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昌冲撞刘飞扬的话使刘洪恩大为恼怒，他对陈其昌怒道：“放肆，什么趋炎附势、崇洋媚外，我家在南方杀敌的时候你还在锱铢必较与洋人做生意呢。不要以为留了洋就了不起了，不就这个假洋鬼子吗。我家大人看得起才和你说话，怎么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
刘飞扬冷看旁观着了陈其昌，见他面色赤红却欲辩无言。不过旁边的人看不过去了，这些人多和陈其昌一样是留学回来，刘洪恩训叱陈其昌的话他们也感如芒在背，听的很不舒服。一人喝道：“不要以为面对面的与法国人打就是战，我等与法国人在经济角逐亦是为国效力。”
“说的好，与洋人在各方面的角逐都是报效国家。”刘飞扬开口赞道。“这次风波亦有洋人的影子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变害为利，因此我也陈先生和大才们前往上海衙门议事。陈先生、诸位还不吝赐教啊。”
他们对刘飞扬反倒不理解，以往要是冲撞了大清的官员，这些人不说睚眦必报也定是怒气冲天如何还能反赞他们。
陈其昌一抱拳道：“小可不才惹恼了大人，不知大人尊姓大名。”
“刘飞扬。”
上海乃是信息通达之地，中法之战时报纸上是日日登载，刘飞扬的大名是时在其上。众人一听此名不由为之一惊，陈其昌忙问：“你是那个击毙孤拔的刘飞扬？”
“正是在下。”
众人慌忙恭身敬礼，陈其昌道：“不知是大人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早知是大人宣召我等定去衙门侯着，明日我叫上几个相知去衙门听侯。”
刘飞扬说：“那多谢陈先生了，明日我在衙门扫榻相迎。”
此时一队巡捕入得俱乐部，一人大叫道：“是谁这里闹事？”
刘飞扬回过头一瞧，是一个旧相识，那日初到上海在法租界里砸了洋人的牌子时就是这个探长把他带到领事馆的。
那个探长一见刘飞扬，忙把还出口的话噎了回去。原来那跋扈的样子立即变成一付笑脸，凑上前去道：“哟，是大人啊，怎么来租界也不通知一声，我等好去相迎。”之后就变了脸对身旁的众人道：“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敢对刘大人无礼。”
刘飞扬阻住他说：“没事，我们开玩笑呢，这些都是朋友。”
“都大人的朋友啊，那没事我等就离开了。”那探长想赶紧离开，法国的领事都对他客客气气的，自己一个小小的探长哪惹的起，惹不起那就赶紧躲。
刘飞扬却道：“我正好也要离开，这法租界我不太熟就劳烦你送我们出界吧。”
探长苦着脸却也只好答道：“能送大人是我的荣幸，大人请。”
刘飞扬对众人一拱手转身和刘洪恩离去，众人一起送到门口。探长叫一顶轿子，刘飞扬坐上去，巡捕在前开道，众人看了心叹不已。何时有朝庭的官员能在租界有此等待遇，此在上海又是一道佳话。
次日，陈其昌和另外五人一早就来到上海县衙求见刘飞扬。刘飞扬早有吩咐，门房直把他们带入刘飞扬的书房，刘飞扬已在此等侯。
刘飞扬一见陈其昌到来，一把扶住正要下跪的他。“先生，诸位我这里没有那套烦索的规矩，你们都是留过洋的以后我们行洋礼握手即可。”他不禁一愣，还听过大清的哪位大人会和本国人握手的，他们又对刘飞扬高看了几分。
“诸位请坐，陈先生还介绍一下诸位仁兄。”
陈其昌一一指五个与他同来的介绍道：“这位张力才和我是同窗，在美国哈佛大学学经济学。这位赵于善是美国耶鲁大学的，学的是工程学。这位郑必成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学的也是经济学。这位吴信锋也是在英国的，是康桥大学的，学的也是经济学。这位是杨尚鑫是在法国巴黎师范大学学习的，学的是政治经济学。”
五人起身同声说道：“参见大人。”
刘飞扬连声说：“坐，坐。诸位都是世界著名大学的高才生，与诸位比起来我只是在福州船政局学过几年，而且还没有毕业。惭愧、惭愧。”
陈其昌连忙道：“我等虽然痴长几岁又多读了几年的书，可和大人的行事比起来，应该是我们惭愧。”
刘飞扬摇摇手说：“过去的事就不提了，我这人喜欢直来直往、开门见山。这次请诸位来就是因为上海的经济危机还在加继之中，恐怕还在继续而且还有加深的趋势所以要与诸位研究一下如何才能化解危机，避免经济继续恶化。”
诸人见刘飞扬并不烦索，几句就开始奔主题这与洋人是一派作风，他奇怪怎么大清的学堂会培养出这样一个与从不同的人。但他们都从国外出来的人对这样的行事倒是合他们性格。
陈其昌首先道：“我们也研究此次上海发生的股市风潮许久，认为归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四点：
首先，股市的骤起骤落与洋务民用企业自身的弊端不无关系。大清公司的股份制发展，带着很大程度上的盲目性。其开设公司主要是学习西方的近代公司制度，但是却仅仅学习了西方公司制的形式，没有学习其章程。遂导致公司制度在西方“有利无弊”，而在大清“有弊无利”。并不是公司制度有害，而是创办公司的人不善于办理公司事务造成的潜在危险。同时，由于外国银行对上海金融市场的操纵，洋务民用企业也一定程度上受外国势力的牵制。
其次，商民在股票买卖中的投机行为也是此次股市风潮的一个重要原因。股票这种新的经济手段几乎刚为商民接受，就被当作一种投机手段，而股市也成为当时上海金融投机的一个重要场所，随之而来的金融和社会风波则使上海股市很快全面崩溃。商民买卖股票时并不在意公司的经营状况，因为“股票转售，其利已属不赀”。他们日日探听股份涨落之消息，但并不关心公司所办之事成效如何。股票幸而涨价，持股者不问其何以涨也，得价便售；买入股票的人，也不是希望成为公司的股东，而是因为该公司的股票飞涨，将来必有腾贵之时，所以买入以期日后获利。
再次，上海股市风潮与大清公司管理不善，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等弊端不无关系。
第四，就是官利虽然对上海股市的高涨未起到关键性作用，但“官利必付”这种富于民族特色的商业习惯对大清公司制度建设产生的不良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我大清，产业资本受制于商业资本是造成大清实业投资领域“官利”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促成后者的社会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股票市场。而另一方面，官利制度又加深了民众对股票投资的债券性要求。官利必付、官利先付即持股人不问企业盈亏，依固定利率定期向公司领取息金，官利利率一般载于公司章程和股票上，如期支付官利成为公司企业经营运作中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企业初创阶段，一般资金紧张，经营困难，“官利必付”作法无疑极大地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难度。而为支付官利不得不移用股本或高息借贷，对企业来说，更无异于挖肉补疮、饮鸩止渴，严重削弱了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
陈其昌侃侃而谈，见刘飞扬不断点头还用笔在纸上写着但他和五位都不相信刘飞扬真的能听懂这一大段非常专业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