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埃及地图
历史的年轮
和两河流域不同，古埃及文明是一个相对单一、长期延续的文明。尽管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数次不同程度的外族入侵，但埃及还是基本延续了自己的王朝统治，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
古埃及文明漫长的历史演变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被称作“史前时期”（Prehistory）。这一时期是古埃及人从石器时代向国家过渡的阶段。史前时期的最后一个阶段被称作“前王朝时期”（Predynastic Period，公元前5500—前3100年），这是一个从游牧过渡到定居的时期，已经有了以农业为中心的定居地。这时期的埋葬制度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前死者被埋葬在亲人身边，儿童则被埋葬在自己家里。现在，死者的墓地往往离居住地很远，说明人们有了死后生活的概念。死者往往被埋葬成胎儿的形状，周围是各种陪葬品，脸朝西方，所有这些都指向死后的世界。
第一编人类文明初登舞台第二讲法老一统的埃及大约公元前4500年左右进入了涅伽达文化Ⅰ（Naqada Ⅰ）时期，最能代表这一时期的是陶器。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极富装饰性的陶器，包括跳舞的人像，举手的女人像等。大约公元前4000年左右进入了涅伽达文化Ⅱ时期，这个时期能够明显看到北部对南部的影响。此后很快便进入了涅伽达文化Ⅲ时期，这时期的陶器装饰已经出现了类似神、历史故事等的痕迹。
当时埃及分成南北两大部分，至于南北是如何统一的，一直是争论的问题。首先是谁征服了谁的问题。许多资料表明南部战胜了北部，但是其社会制度更像是来自北部而不是南部。有的学者认为埃及先是被北部统一，在北部崩溃后南部获得了政权，并保留了北部的制度；也有的学者说是南部征服了北部，但接纳了许多北部的文化。
谁是统一后的第一个国王，学术界一直很难有定论。目前发现的最有力的证据是那尔迈调色板（Narmer Palette）。该调色板是一块三角形黑色玄武岩，上面用象形文字描绘了一个叫那尔迈的国王。调色板正面描绘他戴着南部的白色王冠，一手拿着权杖，一手压在一个北部敌人头上；反面描绘这个国王带着北部的红色王冠，下面则是一只代表法老的公牛正在摧毁一座城市。还有一个证据是蝎王权标头（Scorpion Macehead），上面描绘了一个类似的人物。国王两手拿着锄头，穿着束腰外衣，系在左肩上，在腰带上有一条牛尾，戴着上埃及的王冠。上方可以看到代表各州和各省的军旗，军旗上面用绳子吊着死的或者要死的田凫。在背面还有一列旗帜，上面都悬挂着弓，但只有一个旗帜是完整的。这里的寓意很明白，表明蝎王征服了这些地区。许多人认为这个人是那尔迈，或者是奥哈（Aha），即美尼斯（Menes）。不管这个国王到底是谁，但如果说这时候古埃及统一了，那么统一的时间应该在公元前3150—前3110年间。
那尔迈调色板第二个时期被称作“早期王朝时期”（Early Dynastic Period，公元前3100—前2649年），这期间包括第一王朝和第二王朝，第一王朝时期从那尔迈开始。按照希罗多德的记载，那尔迈通过在尼罗河建坝开辟土地建成了首都孟菲斯（Memphis），也正是在这时候开始有了象形文字。从第二王朝开始埃及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斗争，并发生了内战。
第三个时期被称为“古王国时期”（Old Kingdom，公元前2649—前2152年），这一时期包括第三王朝至第六王朝的历史。从第三王朝开始埃及进入了繁荣阶段，并大规模建造金字塔。其中佐赛王（Djoser）的阶梯形金字塔（Step Pyramid）是第一个大型的墓葬建筑，成为后来金字塔的先驱。从第四王朝开始，埃及完成了大型的吉萨金字塔群（Giza Pyramids）。吉萨金字塔位于开罗西南部，有著名的胡夫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和门卡乌拉金字塔，其中胡夫金字塔是埃及现存最大的金字塔，也被称作大金字塔，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哈夫拉金字塔是第二大金字塔，它的前面匍匐着巨大的狮身人面像。尽管金字塔见证了古王国时期埃及的高度繁荣，但从第五王朝开始，金字塔建造得越来越小，而且也不如以前坚固，说明古王国从第五王朝起开始走向衰落。
第四个阶段被称作“第一中间期”（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公元前2152—前2040年），包括第七至第十王朝。从第七王朝起埃及开始了第一中间期。这一时期古王国崩溃了，埃及同时遭受了政治的混乱和环境灾难，饥荒和内乱造成死亡率增加。东北部非洲变得越来越干旱，尼罗河的洪水变小。这一时期对埃及来说是一个严酷的时期，各省的势力相互争斗。在这期间赫拉克里奥波里斯（Heracleopolis）兴起了一个统治家族，一度统一了整个国家，但是很快国家就分裂成两个部分，北部以赫拉克里奥波里斯为中心，南部则以底比斯（Thebes）为中心。
第五个阶段被称为“中王国”（Middle Kingdom，公元前2040—前1783年），包括第十一和第十二王朝。从十一王朝开始，埃及进入了中王国，其中底比斯的门图荷泰普（Mentuhotep，公元前2040—前2010年在位）驱逐了赫拉克里奥波里斯的国王重新统一了埃及，并在自己的家乡底比斯建造了规模宏大的陵墓。第十二王朝的创建者阿蒙内海特（Amenemhet，公元前1990—前1962年在位）原是门图荷泰普的宰相，大约在公元前1990年篡位成功而建立了新的王朝。他把首都迁回到孟菲斯附近，建立了新城。在这期间与他担任共同执政的儿子远征了下努比亚。总体而言，中王国是在第一中间期的混乱中恢复过来的，尽管有了统一的王权，但是地方贵族势力仍然比较强大。
第六个阶段是“第二中间期”(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公元前1783—前1550年)，其中包括第十三王朝至十七王朝的历史。第十三王朝是资料比较缺乏的时期，这时候有许多短命的国王，而且国王也不是来自一个家庭，有一些国王甚至出身平民。同时，在中王国后期，国力衰落，遭到亚洲沙漠民族喜克索斯人（Hyksos）的入侵。入侵者担任埃及的国王，在孟菲斯附近的奥瓦里斯（Avaris）建立了都城，并统治该国家达两个世纪。埃赫那吞王雕像尽管喜克索斯入侵造成了埃及的分裂，但是从长远来看，喜克索斯人入侵带来了新的农作物和耕作方法，同时引入了新型的武器，尤其是马和马车。在喜克索斯人统治北部的时候，南部的底比斯也开始出现新的统治者，他们占据南部与喜克索斯人和平共处。但到后来，南部的统治者开始挑战北部的喜克索斯人，双方进行了数次大战。在对抗外敌的情况下，原本处于分裂和不和状态的埃及人联合起来，到阿赫莫斯（Ahmose，公元前1550—前1525年在位）在位时，终于赶走了喜克索斯人，建立了第十八王朝，埃及进入了新王国时期。
第七个阶段是“新王国”（New Kingdom，公元前1550—前1070年），包括第十八至二十王朝。十八王朝是埃及在国际事务方面极为成功的时期，出现了许多了不起的国王，奠定了强大埃及的基础，并遗赠给十九王朝繁荣的经济。其中阿赫莫斯赶走了喜克索斯人，图特摩斯一世（Thutmose Ⅰ，公元前1493—前1482年在位）征服了近东和非洲，哈特舍普苏（Hatshepsut，公元前1473—前1458年在位）女王和图特摩斯三世使埃及成为古代的一个超级大国。阿盟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Ⅲ，公元前1390—前1353年在位）进行了艺术革命。法老埃赫那吞（Akhenaton，公元前1350—前1334年在位）和妮弗尔提提王后开始了宗教改革，提出了一神教概念。埃赫那吞提出以太阳圆盘为标志的阿吞神作为最高神，对抗底比斯的阿蒙神，从而削弱阿蒙神祭司的地位。尽管这场改革失败了，但是却进行了一神教的尝试。随着宗教改革而来的崇尚自然的阿马尔纳艺术风格，并没有因为宗教改革失败而消失，对埃及的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后，吐坦卡蒙王（Tutankhamun，公元前1336—前1327年在位）则是我们现代人非常熟悉的，一方面我们都知道他的黄金人形棺，同时考古学界流传的“法老的诅咒”更为他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十九王朝和二十王朝保持着十八王朝以来的辉煌，出现了拉莫斯三世（Rameses Ⅲ，公元前1187—前1156年在位）等著名的国王。但是，拉莫斯三世之后，埃及开始面临经济问题，走向衰落。
第八个阶段是“第三中间期”（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公元前1070—前657年），包括第二十一王朝至二十五王朝。从二十一王朝开始，埃及陷入分裂，有了两个首都，南部是底比斯，北部是塔尼斯（Tanis）。两者的关系和平而又友好，南部为宗教政权，而北部则是世俗政权。在第三中间期末期，以雇佣兵身份在底比斯以北定居的利比亚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同时埃及南面的努比亚内陆地区也兴起了王国，并逐渐统治了埃及。但不久，来自西亚的亚述人进入了埃及，把埃及纳入自己的帝国。
第九个阶段被称为“后期”（Late Period，公元前664—前332年），包括从第二十六王朝到三十一王朝的历史；亚洲入侵者扶植建立了第二十六王朝，但埃及的王朝逐步恢复后便着手驱赶亚述人。公元前653年，埃及军队借助希腊和犹太的雇佣军把亚述人赶出了埃及。但是公元前524年，波斯军队在国王冈比西斯的统帅下占领了埃及，埃及又成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尽管接下来埃及人也进行了反抗波斯的斗争，但是埃及已经没有力量完成这个任务。波斯人最终被亚历山大打败，但是埃及的法老统治也宣告结束。
此后埃及先后经历了托勒密王朝（Ptolemaic Dynasty，公元前332—前30年）统治时期、罗马时期和拜占庭时期、伊斯兰时期，以后又出现了法国占领时期和英国占领时期。
尼罗河的赠赐
古代早期文明的兴起，绝大多数总是同大江大河密不可分，一个著名的文明总是伴随着一条著名的河流。黄河造就了中华民族最初的文明，印度河和恒河则孕育了古代印度的灿烂文明，同样，在古代埃及有一条尼罗河，正是这条河流为古代埃及的文明提供了产生、发展和繁荣的舞台。
尼罗河是一条很长的河流，全长有6600多公里。它的源头其实是由两条河流汇合而成的，一条叫白尼罗河，在现在的乌干达境内，一条叫青尼罗河，在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境内。两条河流在苏丹的喀土穆汇合，形成奔腾的巨流，贯穿埃及全境，由南向北注入地中海。尼罗河流经的地区，形成肥沃的土壤和翠绿的河谷和绿洲，同尼罗河两岸漫漫的沙漠形成强烈的对比。那些对自然依赖性很强的古代人便慢慢集中到尼罗河谷地地区，形成古埃及文明最早的部落和小国家，并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开启了几千年的古埃及文明史。
尼罗河是一条非常独特的河流，它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非常有规律地泛滥和退潮。每年6、 7月份，河流便开始泛滥，一直到8、 9月份达到高潮。泛滥的时候，河水汹涌，会把古埃及人在河谷开垦的土地全部湮没，一直到11月份开始退潮，就这样年复一年。每当泛滥的时候，古埃及人总是怀着期盼的心情默默地向神祈祷，希望水流大一点，希望年年生生不息。这是因为，尼罗河的泛滥是古代埃及人生存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必须的条件。埃及是个阳光非常充足的国家，天空总是晴朗无云，一年的降雨量极少，开罗周围的年降雨量难得能超过5厘米，即使在沿海的三角洲地带，年降雨量也很少超过20厘米，而且降雨大都在冬季，整个夏季炎热干燥。因此，如果没有这条河流，埃及很快就会变成沙漠。每年河水泛滥，河水冲出河堤，自动而又全面地灌溉了周围的土地，而且，每次泛滥都为古埃及人的田地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淤泥，这层淤泥肥沃而又湿润，不但便于耕种，而且基本上不用施肥便能长出好庄稼。这样，农业发展所需的两个要素——水与沃土，全在这一涨一落之间完成了。而且，巧合的是，尼罗河泛滥的季节正好是埃及农闲季节，对人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而当河水退去，土地快要晾干的时候，又恰逢播种季节，人们可以在肥沃湿润的土地上毫不费力地进行耕作。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到了埃及见到这一情形，感叹不已，他这样描绘道：“我们必须承认，同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古埃及人可以不费什么力气便能取得大地的果实，因为他们要取得收获，并不需要用犁耕地，也不需要用锄掘地，也不需要做其他人所必须做的工作，那里的农夫只需等河水自行泛滥出来，流到田地上去灌溉，灌溉后再退回河床，然后每个人把种子撒到自己的土地上，叫猪上去踏进这些种子，此后便只等收获了，他们用猪来打谷，然后把粮食收入谷仓。”因此，他称赞埃及是尼罗河的赐礼。
古埃及人也确实是这样来看待尼罗河的。他们并不了解尼罗河定期泛滥是由于源头高山地带的冰雪溶化所造成的，而把这种定期泛滥归结为神。古埃及人认为尼罗河的河水是由一个伟大的女神伊西斯的眼泪造成的，实际掌管这条河流的还有一位神，即尼罗河神——哈辟哈辟神。在很多场合，古埃及人把他描绘成一个不男不女的形象，他是一个长着满脸络腮胡须的肥胖男人，但是却又有大肚子和女性的乳房，头戴着纸莎草编制的王冠，手里拿着盛水的陶罐。虽然这一形象似乎有些滑稽，但是却是古埃及人对尼罗河脾性的生动描绘：他既有女性的阴柔和养育之德，又有着男性的刚烈。古埃及人认为哈辟神能给人类提供食物，使人类得以生存，又能给植物送来水分，使植物得以生长。该神的象征物在上埃及是荷花，这是上埃及的国徽，在下埃及是纸莎草，这是下埃及的国徽。每当尼罗河水泛滥的第一天，人们便纷纷前往尼罗河，往河里投祭品，祭祀这位神祇并进行狂欢，人们纵情高唱：“啊！尼罗河，我称赞你／你从大地汹涌而出，养活着埃及／一旦你的水流减少／人们就停止了呼吸。”
尼罗河提供了一种节奏，一种韵律，古埃及人的生活也随着这种韵律而动。这很明显地表现在他们使用的历法上。有一种历法，古埃及人使用起来一直乐此不疲，那便是“自然历”。这种历法完全是按照尼罗河的涨落规律，配合农业劳作而设。它把一年分成3季，尼罗河开始泛滥作为第一季的开始，泛滥一般持续4个月，水开始消退，田野又从水中露出，便开始第二季。第二季也大约持续4个月，作物成熟并开始收割，为第三季的开始。第三季同样持续4个月。新的泛滥重新开始，便是一年的结束以及新的一年的开始。虽然依据这一历法，古埃及人也把一年分为12个月，每个月又划分为30天，但是用尼罗河的涨落作为依据来制定历法，显然是不科学的和不可靠的。尼罗河虽然有规律，但到底是一种易于变化的自然环境，气候等各个方面都会影响着涨落的迟与早，河流的上涨几乎每年都不可能在同一天的同一时刻发生，而且每季的长短均有所变化。因此，以这种易变的自然因素作为精确固定的历法之依据，无疑会出现很大的偏差。以至于后来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明明是泛滥季节，他们却用代表植物生长的标记来表示，明明是干旱季节，他们却用代表水的符号。但古埃及人对此根本就无所谓，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泛滥是否到来，至于历法准确与否无关紧要。只要尼罗河能够正常泛滥，只要这种规律不破坏农时，哪怕再不精确，他们也乐意接受。
尼罗河与古埃及的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古埃及人采取了许多措施在尼罗河的泛滥中趋利避害。首先，他们根据地势高低分区灌溉，建造了四通八达的沟渠与堤坝，与尼罗河相通。当河水上涨，土地需要灌溉时，他们便按照规划，有计划地引水灌溉。每年8月初，他们便把封闭的沟渠打开，让水沿着沟渠灌溉。为防止泛滥造成损害，古埃及的村民们采取了防范措施。河水一上涨，他们便把处于低处的牛群和羊群移往高处。为了及时了解水位状况和大坝情况，古埃及人建立了水位测量制度和大坝巡逻队。政府每年派出大量书吏测量水位，根据测量结果判定河水带来的好处和危害，并根据水位指导各地的生产与建设。大坝巡逻队则由其骑兵和步兵组成，恪尽职守，负责对大坝进行保养和维护，对破坏大坝的人予以严惩。
古埃及人对尼罗河依赖到这样的程度，甚至把尼罗河所具有的一切特征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尼罗河由南向北流动，所以他们认为河流就应该由南向北流，否则便不合常理。他们没有抽象地表达向南向北的词汇，在他们的词汇里，向南是一只有帆的船（逆流而上），向北便是一只没有帆的船（顺流而下），他们认为这非常直观准确。但是，世界上的河流并不都是由南向北流动的。因此，当古埃及的军队打到西亚地区，见到一条河流是自北向南流的时候，他们感到万分震惊，把这当作一重大发现刻在石碑上，并在上面写下一个奇怪的句子，也可以说是只有埃及人看得懂的句子：“那条反向的河在逆流时顺流”。由于古埃及的词汇里逆流和顺流又同时指示向南和向北，其实这个句子的含义就是这条和尼罗河相反的河流该向南时却向北。可见古埃及人对尼罗河的依赖和崇拜达到了何种的程度。
太阳神和法老
古埃及人实行的是君权神授的中央集权制统治方式，认为世间的统治者和神血脉相通。古埃及的国王叫“法老”。法老这个词是古埃及语的希伯来文音译，在古埃及语中，法老的意思是“大房子”，也就是指王宫。从新王国第十八王朝图特摩斯三世起，开始作为颂词用于国王自身，并逐渐演变成对国王的一种尊称。第二十二王朝以后，正式成为国王的头衔。现在我们习惯上将古埃及的国王统称法老。在古埃及人的观念里，国王就是神，他的身份是神圣的，他的诏谕也是神圣的。他的人格高于国家一切政务之上。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权威，统揽一切军事、财政和宗教大权，而且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法老根据场合不同佩戴象征上埃及的白冠、象征下埃及的红冠、象征上下埃及统一的双冠以及出征时使用的蓝冠。在公共场合出现时，国王手里通常握着权杖和连枷，权杖代表法老的威力，而连枷则表明国王在其统治中可以软硬兼施。举行隆重仪式时，国王所穿的衣服上还配有动物的尾巴。中央官吏、地方官吏和军队统帅都由国王任命。
国王之下设宰相，称维西尔，辅助国王，主管行政、司法和经济等方面的事物。这一职务大都由王室成员担任。维西尔只对法老负责，负责整个政府的运行，是所有其他官员的首领。维西尔的职责包括征税、处理纠纷、分配财产、为地方州长授权以及监督军队的行动等，同时负责保护法老以及监督法老宫廷的日常运转。维西尔这一职位往往会父业子承，在政局不稳的时候，维西尔也有时会握有大权。十八王朝时法老将维西尔的权力一分为二，分别管理上、下埃及。宰相秉承法老的旨意，治理国事，同时又是贫苦大众的保护者。一座坟墓里的浮雕描绘着，一位宰相清早即到民间视察疾苦，有很多穷人正在向他申诉。浮雕上写着这样的句子：“不分贵贱贫富，既来申诉均受到重视”。年高德劭的大臣，组成咨政院，以备法老咨询。对法老而言，这样的咨政院显然是多余的，因为照埃及人的说法，每一位法老，都是无所不知，也无所不能的。不过咨政院也有一项作用，就是同祭司一起来神化法老。再下面是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为数众多的官僚集团。这些官僚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查户口，二是收赋税。每年尼罗河水上涨之初，这些官僚即通过测水位预测年之丰歉，依丰歉来定税收。
在当时人的观念里，法老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他是人们所普遍信奉和崇拜的太阳神的儿子，或者说是太阳神在人世间的化身。太阳神，又称拉（Re）神，是古埃及的天地之神，主管宇宙和世间的秩序。在作为宇宙神时，拉神具人形。拉神的象征物是方尖塔。从第五王朝开始，拉神成为埃及国神。他不仅与地方神结合，后还与新王国国神阿蒙结合，成为阿蒙拉。拉神常乘船，白昼在天上巡视，夜晚在阴间巡游。拉神的崇拜中心是赫里奥波利斯。在古埃及宗教史上，太阳神的地位始终是第一位的。政局的变化虽然会使某些神祇暂时取得优势，但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太阳神，就连太阳神最强大的对手奥西里斯，也被纳入了太阳神系统。新王国时期至高无上的阿蒙神，正是在与太阳神结合成阿蒙拉后才获得登峰造极的地位。在所有传说中，太阳神都被视为创造之神。据埃及的传说，当太阳首次光临大地的时候，大地不是沙漠就是不毛之地，他觉得这样很难看，就创造了许多东西，包括花草树木、牛羊狮虎以及人。最初创造的人都是非常完美的，人们生活得也比较愉快。后来人们才越来越坏，为此，太阳神几次发怒摧毁了成千上万的人。
在古埃及的传说中，太阳神太阳神是一个富有智慧和权威的人，只要他随心所欲说出心目中的愿望来，他所提名的东西立刻就能成型。他创造了天和地，创造了一切在陆地上和海洋里的动物。他睁开眼，就有了光明，他闭上眼睛，世界就一片黑暗。他每天都生活在太阳船上。每天早上他在东方降生，然后航行穿过天空，每天夜晚在西方下山。下山以后太阳神还要继续旅行，穿越由12个时段组成的冥府。这是一个恶魔的世界，每经过一个地方，都要经受恶魔的袭击。太阳神及其随行的神祇或是念咒语或是进行搏斗，一个时段一个时段地向前行驶，到第十二个时段，他进入了一条名叫“神圣生命”的大蛇的尾巴中，从它的嘴里钻出来。重生的太阳神是一个甲壳虫的形状，名叫克佩拉。跟随太阳神的人也一起重生，从东方诞生，又开始新的一天的旅程。
每一位神圣的国王也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船，在旅途中跟随在太阳船的后面。由于伴随着太阳神，一直受到太阳神光芒的照耀，因而他会永远受到祝福。同样，由于法老有神性血统，因而他死后也不像凡人那样进入冥府，而是直接前往太阳船，在那里与太阳神一起享受永恒。
由于法老具有神性血统，所以古代埃及非常重视王位继承者血统的纯洁性，必须是由具有王室血统的先王与王后嫡出的人，或者与王室血统嫡出的女儿结婚的人，才有资格继承王位，非王室血统的王子不能继承王位，女子也不能。所以，为保持王室血统的纯洁性，古埃及的王同自己的女儿或姐妹结婚，是很普遍的事情。例如埃及第十八王朝的阿美诺菲四世，自称“神秘法老”，他的第一任妻子居然是他的母亲，第二任妻子是他的表妹，第五任妻子是他的女儿。而大家熟悉的埃及艳后克丽奥帕特拉最初的结婚对象是自己的弟弟。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国王和王后都能生出儿子，这就面临着一种继承上的矛盾。实际上，古埃及历史上也有非王室血统的人或女人当了国王，这种例外的事情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个人一定能够找到太阳神让他当国王的依据，让人们信服。在这方面，最有名的故事发生在图特摩斯国王及其后代的继承问题上。图特摩斯王年老的时候，并没有男性继承人，只有一个嫡出的女儿哈特舍普苏。与非王室血统的妃子倒有一个儿子，沿用他父亲的名字图特摩斯。按照道理，两个后代都没有资格继承父亲的王位。为了合法继承王位，小图特摩斯便同同父异母的姐姐哈脱舍普苏结了婚，这样便合法地继承了王位，称图特摩斯二世。但是哈特舍普苏不甘心这种局面，于是操纵实权，使图特摩斯二世成为名义上的国王。图特摩斯二世5年便亡，没有生育儿子，于是人们又选定哈特舍普苏的侄子一起来统治，称图特摩斯三世。哈特舍普苏把这位侄子送到神庙中当僧侣，自己亲自称王。为了平息人们的愤怒，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她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自己不是图特摩斯的女儿，他其实是太阳神的女儿，太阳神要为埃及创造一位神圣的统治者，便装扮成图特摩斯的模样，到了王后的卧室里。王后并不知情，便把太阳神当作自己的丈夫来接待，王后因此而怀了孕。在临产的时候，两位女神把她领到产房里，生育完成以后，由另外几位女神把这个孩子献给了太阳神，太阳神承认她是自己的女儿。因此，哈特舍普苏是太阳神亲自创造的埃及的统治者。支持图特摩斯三世的人们也不示弱，同样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图特摩斯三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便是神庙的僧侣。在一次节日中，他跟其他僧侣们站在一起。僧侣们抬着太阳神乘坐的船，环绕着庙宇行走，忽然，这只船在他面前不动了。他换了一个位置，站到别的地方，船继续环绕庙宇行走。可是，当船走到他面前时又停住不动了。这种情形连续发生了三次，于是僧侣们声称，按照太阳神的意志，他应成为埃及的国王。这场斗争的结果，先是哈特舍普苏取得胜利，统治了近17年，接下来图特摩斯三世重新得势，成为国王。但是到了图特摩斯四世，也就是图特摩斯三世的孙子时，也面临着同样的合法与不合法的问题。他的前辈本来就不合法，他必然也不合法，他还得继续编造故事。他说，当初自己还是一个年轻王子时，曾到离金字塔不远的地方去打猎。中午，他来到狮身人面像的阴影下休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并作了一个梦。梦中有神告诉他，他将成为埃及未来的国王。神又说，到了他戴上埃及王冠的时候，他应该把堆积在神身上的沙土扫清，因为神感到不能呼吸了。图特摩斯按照神的指示去做了，在神的四周盖了一堵墙来防止沙土沉积，并树立了一块花岗岩石碑来纪念他自己的事迹，这块碑至今还留存在狮身人面像的两爪中间，史称“纪梦碑”。
太阳神与法老的关系确立了君权神授的政治体制，而数量众多的神庙和强大的祭司阶层的存在，则为这种神人统治关系提供了不可辩驳的合法性。
来世崇拜文化
古埃及还是一个特别注重来世的国家，他们把来世看得比现世重要。说到底，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古埃及遗物，以及博物馆中古埃及的藏品，大都同他们的来世崇拜有关。
首先，古埃及人把来世复活的理想寄托在来世神奥西里斯（Osiris）身上。关于奥西里斯有一个凄美的传说：他本来是埃及大地上的一位国王，贤明而又睿智，颇受民众拥戴，名声远播。但他的弟弟塞特对他的盛名颇为嫉妒，一直想取而代之。后来，塞特设计把奥西里斯活活密封于棺材中，扔到尼罗河里。奥西里斯的妻子伊西斯悲痛欲绝，历尽千辛万苦，遍寻丈夫尸体，最后在叙利亚找到，秘密藏匿于三角洲丛林之中。但在伊西斯外出时，塞特又发现了尸体，命人将其斫为数段，扔到尼罗河中。伊西斯归来见状，悲痛万分，收拢了奥西里斯的碎尸后便放声大哭。她的哭声传达到天庭，感动了太阳神，于是太阳神派阿努比斯等神祇前来相助。他们把奥西里斯的残肢断奥西里斯神体合在一起，并用麻布包起来，形成古埃及历史上第一个木乃伊。然后，会法术的伊西斯煽动自己的翅膀，给奥西里斯注入生命的气流。奥西里斯复活了，成了冥界的国王和审判神。在古埃及人的描绘中，奥西里斯端坐在国王的宝座上，审判死者的灵魂，在他面前摆放着天平秤，秤的一端放着真理女神的羽毛，一端放着死者的心脏，通过称量来决定一个人死后的去处。奥西里斯死而复活，为埃及人提供了样板，只要人们都遵奉奥西里斯，跟随他走过的道路，就一定能够达成来世的复活。
古埃及人关于来世复活的理念，也体现在他们独特的人格构成上。在古埃及人的认识中，活着的人是由两种成分构成的。一是人的肉体，一是叫做“卡”的东西，我们把它翻译成“灵”。人一出生，“卡”就存在，而且人死后仍然继续存在。平时，“卡”存在于人体之中，靠身体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来供养。人死后，只要尸体存在，也还需要对其供养，生者要在坟墓中提供它所需要的东西。人死后，除了尸体之外，还会产生一种“巴”，我们翻译为“魂”。它长着人手人脸，却是鸟的形状，一直盘旋在木乃伊的上方。他同“卡”一样，也需要营养品。所以，死者是由“巴”和尸体所构成的。人死后，可以化身为“巴”，继续存活。但是，古埃及人并不满足于在来世继续存活，而是更加执著于复活。在他们眼里，无论是灵还是魂，都不能离开食物、饮料等营养品，都不能脱离肉体，因而，只要生者一直不间断地为死者供奉物品，只要妥善保存尸体，那么，一旦“卡”或“巴”重新进入人体，人便能真正复活。
为了日后复活，最重要的是要将尸体保存完整，以便游荡的灵魂重新同肉体结合。为此，古埃及人生前把大量的精力花费在如何使尸体保存完整上。首先第一步是要建造坚固的陵墓。大规模建造高大的金字塔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金字塔的出现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王陵的样式是马斯塔巴式，即形同凳子的立方梯形。但是，法老们觉得这样的坟墓也不保险，要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加高，最后便形成了埃及特有的金字塔形状。同马斯塔巴式样相比，金字塔更加巍峨高大，墓室结构更加复杂。为了建造它，法老们不惜耗费大量财富，动用几十万民工，花十年吉萨金字塔群甚至几十年的时间。由于历代不断修建金字塔，因而在埃及形成著名的金字塔群，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建筑奇迹。宏伟的金字塔虽然很雄伟坚固，但也更加显眼，很容易吸引盗墓者，这与法老长久保存自己尸体的初衷相去甚远。于是，金字塔的建造在延续了1000年左右的时间后，法老们将其放弃，而转向建造更加隐蔽的陵墓。十八王朝的一名法老开始在一条山谷的悬崖上为自己开凿墓穴，希望自己的陵墓不被盗窃。此后，其他法老也都将自己的陵墓建造在这条山谷的悬崖上，这条山谷因而得名为王陵谷。这条山谷确实非常隐秘，一直到19世纪后期才为考古学家所发现。但是，这条王陵谷并没有瞒住盗墓者，等考古学家挖掘王陵谷的坟墓时，发现除了一个法老的陵墓没有被盗之外，其余的全都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同法老一样，高级官吏及王公贵族们生前也精心准备，或在王陵的四周建造较小的金字塔，或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建造精美的坟墓。这种对坟墓的注重甚至影响到民间。在古埃及，老百姓攒钱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为了保持体面的坟墓和葬礼。人们对处理和埋葬死者都非常重视，往往倾全力来保持体面。
除了建造坟墓外，另一项措施便是保持尸体不腐烂。为此，古埃及人开始把尸体制成干尸，也就是“木乃伊”。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灵感当然同他们的来世观念有关，也同当地的气候有关。在史前时期，古埃及人把尸体埋在挖得很浅的墓穴里，上面覆盖兽皮或编织物。灼热干燥的沙子，蒸发作用很强，容易使尸体变干。干尸不仅骨骼完整，外皮无损，而且还留有部分头发。史前末期，墓葬渐趋讲究，出现墓室，尸体不与沙子直接接触，无法实现自然蒸发。为达到以前的自然效果，他们便用亚麻布紧裹尸体以防止腐烂，但未成功。直到第四王朝，古埃及人才认识到尸体防腐的一个必要步骤是取掉内脏。但从古王国或中王国时期保存下来可以称为“木乃伊”的尸体，仍然很少。到新王国时期，人们认识到让尸体脱水和取出内脏、脑髓是尸体保持不腐的先决条件。至此，制作干尸成为一门专门的行当，有专门的防腐师和干尸制作工场。制作木乃伊的工程是相当复杂的，全部过程要花费70天，制作方法按照费用多少分成几种。最便宜和简单的方法是给死者体内注射一种药液，使体内器官迅速液化，再把里面的液体抽出体外，但这样做破坏了器官的完整。最昂贵的便是手术方法。人一死，便立即把最容易腐烂的内脏部分掏出，通常在左下腹切开一个口子掏出内脏，脑髓则从鼻孔中取出，然后用干泡碱完成尸体脱水，最后用亚麻布填充胸腔，再缝合上腹部切口。尸体涂上油、香料和树脂后，用多股绷带捆扎，以防止尸体走形。就连挖出的内脏部分也要好好保存，处理过以后，分别装在不同的坛子里，这样便形成了完整的木乃伊。在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插曲也是很有趣的。当制作木乃伊的师傅把死者的尸体切割完成后，其他的助手便用石头投掷师傅，并把他赶出木乃伊室。这一仪式说明，制作干尸是保存尸体必不可少的步骤，但是切割尸体本身又是对尸体完整这一观念的冒犯，所以要举行这一仪式来化解这一矛盾。
另外一个反映古埃及注重来世的证据便是《亡灵书》。在古埃及的传说中，木乃伊和亡灵进入冥界后，要面对各式各样的恶魔，后者会阻挠亡灵通向“奥西里斯王国”。人们只能通过颂念骚特（Thoth，是自我创造之神，传说为亡灵撰写的祭文都出自他的手笔）咒语来保护自己。很久以前古埃及相信太阳神之所以能长生不老，就是因为骚特赐予他一个众人都不知道的名字。每天早上太阳神都会受到一个叫“阿柏卜”的恶魔胁迫才升上山梁的，而恶魔则呆在太阳升起的地方，随时都可能将太阳神吞下。太阳神凭借自己的力量无法将恶魔赶走，但骚特赐予他一套咒语，一经颂念，便会麻痹恶魔的四肢。尽管神灵仁慈地对待众生，但也无法将亡灵从恶魔手中解脱出来，所以亡灵们便祈求骚特来帮助他们，获得他的咒语的保护。受到骚特咒语的启发，古埃及祭司们编写了大量的祭文。这些祭文在公元前3700年时已经广泛运用，一直到公元1世纪的时候还很流行。所有这些经文汇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亡灵书》。
《亡灵书》，或者称《死者之书》（Book of the Dead），大体是指古代抄录员所作的所有经文，包括咒语、赞美诗、冗长的解释、各类礼仪真言、神名等，一般被镂刻或者书写在金字塔或者坟墓的壁上，有的则印在棺椁或镂刻于精美的石棺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亡灵书》这一标题并不确切，甚至是误导，因为它最初并没有汇集成为一本书，也不是写于同一时代，同时它们的特征也千差万别。这个标题是19世纪埃及学者在发现了很多祭文后而赋予的名称，只是当时他们根本就不通晓这些祭文的真正含义。这个标题也很可能来自盗墓者，他们发现木乃伊旁边放置着许多书籍，便形象地称之为“亡灵看的书”，亡灵书的名字即由此而来。《阿尼的纸草》之一在众多的古埃及亡灵书中，《阿尼的纸草》是最有名的。该纸草总长78英尺，宽1.3英尺，共有10470张。《阿尼的纸草》包含了《亡灵书》绝大部分内容，每一章节均附有插图，一般是经文在上而插图在下。该纸草没有注明年代，但我们推测大致成书于公元前1450年至公元前1400年间。阿尼的身份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他具有的身份包括“王室抄录员”、“一切神灵的抄录员和祭品记录者”、“谷物管理者”、“祭品统计员”等。《阿尼的纸草》主要有两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主要包括：写给拉和奥西里斯的赞美诗；对审判大殿的描述，同时描述真理女神玛特、奥西里斯、荷鲁斯等。第二部分是内容众多的零零散散的咒文。阿尼以自己为例详细记载进入“奥西里斯冥界”的各种程序、咒语以及一些神话，告诉死者要说什么咒语以及要在什么时候说。死者要说出42位神的名字，并且要举例说出自己没有犯众神所关切的罪行。如果没有通过考验，心脏被吃掉，就不能复活了。
当然，除了《阿尼的纸草》外，还有很多纸草，它们一起构成了埃及的《死者之书》。其中著名的有《勒卜舍尼的纸草》、《努的纸草》、《亨尼弗的纸草》和《克拉的纸草》、《哈奈弗的纸草》、《安赫的纸草》等。这些纸草中的内容有许多是重复的，也有不同的片断，说明当时这些祭文有某种程式化的特点，是人们约定俗成的殡葬仪式中不可或缺的圣书。
象形文字的解读
古埃及人认为自己的文字是由骚特神发明的。骚特神并不是满腹经纶的儒者，而是半兽半人的形象。他长着朱鹭头，人身，左手执写书板，右手执笔，活脱脱后来埃及书吏的形象。相传，他兼管知识和魔力，正是靠魔力，他才发明出文字。他发明文字的动机是为了记录更高神的启示，当太阳神向世人训喻时，骚特神便使用自己用魔力创造出的文字记录下来，因而，文字一开始便具有了神性内容。
古埃及文字是一种象形文字。起初，每个象形字都代表完整的词和概念。以后，随着象形文字的发展，大部分象形符号有了音值。埃及选择了24个象形字代表24个子音，并逐步演化为字母。这些字母被埃及人传给腓尼基人，并经过腓尼基人带到地中海，最后由希腊罗马传遍四方。
古埃及人使用的纸张称为水草纸，或叫纸草。他们把水草的梗子割成长条，然后用胶水一张张粘连起来，形成一卷卷的纸张。他们的书是一卷一卷的，最长的有40码（1码＝0.9144米）。这样的纸张历久而不坏，历几千年之久的文书今天仍然清晰可见。埃及人的笔是一段芦苇，把苇秆切成适当长度，然后把一端做成刷子一样的形状。埃及人的墨，是用油烟植物胶和水调和的，书写的文字可历数千年不褪色。
在古埃及日常生活和管理中，文字的用处很大。无论是丈量土地，计算税收，还是歌功颂德，都非要由通晓文字、有学问的人担任不可，因而古埃及在用人方面能做到任人唯贤。由于政府非常注重有才之士，那些出身低微的人也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因而社会上形成良好的教育和学习风气。
在古埃及有许多关于学习和教育的训诫，这些都在纸草书中保留下来了。例如，“专心去求学，爱书如爱娘”、“三百六十行，行行受人管，唯有读书人，自由似神仙”，“当兵苦，种田忙，只有读书最快乐，朝读书，晚读书，忧愁痛苦一笔钩”。等等。有一位父亲在送儿子上学校的途中，对他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刻苦学习，以便将来出人头地，进入上层社会。他说：理发匠走街串巷，劳筋伤骨，即使工作到深夜也填不饱肚子；割芦苇的人要遭蚊虫叮咬，受太阳晒；园丁早晨浇菜，晚上锄草，整日累死累活在地里干活；织布工干活的时候膝盖顶着胸，很少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甚至连见太阳都得贿赂监工；制陶的工人像烂泥中的猪，锻工的手指粗糙得像鳄鱼的爪子，渔父身上的气味就像死尸散发出来的臭气；即使是宫廷的侍从，有时也不得不去遥远的沙漠地带办事，须时时刻刻提防野狮子和亚洲人的袭击。相比较而言，只有通过读书被国家选拔为书吏才是最理想的职业。
为了笼络人才，国家主动招贤纳士。其中一个重要措施是开办“书吏学校”和“生活之家”。“书吏学校”一般都设在王室或神庙里，是为国家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所以高于一般的学校。“生活之家”为书吏高等学校，那些优秀的学生可到“生活之家”学习，在“生活之家”毕业的年轻书吏，会被委派到国家机构任职，作出成绩便可得到提拔。
政府花那么大气力培养人才，是因为在古埃及的环境下，当一个书吏需要有真正的才学，要掌握各方面的知识，适应不同方面的需要。就拿古埃及文字来说，一个人要学好它相当困难。非要经过大量刻苦的学习和严格的训练。除了学会阅读，熟练地书写各种文字、撰写公文、信函、申请书、法庭记录外，还要学习几何、天文、算学、历史等课程。由于书吏的工作范围很广，因而学习量非常大。所以，学生要在5岁便入学，一直要读12年才毕业。同时，学校制定了许多清规戒律，保证学生一门心思读书。
尽管在书吏学校学习很苦，但人们还是愿意把孩子送到书吏学校去，因为，只有通过书吏学校，才能当上书吏，从而找到通向上层的钥匙。书吏学校的大门是对所有人都敞开的。在等级森严的埃及社会，此举已经相当不简单，一方面显示了国王招贤纳士的诚心，另一方面亦为穷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提供了一个成真的机会。
正因为古埃及对文化和文化人这样重视，所以我们现在才可以看到许多书吏的雕像古埃及书吏像。他们大都盘腿书写，双唇紧闭，双目炯炯有神。他们虽然并不身居高位，但却有着不可小觑的地位，他们的名字也同他们的记录一起，为人们所记住。也正因为古埃及人重视文化，所以才留下许许多多的纸草书，成为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
随着古埃及的灭亡，其文字也成了无人使用的死文字，经过后世的艰苦努力，才重新释读成功。对古埃及文字的发现和释读，要归功于两个有名的人物。其中之一是大名鼎鼎的法国皇帝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年）。早在1798年远征埃及之前，拿破仑就对埃及古代文明羡慕不已。进军埃及时，他随军带去了数十名学者及制图人员，记录了很多埃及人独特的风俗习惯及动植物图像，记载了古埃及遗留在地上与地下的遗物及遗迹，并且搜集到一批实物。但由于这次战争最后以法国战败而告终，结果很多文物被英国掠去，但法国人还是保留了很多书面资料。在这次远征中，最大收获要算无意中发现的罗塞达石碑（Rosetta Stone）。
1799年7月15日，一位法国军官在尼罗河三角洲名叫罗塞达的港口城镇郊外，指挥圣朱利安要塞（Fort St Julien）的地基扩大挖掘工程时，意外挖到一颗黑色的大石头。他意识到这颗石头的重要性而向指挥官报告，后者决定将其送给拿破仑在开罗设立的埃及研究所（Institut de lgypte）的科学家进行分析，同年8月该石碑运抵开罗。由于石碑是在罗塞达郊外出土的，因此根据发现地点而命名为罗塞达石碑。1801年，拿破仑罗塞达石碑的大军被英军打败投降，也结束了法军在埃及为期三年的占领期。英军在占领亚历山大后，与法方签订亚历山大协约（Treaty of Alexandria， 1801年9月）正式结束法军在埃及的占领，根据此协约法军在占领期间于埃及发现的古物，也应一同转移给英方。但法军在撤退时并未依约缴出罗塞达石碑，而是将它藏在一艘小船上准备偷渡回欧陆，但功败垂成半途被英军捕获。事后双方协议，法方可以保留之前的研究成果与石碑的拓印，英方则获得石碑的实际拥有权。罗塞达石碑在1802年运抵英国，并且以英王的名义捐献给大英博物馆收藏。今日在大英博物馆埃及厅中展示的罗塞达石碑，是个高约114.4厘米、宽72.3厘米、厚27.9厘米，略呈长方形但实际上缺了许多边角的平面石碑，大理石材质制造，重约762公斤。大理石的黑色表面上刻有涂上白漆的文字，石碑的两侧刻有后人加上的文字，其中左侧为“1801年时由英军在埃及获得”，右侧则为“国王乔治三世捐赠”。石碑底部左侧也有一个小角落有意保持挖掘时的原状而没有清理，主要目的是通过对照，让人们知道清理前后的差异。
罗塞达石碑由生活于埃及托勒密王朝时代的祭司们所作，用以纪念年仅13岁的托勒密五世国王加冕一周年。石碑的内容主要是叙述托勒密五世自父亲托勒密四世处袭得王位的正统性，以及托勒密五世的许多善行。在托勒密王朝之前法老时代的埃及，类似的诏书原本都是由法老颁授，但到了托勒密时代，唯一还知道埃及象形文撰写方式的祭司们却成为诏书的颁写者。
罗塞达石碑由上至下刻有同一段诏书的三种语言版本，分别是埃及象形文（hieroglyphic，又称为圣书体，代表献给神明的文字），埃及草书（demotic，又称为埃及通俗体，是当时埃及平民使用的文字），与古希腊文（代表统治者的语言，这是因为当时的埃及已臣服于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国，来自希腊的统治者要求统治领地内所有的此类文书都需要添加希腊文的译本）。公元4世纪结束后不久，不再使用的埃及象形文的读法与写法彻底失传。直到1400年之后罗塞达石碑出土，它独特的三语对照写法，意外成为解码的关键。
在许多尝试解读罗塞达石碑的学者中，19世纪初期的英国物理学家汤马斯·杨（Thomas Young）第一个证明碑文中曾多次提及“托勒密”。法国学者商博良则第一个理解到，一直被认为是用形表义的埃及象形文，原来也具有表音作用，这一重大发现之后成为解读所有埃及象形文的关键线索。
商博良（JeanFranois Champollion， 1790—1832）是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是第一位识破古埃及象形文字结构并破译罗塞达石碑的学者。他出生于法国南部的洛特省，年轻时已表现出出色的语言天赋。20岁时就已经掌握了除法语以外的拉丁语、希腊语和许多古代东方语言，包括希伯来语、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语、古印度梵文、古代伊朗的阿维斯坦语和帕拉维语、阿拉伯语、古叙利亚语、古代小亚细亚半岛流行的迦勒底语，波斯语和汉语，19岁时就已经成为勒诺布尔公学的历史学教授。
商博良从1822年到1824年完全投入对罗塞达石碑的研究，发表多篇研究论文，成功地译解出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结构，指出这些符号有些是字母，有些是音节文字，有些则是表意符号，编制出完整的埃及文字符号和希腊字母的对照表。他的解读为后来解读古埃及遗留下的大量纸草文书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