定法律的保护之下。通过特许状获得城市整个地域的自由和法定地位以后，城市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就同时获得了自主管理的权利，城市内部的管理政体也随之形成。为了对内部的经营和城市本身进行管理，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便自行组织行会和市政府。行会以行业为单位组成，对该行业的工场数量、规模、产品质量及价格都作出统一的规定，以保护各个作坊之间不致因竞争而破产倒闭。市政府的主要任务则是征收赋税，维持治安，抵御外敌，推进工商业。城市既以商业为重要的活动，因此，政府的最大任务便是管理城内的工商业。有关货物的品质和售价、劳工的酬劳和工作条件，都有明文规定。虽然实际的管理权操纵在各行会之手，但最后的责任是属于政府的。概括地说，12世纪的城市是商业与工业的社区，存在于坚固围墙的掩护下，享受特殊的法律与行政，具有集体特权的性质。
虽然一直到13世纪，仍有一些城市没有摆脱外部的影响，但大多数城镇都有一个市长和内阁，他们的职责是代表和管理城镇，保持城镇的安全，监督建筑、市场、桥梁、道路的维持，并负责与城镇的主人进行联系。市政府通常向市场和商业交易征收税收，而不征收庄园制度中的土地财产税。所有的城镇人都必须帮助守卫城市，帮助修建城墙，并在城市军团中战斗。在市政统一的管理之下，商人由自发的团体演变成在一定规则和领导下的团体，团体的力量和团体的意识都大大增强了。
黑死病
1348年，欧洲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黑死病（Black Death），这场瘟疫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给欧洲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但给欧洲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死亡和物质损失，给人们的精神和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同时也给社会秩序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该瘟疫在1331至1332年活跃在中亚地区，然后开始向南进入中国和印度，向西到达波斯，并在1345至1346年到达南部俄罗斯，包括阿斯特拉罕（Astrakhan）。此后，这种疾病迅速沿着重要的商路传播。就欧洲而言，当时主要的传播线路是沿着陆路到达克里米亚，然后通过热那亚在黑海的商业中心经海洋到达意大利。1343年意大利的商人在加法（Caffa）受到鞑靼人围攻，为染上瘟疫的鞑靼人所感染。这些染病的热那亚人在1347年逃到君士坦丁堡，并于同年到达意大利。从地中海开始，黑死病向北传播到法国，在1348年洗劫了阿维农，并于6月到达了法国。与此同时疾病向西传播，穿过图卢兹和波尔多，在加斯贡尼渡海于1348年夏天到达英国。瘟疫在英国迅速从港口传遍了内陆，并于秋天到达伦敦。这场瘟疫断断续续在1349年结束，但是很快接连发生了几次同样的瘟疫，只是没有第一次严重。这场瘟疫给欧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和灾难，几近三分之一甚至半数的人口死亡。
对中世纪时期的人们而言，黑死病是突如其来和无法解释的。一方面是黑死病势不可挡地肆虐欧洲，吞噬无数人的生命；一方面是人们面对死亡，感到恐惧、困惑和手足无措。普遍的恐慌是基于人们对这场瘟疫普遍的无知。但是死亡的迫在眉睫和现实的紧张首先要求做出某种合理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本身会立即为所发生的事实所验证。因此，对黑死病的因缘解释就不仅仅是对当时人们所掌握的有关瘟疫知识的检验，而且是对长期以来的传统知识和传统信仰的考量，或者说是对某种已经确立的传统标准的考问。当时的绝对标准主要是教会所设立的神学标准和教会监管下的医学标准。对黑死病成因的解释也首先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面对死亡，教会告诉人们，瘟疫是上帝的行动，是人类的罪恶引起了上帝的震怒，他以此来惩罚人类的罪恶和警告人们悔改并走上行善的道路，所以扭转这场瘟疫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向上帝求助。人们要祈祷并唱赞美诗，要忏悔、朝圣和积极地向教会奉献。教会向人们解释了一种普遍认知的神学原则，但是这种笼统的解释并不能宽慰那些正为黑死病的恐惧所煎熬的人们。教会并没有能力向人们解释到底是什么行为引起了上帝的愤怒？为什么有的地方儿童死亡的特别多？为什么这场瘟疫对所有人会不加区别？为什么教士本身都无法幸免？医学解释也只是依照他们所接受的古希腊的解释方式，用星象学、元素说来解说黑死病的成因。在当时的医学家们看来，地球上的任何东西和围绕他们的空气都由四种元素组成，即地、火、水、风。每种元素都有相对的一面，即热和冷、湿和干。地是冷的和干的，人也具有这样的性质，这种性质是在出生时来自天上的构造。当某一种星星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就会给人带来相应的影响，人体元素的不平衡则会导致疾病。但是这样的医学解释同教会的神学解释一样，是一种太笼统的原则，看起来似乎能够自圆其说，但是无法向人们具体解释瘟疫如何传播和通过什么传播，以及通过什么办法可以阻断这种传播。这些标准解释的笼统和模糊与现实的紧迫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对教会的解释产生质疑，因为教会虽然给人们带来某种拯救的希望，但是这种希望需要大多数人受难，教会的教导只能是让人们变得冷漠和对宿命屈服，并不能够提供更有希望的制服黑死病的办法。人们对医生的解释产生疑问，因为医生的职责不应该只是关心“天空”，而是要集中精力研究病者的症状，并采取措施来治愈他们。
既然教会不能解释到底人们犯了什么错误惹得上帝进行这样严重的惩罚，那么人们只有通过自己的思考寻求其中的原因。在英格兰，有人认为瘟疫的到来和人们服装的改变有关。在后来的黑死病流行中由于死的小孩比较多，人们认为是因为小孩不服从父母，所以招惹了上帝的不喜欢。有的人更愿意把这场瘟疫看成是末日到来的先兆，因为按照《圣经》的记载，在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必然伴随着干旱、灾荒和瘟疫，以此人们把对黑死病的焦虑化解在末日即将到来的宽慰中。在维也纳，人们认为瘟疫挥舞着手来感染人们，他以蓝色火焰的形式在空中飞翔。在立陶宛，人们更愿意相信瘟疫是一位少女，她通过向门内或者窗户内挥舞红头巾来感染居民。这种传说虽然荒谬，但是给黑死病的流行了人们想办法制服它的机会和可能。有些地方的人们相信瘟疫的源头是医生解释的腐败的空气，但是他们不相信是那些遥远的星球的作用，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的作用，比如死尸、排泄物和不流动的水，以及来自屠宰房、制革车间的臭气等，这些地方发出的难闻的气味正是污染空气的原因。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人们只要把这些污染空气的源头彻底清理就可以实际地抵制黑死病。人们开始相信瘟疫传播速度之快完全是一种相互感染的结果，不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而且可以通过人与物的传播，甚至有的人认为用眼睛看同样能够造成传播。德国人则愿意相信更加实际的原因，认为这场瘟疫完全是人为破坏的结果，其罪魁祸首便是犹太人。犹太人怀着仇视的心理，组织了一场国际性的阴谋，在基督教徒用来取水的井里撒上了剧毒的粉末，从而导致了黑死病的流行。
对黑死病因缘解释的混乱和不确定性，必然造成人们应对措施和应对标准的混乱。具体到应对措施方面，教会除了教导人们进行祈祷、忏悔和行慈善之事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措施，而且从根本上它也反对人们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既然瘟疫是上帝对人类所实施的惩罚，那么采取措施进行抵抗或者逃避就是与上帝作对。最好是承认瘟疫是神圣的惩罚，并寻求精神上的再生。教会也反对人们诉诸药物，因为不管药物有效果与否，都是与虔诚相悖的。教会在应对措施方面的无所作为，首先为本来由他们所控制的医生们走向前台创造了条件。尽管当时的医生大部分都是教士，但是他们在普遍承认上帝干预的前提下，还是给人们提供了许多的方法。医生告诫人们要在能够避开风的低洼处居住，不要选择沼泽地；人们要经常在自己所居住的地方燃烧某种带有芳香味的木头，从而防止污染空气的侵入；人们要在房间里栽种植物和花朵，并经常使用香水；人们要避免过分运动，因为运动会使毛孔张开，从而会增加有毒气体进入的机会；在饮食上，医生也建议人们多吃云香和榛子，使用芦荟、没药等药物，同时避免吃污水里的鱼类以及煮的鸡蛋，多吃蔬菜和水果，并建议人们节食。同时医生也指出一些治疗的方法，包括放血、拔火罐以及卧床休息等。令人惊讶的是，医生们也认识到一个人的心情和疾病的关系，教导人们平和的心境是抵御瘟疫的良好武器。如果这些方法都没有效用，医生们还给人们开出了最后的药方，那就是逃跑，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教会权威的丧失也使救赎本身溢出了教会所能控制的轨道，伴随着应对黑死病的社会需求，个人救赎行动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潮流，它从另一种意义上削弱了传统的社会秩序，显示出一种自我救助的渴望和行动。这方面表现最明显的便是源自德国的鞭笞游行团体。相对于教会的消极和漠然，他们主张以积极的态度自发地迎接世界末日的到来。这些人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进行游行，得到许多人的欢迎和拥护。教皇宣布把他们列为异端和他们所到之处受到民众的欢迎，充分表明了人们对正统教士的不满，以及对教会所控制的精神范围的突破，对虔诚的追求走上了自主的道路。除了鞭笞游行这种极端的方式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人们出于对教会的失望而转向对圣人的寻求和崇拜。首先，在黑死病流行的那一个世纪里，圣母玛丽亚崇拜非常流行。因为，在上帝的震怒和末日即将到来的惶恐中，人们认为作为怜悯母亲的玛丽亚形象可以庇护人们免遭灾难。
如果说上述的思维和行为表示着对正统宗教的失望和偏离，那么更有许多行为明显体现了人们的理性思考和应对，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对隔离措施的认知和卫生意识的增强。为了阻止黑死病的传播，威尼斯总督和议会任命的三人小组建议，在某一个地方建立许多站点，专门用来隔离从东方归来的船员，隔离期是40天，同时严格控制移民，违反者之船只则要被焚毁。另外，专门在远离城市的岛上设立新的墓地，集中埋葬那些因黑死病而死的人，而且要求埋葬的深度都要达到5英尺。在米兰城，则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一个人感染了黑死病，则相关的3个房间的人都要被用围墙隔离起来。在皮斯托，政府专门颁布条例，禁止任何人前来，并禁止外来商品进入，规定了参加葬礼者的人数、专门的埋葬地点和埋葬深度。在佛罗伦萨则推举了8个最有智慧和最受到人们尊重的市民，实行某种独裁。这是当时的第一个公共卫生机关，专门负责把城内腐败的东西和受到感染的人们运到城外，并负责监督市场。在卢卡，则颁布法令宣布禁运，威尼斯人和加泰罗尼亚的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卢卡城，任何违反法律的人都要被没收财产和受到处罚。
这种颇具现代色彩的认识，尽管对抵御当时突如其来的黑死病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们把人们对瘟疫以及瘟疫与环境的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在这次大瘟疫之后欧洲所爆发的瘟疫中，人们再也没有回到过去的认识标准。
黑死病严重冲击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和思想秩序，使它变得残缺不全和不成系统。不但给从黑死病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的人们留下了重新健全秩序和整理思想的任务，而且给已经萌芽的新思想以继续成长的机会和空间。首先，黑死病对当时思想和文化层面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黑死病之前支撑思想和文化秩序的主要机构是教会和大学，但这两个机构都遭到了很大的打击。就教会而言，黑死病对它的直接冲击便是大批教士死亡，所剩的教士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许多教会职位空缺，许多教堂处于空无一人的状态。教士人员的大量死亡是不能在短期内补足的。在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补充的情况下，教会只好把那些不够资格，甚至根本不适合当教士的人招纳进自己的队伍。这种局面造成教会纪律松弛和信仰薄弱，从总体上说，这些仓促杂凑起来的队伍已经远远不能成为精神的引导人。其次，经历了黑死病的冲击，原有的大学有些已经完全消失了，有些则极度衰竭。瘟疫使大学的学生人数大幅度减少。但是许多人死亡也导致出现了大量慈善遗产，这些遗产使穷学者、未来的教士和培训他们的机构有了资产，也促成了新学院和大学的建立。这些新的大学脱离了原来的传统科目，也打破了一些国际中心的文化垄断，把民族主义文化带到了欧洲。再次，经历黑死病的洗礼，医疗体系同样受到很大的冲击，开始走向一个全新的方向。过去的医疗体系主要是固守已有的传统和知识，尤其是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等的理论知识，不求实践和研究新问题。但黑死病后，医学开始走向职业化。医学的进步表现在医学哲学和机构开始发展，而且医药学变得专业化；第二个变化便是外科和外科医生的兴起，与此相关，方言医学文献兴起；第三个变化是医院的新作用。以前医院主要用于隔离而不是治愈，现在则主要用于治疗，新的管理和组织技巧发生了变化，医院的药物也发生了变化。公共卫生和健康状况开始改善，公共机构报告流行病的情况，负责实施隔离，出现了专门对付瘟疫的医生。
在这种文化的真空中，新的观念和新的原则开始渗透。在这种新观念中最突出的便是享乐主义。薄伽丘笔下的人物崇尚与大多数前辈不同的品质。他们不再热衷于虔诚、军事技艺和机械技艺，而认为智慧和灵活对成功来说是必要的；受到斥责的不再是骗子、说谎者、或者懦夫，而是戴绿帽子的男人；受到奖赏的不再是虔诚的教士或勇敢的骑士，而是色情骗子。报酬和胜利属于那些活跃的或者自助的人。在享乐主义的影响下，社会的奢侈之风盛行，人们开始注重穿着打扮，任何清规戒律都已经破除，男人们身上穿的新衣服既短又紧身，女人们则戴教会所厌恶的假发，穿领口开得很低的上衣，把胸口挺得很高。在对待爱情方面，人们变得非常现实，那种虚幻的对妇女的爱慕已经为真正的肉欲所取代，开始认可身体的热烈表现，希望最充分地享受实在的生活，而不愿意漏掉任何一点点短暂的快乐。尽管许多国家通过颁布《禁止奢侈法》来进行压制，但是几乎没有任何效果，根本无法阻止所发生的变化。伴随着这种享乐主义的是强烈的个人主义的出现。黑死病带来的是城镇和乡村集体制度的动摇，传统的社会、宗教和家庭纽带的松弛，地主和贵族社会声望的降低，以及他们管理法律和秩序的能力降低。
欧洲经历了黑死病的冲击，旧的传统思维和思想秩序失去了其原有的优势，为更加现实的思考留出了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成长出了理性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甚至科学的萌芽，从中我们已经能够真切地看到文艺复兴的影子。尽管文艺复兴的促成不可能是黑死病爆发的结果，但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提供了某种思想的准备和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