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经言：前岁从扞牧圉，至于武昌，闻先皇帝上仙，以为天命历数在于陛下，至治可期，于是欲有所言，而遽旋旆。臣经亦以负薪之忧，道路匍匐，今年三月始达顺天。而陛下应天飞龙，诏令使宋，仓卒入对，陛辞而出。和者斯传圣旨，令条奏当今宜行事理，倚马起草《便宜新政》，畀仲谦、和者斯等使译奏。所欲言者犹有未尽。今既渡淮入宋，引领北望，顾瞻魏阙，每为自诵：有君如此，可遂无言乎？于是作《立政议》，虽尸祝代庖，极为僭越，有所不计。
臣闻所贵乎有天下者，谓其能作新树立，列为明圣，德泽加于人，令闻施于后也，非谓其志得意满，苟且而已也。志得意满，苟且一时，与草木并朽而无闻，是为身者也，于天下何有？有志于天下者不贵也。为人之所不能为，立人之所不能立，变人之所不能变，卓然与天地并，沛然与造化同，雷厉风飞，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贵之，而己不以为贵，以为己所当为之职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后之有天下者亦莫不当然。
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则必弊窳残缺，甚则至于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则委而去之耳。生民万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弊而委，则其中者亦必坏烂而不收。有志于天下者，则为之倡，率其群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饰而新之，涤荡而洁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积而丰，可以餍而饫，为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荣而享天下。彼志得意满，苟且一时者，见器之所有，而不见器之残缺，染指垂涎，放饭流歠，始则枵然，终则哆然，既饫而足，并其器与其余，举而弃之，不知馁之复至矣。至于神器乏主，中藏尽亡，而天下馁者，于是群起而争其余，天下乱矣。夫纲纪礼义者，天下之元气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也。非是则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废则小坏，大废则大坏，小为之修完则小康，大为之修完则太平，故有志于天下者，必为之修而不弃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于成功而后已，使天下后世称之曰：天下之祸至某君而除，天下之乱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配天立极，继统作帝，熙鸿号于无穷，若是则可谓有志于天下矣。
由汉以来，尚志之君六七作，于汉则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于三国则曰昭烈一帝；于晋则曰孝武一帝；于元魏则曰孝文一帝；于宇文周则曰武帝一帝；于唐则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曰宪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于后周则曰世宗一帝；于宋则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于金源则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皆光大炳烺，不辱于君人之名，有功于天下甚大，有德于生民甚厚。人之类不至于尽亡，天下不至于皆为草木鸟兽，天下之人犹知有君臣父子夫妇昆弟，人伦不至于大乱，纲纪礼义典章文物不至于大坏，数君之力也。呜呼，上下数千载，有志之君仅是数者，何苟且一时者多，而致治之君鲜也！虽然，是数君者，独能树立，功成治定，揄扬于千载之下，岂不为英主也哉。其视坏法乱纪，斁彝伦，毒海内，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孑孑以自蔽，甘为慵懦者，可为悯笑也。
国家光有天下，绵历四纪，恢拓疆宇，古莫与京，惜乎攻取之计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惫也。盖其几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云，奄有河朔，便当创法立制，而不为；既并西域，灭金源，蹂荆、襄，国势大张，兵力崛阜，民物稠伙，大有为之时也，苟于是时正纪纲，立法度，改元建号，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汉唐之举也，而不为。于是法度废则纲纪亡，官制废则政事亡，都邑废则宫室亡，学校废则人材亡，廉废则风俗亡，纪律废则军政亡，守令废则民政亡，财赋废则国用亡，天下之器虽存，而其实则无有。赖社稷之灵，祖宗之福，兵锋所向，无不摧破，穿彻海岳之锐，跨凌宇宙之气，腾掷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慑伏。当太宗皇帝临御之时，耶律楚材为相，定税赋，立造作，榷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狱讼，别军民，设科举，推恩肆赦，方有志于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与排摈，百计攻讦，乘宫闱违豫之际，恣为矫诬，卒使楚材愤悒以死。既而牵连党与，倚迭缔构，援进宵人，畀之以政，相与割剥天下，而天下被其祸，荼毒宛转十有余年，生民颙颙，莫不引领望明君之出。先皇帝初践宝位，皆以为致治之主不世出也，既而下令鸠括符玺，督察邮传，遣使四出，究核徭赋，以求民瘼，污吏滥官，黜责殆遍，其愿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旧弊未去，新弊复生，其为烦扰，又益剧甚，而致治之几又失也。
今皇帝陛下统承先王，圣谟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下之势。自金源以来，纲纪礼义文物典章皆已坠没，其绪余土苴，万亿之能一存。若不大为振澡，与天下更始，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终于不可为，使天下后世以为无志于天下，历代纲纪典刑至今而尽，前无以贻谋，后无以取法，坏天地之元气，愚生民之耳目，后世之人因以窃笑而非之，痛惜而叹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参用汉法，至孝文迁都洛阳，一以汉法为政，典章文物粲然与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称为贤君。王通修《元经》即与为正统，是可以为监也。金源氏起东北小夷，部曲数百人，渡鸭绿，取黄龙，便建位号，一用辽、宋制度，收二国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饰王化，号十学士。至世宗与宋定盟，内外无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风俗完厚。真德秀谓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称为贤君。燕都故老语及先皇者，必为流涕。其德泽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为监也。今有汉、唐之地而加大，有汉、唐之民而加多，虽不能便如汉、唐，为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
恭惟皇帝陛下睿仁慈，天锡勇智，喜衣冠，崇礼让，爱养中国，有志于为治，而为豪杰所归，生民所望久矣。但断然有为，存典章，立纲纪，以安天下之器，不为苟且一时之计，奋扬干刚，应天革命，进退黜陟，使各厌伏，天下不劳而治也。今自践祚以来，下明诏蠲苛烦，立新政去旧污，登进茂异，举用老成，缘饰以文，附会汉法，敛江上之兵，先输平之使，一视以仁，兼爱两国，天下颙颙莫不思见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余孽，扳附奸邪，更相援引，比佽以进，若不辨之于早，犹夫前日也。以有为之姿，据有为之位，乘有为之势，而不为有为之事，与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为。《书》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坚冰至」，《诗》曰「如彼雨雪，先集维霰」，《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皆谨之于初，辨之于早也。有有为之志而不辨奸邪于早而之，则铄刚以柔，蔽明以晦，终不能以有为。盖彼奸人易合难去，诱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赂之以重宝，便辟迎合，无所不至，不辨之于早而拒之，皆堕其计，授之以柄而随之耳。昔王安石拜参政，吕献可即以十罪章之，温公谓之太早，献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速，异日诸君必受其祸。」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温公曰：「吕献可之先见，范景仁之勇，吾不及也。」夫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理有所必然，虽天地亦可先见，于人乎。方今之势在于卓然有为，断之而已。去旧污，立新政，创法制，辨人材，绾结皇纲，藻饰王化，偃戈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为难而不为，毋以为易而不足为，投几挈会，比隆前王，政在此时。毋累于宵人，不惑于群言，兼听俯纳，贲若一代，号为英主，臣之所愿也。
臣草木愚昧，既被知遇，而又远离轩陛，日以隔越，迫于事几，故不避斧钺，冒触神威，庶奸党少，纲纪粗立，虽万死无恨。中统元年八月附报入宋奏目上进。（同上）
许衡
时务五事 【至元三年】
臣某诚惶诚恐，谨奏呈《时务五事》。伏念臣性识愚陋，学术荒疏，不期虚名偶尘圣听。陛下好贤乐善，舍短取长，虽以臣之不才，亦叨宠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诏旨，中怀自念，何以报塞。又日者面奉德音，叮咛恳至，中书大务，容臣尽言。臣虽昏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思益万分。但迂拙之学，本非求仕，言论鄙直，不能回互，矫趋时好。孟子以责难于君，陈善闭邪，为恭敬；孔子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臣之所守者，其大意盖如此也。伏望陛下宽其不佞，察其至怀，则区区之愚，亦或有少补云。
立国规摹
为天下国家，有大规摹。规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无过焉，无不及焉，则治功可期。否则心疑目眩，变易纷更，日计有余而岁计不足，未见其可也。昔子产处衰周之列国，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论，而终身由之，堂堂天下，可无一定之论而妄为之哉！古今立国规摹虽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无它，爱与公而已矣。爱则民心顺，公则民心服，既顺且服，于为治也何有？然开创之始，重臣挟功而难制，有以害吾公；小民杂属而未一，有以梗吾爱。于此为计，其亦难矣，自非英睿之君，贤良之佐，未易处也。势虽难制，必求其所以制；虽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虑顾，因时顺理，予之夺之，进之退之，内主甚坚，外行甚易，日戛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爱、吾之公达于天下而后已。至是则纪纲法度施行有地，天下虽大，可不劳而理也。然其先后之序，缓急之宜，密有定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也，是之谓规摹。
国朝土宇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其它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也。
【[后魏拓拔氏，改姓元，都云中，迁洛，十六帝，一百七十一年。】
【辽耶律，改刘氏，都临潢，徙无常处，九帝，二百一十八年。】
【金完颜氏，都上京，迁燕，九帝，一百一十八年。】
【前赵刘元海，据平阳，三主，二十五年。】
【后赵石勒，都襄国，六主，三十二年。】
【前燕慕容皝，都蓟，迁邺，三主，三十四年。】
【前秦苻坚，都长安，五主，四十四年。】
【后秦姚苌，都长安，三主，三十四年。】
【南燕慕容德，据广固，二主，十二年。】
【南凉秃发乌姑，据广固，三主，十八年。】
【西秦乞伏国仁，据金城，四主，四十七年。】
【后燕慕容垂，据中山、邺，四主，二十五年。】
【夏赫连勃勃，据朔方，三主，二十五年。]】 【据《元文类》卷十三所收《时务五事》补。】
国家仍处远漠，无事论此，必如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宜也。陆行资车，水行资舟，反之则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凉，蜀汉以南，服食宜热，反之则必有变异。以是论之，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然万世国俗，累朝勋贵，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苟非聪悟特达，晓知中原实历代帝王为治之地，则必咨嗟怨愤，喧哗其不可也。窃尝思之，寒之与暑固为不同，然寒之变暑也，始于微温，温而热，热而暑，积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气始尽。暑之变寒，其势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积之之一验也。苟能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然事有大小，时有久近，期小事于远，则迁延虚旷而无功，期大事于近，则急迫仓惶而不达，此创业垂统所当审择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国之法也，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国初亡，便当议此，此而不务，诚为可惜 【《元文类》作「孰为可务」。】 。顾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养成尾大之势，祖宗失其机于前，陛下继其难于后，外事征伐，内抚疮痍，虽曰守成，实如创业，规摹之定，又难于向时矣。然尾大之势，计圣谋神筭已有处之之道，非臣区区所能及也。此外唯当齐一吾民之富实，兴学练兵，随时损益，稍为定制，如臣辈者皆能论此，在陛下笃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惑浮言 【「惑」，《元文类》作「恤」。】 ，则天下之心庶几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几可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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