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次，崇祯和王承恩在私下的时候，王承恩一本正经地指出，崇祯这个皇帝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维权”。皇帝也要维权？这不是笑话吗！后世只有弱势群体需要维权，自古皇帝权势滔天，“维权”？维权个鸟！行了吧，我的王公公，该不是那东西没有了之后脑子也秀逗了？
王承恩没有想到崇祯的觉悟还这么低，只好不厌其烦地跟崇祯这个受剥削压迫者讲解“受压迫，要翻身”的道理。
王承恩的大脑就是一台超级计算机，各种资料数字应有尽有，马上拿数据和事实说话。
首先拿出后世的数字：2010年税收77000多亿，扣除出口退税还有7万亿；卖地收入2009年是15000亿，2010年也算15000亿吧；还有社保收入一万七千亿。总计国家收入10万2千亿。而2010年GDP为40万亿，国家的收入占了GDP的四分之一强。即使不算社保，财政收入也超过GDP的20%。
还有“路边社”不太权威的统计：2007年公款吃喝3700亿，公费出国2400亿，公车开支4000亿，总计1.01万亿，占2007年25万亿GDP的4%强。“路边社”统计的2010年公款吃喝款更是号称破了9000亿大关。
再拿出宋朝的数字，北宋治平二年的国家收入是6000多万贯，相当于6000多万两银子。当然也有说宋朝最高税收为超过一亿两白银的，还有说一亿二千万两白银的，还是取保守的数字吧。宋朝的国土面积可比不上明朝，人口也比不上明朝，国家收入却要多几倍。宋神宗还嫌皇家收入少了不能富国强兵，指使王安石开展一系列的“维权”行动，当然这次皇家“维权”行动有点不太成功，但是至少人家有维权的觉悟不是！
你再看看明朝的数据，永乐十年的赋税粮是三千四百多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永乐还有盐铁专卖和市舶司海关收入未计在内，终明一朝，强势的永乐皇帝财政收入最高。而万历一条鞭法后，某年间天下岁入为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两。按照万历朝年产原粮三千八百多亿斤计算，按照原粮出米率60%，折算为大米为2300亿斤，万历年间米价为一两银子2石，即一两银子378斤，粮食产值达到了六亿两白银，有资料估算明朝年出口顺差就达到了500万两银子，一条鞭法之后，明代工商业超过国内产值的40%，所以大明朝产值十亿两银子绝非高估。如此算来，万历朝的赋税只占GDP的1.5%。而崇祯年间后期物价上涨，一石米涨到一两银子，其赋税水平甚至就是1%左右。
好吧，咱不比那个拿80%的GDP养军队的腓特烈大帝，那的确有点变态！咱也不比后世的20%，要是20%的话可以收2亿两白银，那还不爽死了！咱要有2亿两银子咱也能象先祖朱棣那样用50万100万大军把鞑子堆死，咱也不比这个。咱比宋朝总可以吧，人家一年收6000万两银子，还要“维权”！我靠！就算达到后世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开支的比例，对，就GDP的4%，咱也能把鞑子给灭掉啊！为什么咱这个皇帝只能埋头推磨，连草都吃不上呢！崇祯朝理论上收入两千万两银子，实际收70%就烧高香了。天启丢下这个烂摊子，资产是负的，欠军饷，欠皇室宗亲钱粮，收上来一点银子都不够塞牙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穷极潦倒的皇帝怎么做！怪不得，朱常洛不到一个月就被压垮了，撂了挑子。换了天启，承压能力应该强了吧，但是照样不行，拍拍屁股又撂了挑子，临走拉上了崇祯这个垫背的。难怪天启连儿子都不生，生下儿子就得受剥削受压迫，得，咱不让儿孙受这个罪。难得弟弟朱由检是个愣头愣脑的有志青年，一副担子就这么压崇祯肩上了。崇祯还真是坚韧，做牛做马十七年，历史上最后却也不得不撂了挑子上吊了事。临了这副担子再也不忍压到自己的儿子肩上，要不然崇祯自己撂挑子也就算了，怎么解释为什么不提前把太子送到南京预备着呢！
打个比方吧，一个股份制公司，全国人民都是股东，这股份制公司早就资不抵债，还内部欠薪，股东们有钱却又不肯增资，银行又借不到款，资不抵债还短缺流动资金，而且公司内耗严重，加上金融危机，外贸萎缩，内需不足，就这个条件，股东会却愣是要求接任的经理人只能干好不能干坏，利润指标半点都不能降。你说这公平吗！一个人压迫天下人还说得过去，天下人一起来压迫一个人就不对了！按照王承恩的说法，明末的皇帝真不是人干的。特别是北京十七年的崇祯，受尽了压迫剥削。后世的公仆不行了可以发钞票、发债券、搞重点项目银团贷款，崇祯这苦命孩子拿着拿可怜的1%岁入，又要赈灾，又要打仗，还要养官，等等。这1%在花销过程中还要被贪官和军阀吃掉一半。崇祯实在没钱了只好省吃俭用，甚至变卖自己的家当，但是杯水车薪，依然无济于事。责任无穷大，权利无限小——这不是典型的“受压迫受剥削”吗！受压迫受剥削就得“维权”，在南京可不能这样做牛做马了！要翻身！当家作主。懂吗？
于是崇祯终于懂了，开始了自己的“维权”之路。
后世的“维权”也是一件技术活，简单的上访、闹事往往适得其反，再说这年代也没个地方上访啊。好在凡是与技术沾边的找王承恩都会有办法，智商高的人绝不害怕难题，怕只怕没有发现难题。崇祯的悲剧就是连自己需要“维权”的迫切性都没有意识到。只要问题发现了，办法嘛，总比困难多！想当年牛顿不仅是自然科学家，连英国的金融体系都是这位爷奠定的。牛顿的粉丝公然说后世英国之所以称霸世界两百年，就是因为牛顿奠定金融基础的成果。
王氏寻根究底的法则又用上了。崇祯“维权”说得简单一点不就是要钱吗？既然要钱，就是找谁要、怎么要的问题。
找农民要？不成。虽然崇祯只收到1%，好吧，就算1.5%，但是资料显示农民实际上已经上缴了超过6%。也就是说农业产值6亿的话，农民实际承担了3600万两银子，崇祯只收到1800万两银子，两个数字都没错，那其他的1800万两银子呢？哪里去了？别急，我跟你说，主要就是下边的小吏和士族搢绅工商阶层欺上瞒下，上下其手，把这些银子吞掉了。大明朝法令的解释权和操作权皆握在这些比典史还低的小吏手上，这些小吏们，比如司吏、典吏，连同师爷、衙役，在一地基本上是世袭，父子兄弟相传，所以谓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大明朝的政令通过他们传达，亦是由他们执行，这些人和本地士族搢绅工商阶层盘根错节，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这些钱就是被他们黑了。那个阎应元既然不是进士，就是从这等小吏爬上典史位置的，所以他也不是什么清廉之辈，要不然怎么能养600死士。
说到这里，你是不是也像李自成那样有了“抢”的冲动？没有这种冲动才怪！这帮该死的，银子怎么吞进去的横竖得让他们怎么吐出来！不过，错了！这些人正是大明朝基层的基石，农民是一盘散沙，但是士族搢绅工商阶层和小吏可以把农民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大明朝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是耍嘴皮子不屑干实事的文人，这些官员本身就是士族搢绅工商阶层的一员，或者被他们收买了，成了他们的代言人。所以你动议说要征工商税便有大把官员说你“与民争利”，他们反对反对再反对，坚决反对！大明朝的国家动员力完全不能指望浮在上面的那些官员，依靠的只能是士族搢绅工商阶层以及这些小吏。所以千万不能来硬的。
如果你想强制去“剥夺”这些“剥夺者”，最后他们还是会通过种种途径再从下面的老百姓那里剥夺回来。而且他们以后会怠工，非暴力不合作，你的基层动员力更要泡汤！所以只能来软的。
不要去跟他们去谈仁与义，我得承认他们之中也不乏仁义者，但是历史上“义与利”之争，口头上大家都开口闭口只言一个“义”字，事实上“义”永远无法与“利”匹敌。所以，皇上，最好的办法就是皇家与这个基层利益团体直接结成利益共同体，或者说通过利诱的方式让这个利益共同体直接为皇上服务。要钱让他们出钱，要出力让他们出力，则无往而不利也！如果说，以前是这些基层分子牵着皇上的鼻子走，那么，皇上翻身后，就是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要凭GDP的20%来把鞑子从地球上抹掉也好，要老百姓象淮海战役543万民工那样推着小车将战争推向胜利也好，只要皇上能把他们动员起来，那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
有了这个指导思想，就有了与江阴父老“公私合营”的皇家股份公司，这是“国力动员模范工程”的一个试点，也是一个“先富示范工程”。这样的设计就是建立一条皇家与基层有产阶级合作的纽带，领导他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把这一部分民间资本最大限度地激活，与此同时也就可以让他们跟着皇帝的指挥棒转，而不是相反。
孔雀山铜矿股份有限公司可以说已经成功，下一步就是这种模式的推广速度如何了，总的来说推广只是时间问题。郑芝龙的参股是另有考虑。这个公司就是为将来一系列皇家股份公司开的头一炮，头一炮已经打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暴利的驱使下，无论是复制这种模式的新皇家股份公司也好，还是孔雀山股份公司上司交易也好，都是水到渠成。
这本来是一个近似于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但是，崇祯和王承恩来自后世，要赚钱的投资项目，多了去了。要挖矿？挖完这矿有那矿，挖完中国有外国，要生产？产品多得数不完。要炒作？炒股炒债炒外汇，只要有钱就好办。
崇祯和王承恩一开始在描摹一个皇朝的新标准，不过万事开头难，只能从最容易切入的点入手。
比如说，基层的问题有了解决方案后，那帮官僚们呢！不仅有南京的新官僚，还有陆续逃到南京的北京旧官僚，要让他们无条件地支持自己，也是“翻身”计划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此，崇祯和王承恩设计了一个超越这个时代的“皇家俱乐部”，未来这些官僚将成为这个俱乐部的第一批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