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村书俗学，既无良材；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一矣。所徵故实，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质，以致学者宁习原书，怠窥新录；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二矣。比类相从，本非著作，而汇收故籍，不著所出何书，一似己所独得，使人无从徵信；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三矣。传闻异辞，记载别出，不能兼收并录，以待作者之决择，而私作聪明，自定去取；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四矣。图绘之学，不入史裁，金石之文，但徵目录，後人考核，徵信无从；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五矣。专门之书，已成钜编，不为采录，大凡预防亡逸而听其孤行，渐致湮没；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六矣。拘牵类例，取足成书，不於法律之外，多方购备，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罗，得鸟无日；则比次之业，难於凭藉者七矣。凡此多端，并是古人未及周详，而後学尤所未悉。句有忐於三月聚粮，则讲习何可不豫？而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咸嚣嚣以作者自命，不肯为是筌蹄嚆矢之功程，刘歆所谓“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者也。术业如何得当？而著作之道，何由得正乎？
答问
或问：前人之文辞，可改窜为己作欤？答曰：何为而不可也。古者以文为公器，前人之辞如已尽，後人述而不必作也。赋诗断章，不啻若自其口出也。重在所以为文辞，而不重文辞也。苟得其意之所以然，不必有所改窜，而前人文辞与己无异也。无其意而求合於文辞，则虽字句毫无所犯，而阴仿前人之所云，君子鄙之曰窃矣。或曰：陈琳为曹洪报魏太子，讳言陈琳为辞。丁敬礼求曹子建润色其文，则曰後世谁知定吾文者。唐韩氏云：“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窃。”古人必欲文辞自己擅也，岂曰重其意而已哉？答曰：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语也。著述必有立於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譬如庙堂行礼，必用锦绅玉佩，彼行礼者，不问绅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锦工玉工，未尝习礼，惟藉制锦攻玉以称功，而冒他工所成为己制，则人皆以为窃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见解，而议著述之文辞，如以锦工玉工，议庙堂之礼典也。
或曰：古人辞命草创，加以修润，後世诗文，亦有一字之师；如所重在意，而辞非所计，譬如庙堂行礼，虽不计其绅佩，而绅佩敝裂，不中制度，亦岂可行邪？答曰：此就文论文，别自为一道也。就文论文，先师有辞达之训，曾子有鄙悖之戒，圣门设科，文学言语并存，说辞亦贵有善为者，古人文辞，未尝不求工也。而非所论於此疆彼界，争论文必己出，以矜私耳。自魏、晋以还，论文亦自有专家矣。乐府改旧什之铿锵，《文选》裁前人之篇什，并主声情色采，非同著述科也。《会昌制集》之序，郑亚削义山之腴，元和《月蚀》之歌，韩公擢玉川之怪；或存原款以归其人，或改标题以入己集，虽论文末技，有精焉者，所得既深，亦不复较量於彼我字句之琐也。
或曰：昔者乐广善言，而挚虞妙笔，乐谈挚不能封，挚笔乐不能复，人各有偏长矣。然则有能言而不能文者，不妨藉人为操笔邪？答曰：潘岳亦为乐广撰让表矣，必得广之辞旨，而後次为名笔，史亦未尝不两称之。两汉以下，人少兼长，优学而或歉於辞，善文而或疏於记。以至学问之中，又有偏擅，文辞一道，又有专长；本可交助为功，而世多交讥互诋，是以大道终不可得而见也。文辞末也，苟去封畛而集专长，犹有卓然之不朽，而况由学问而进求古人之大体乎？然而自古至今，无其人焉，是无可如何者也。
或曰：诚如子言，文章学问，可以互。苟有黠者，本无所长，而谬为公义，以滥竽其中，将何以辨之？答曰：千钧之鼎，两人举之，不能胜五百钧者，仆且蹶矣。李广入程不识之军，而旌壁垒，为之一新。才智苟逊於程，一军乱矣。富人远出，不持一钱，有所需而称贷，人争与之，他人不能者何也？惟富於钱，而後可以贷人之钱也。故文学苟志於公，彼无实者，不能冒也。
或曰：前人之文，不能尽善，後人从而点窜以示法，亦可为之欤？答曰：难言之矣。著述改窜前人，其意别有所主，故无伤也。论文改窜前人，文心不同，亦如人面，未可以己所见，遽谓胜前人也。刘氏《史通》，著《点烦》之篇矣。左、马以降，并有涂改，人或讥其知史不知文也。然刘氏有所为而为之，得失犹可互见。若夫专事论文，则宜慎矣。今古聪敏智慧，亦自难穷，今人所见，未必尽不如古。大约无心偶会，则收点金之功；有意更张，必多画墁之诮。盖论文贵於天机自呈，不欲人事为穿凿耳。
或问：近世如方苞氏，删改唐、宋大家，亦有补欤？夫方氏不过文人，所得本不甚深，况又加以私心胜气，非徒无补於文，而反开後生小子无忌惮之渐也。小慧私智，一知半解，未必不可攻古人之间，拾前人之遗，此论於学术，则可附於不贤识小之例，存其说以备後人之采择可也。若论於文辞，则无关大义，皆可置而不论。即人心不同如面，不必强齐之意也。果於是非得失，後人既有所见，自不容默矣，必也出之如不得已，详审至再而後为之。如国家之议旧章，名臣之策利弊，非有显然什百之相悬，宁守旧而毋妄更张矣。苟非深知此意，而轻议古人，是庸妄之尤，即未必无尺寸之得，而不足偿其寻丈之失也。方氏删改大家，有必不得已者乎？有是非得失，显然什百相悬者乎？有如国家之议旧章，名臣之策利弊，宁守旧而毋妄更张之本意者乎？在方氏亦不敢自谓然也。然则私心胜气，求胜古人，此方氏之所以终不至古人也。凡能与古为化者，必先於古人绳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盖非信之专而守之笃，则入古不深，不深则不能化。譬如人於朋友，能全管、鲍通财之义，非严一介取与之节者，必不能也。故学古而不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谨严之至，非轻古也。方氏不知古人之意，而惟徇於文辞，且所得於文辞者，本不甚深，其私智小慧，又适足窥见古人之当然，而不知其有所不尽然，宜其奋笔改窜之易易也。
古文公式
古文体制源流，初学入门，当首辨也。苏子瞻《表忠观碑》，全录赵奏议，文无增损，其下即缀铭诗。此乃汉碑常例，见於金石诸书者，不可胜载；即唐、宋八家文中，如柳子厚《寿州安丰孝门碑》，亦用其例，本不足奇。王介甫诧谓是学《史记》诸侯王年表，真学究之言也。李耆卿谓其文学《汉书》，亦全不可解。此极是寻常耳目中事，诸公何至怪怪奇奇，看成骨董？且如近日市井乡闾，如有利弊得失，公议兴禁，请官约法，立碑垂久，其碑即刻官府文书告谕原文，毋庸增损字句，亦古法也。岂介甫诸人，於此等碑刻犹未见耶？当日王氏门客之訾摘骇怪，更不直一笑矣。
以文辞而论，赵清献请修表忠观原奏，未必如苏氏碑文之古雅。史家记事记言，因袭成文，原有点窜涂改之法。苏氏此碑，虽似钞缮成文，实费经营裁制也。第文辞可以点窜，而制度则必从时。此碑篇首“臣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时奏议上陈、诏旨下达之体；而苏氏意中，揣摩《秦本纪》“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语太熟，则不免如刘知几之所讥，貌同而心异也。余昔修《和州志》，有《乙亥义烈传》，专记明末崇祯八年，闯“贼”攻破和州，官吏绅民男妇殉难之事。用记事本末之例，以事为经，以人为纬，详悉具载。而州中是非起。盖因闯“贼”怒拒守而屠城，被屠者之子孙，归咎於创议守城者，陷害满城生命，又有著论指斥守城者部署非法，以致城陷；甚至有诬创议守城者，缒城欲逃，为“贼”擒杀，并非真殉难者。余搜得凤阳巡抚朱大典，奏报和州失陷，官绅殉难情节，乃据江防州同申报，转据同在围城逃脱难民口述亲目所见情事，官绅忠烈，均不可诬。余因全录奏报，以为是篇之序。中间文字点窜，甚有佳处。然篇首必云：“崇祯九年二月日，巡抚凤阳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大典谨奏，为和城陷‘贼’，官绅殉难堪怜，乞赐旌表，以彰义烈事。”其篇末云：“奉旨，览奏悯恻，该部察例施行。”此实当时奏陈诏报式也。或谓中间奏文，既已删改古雅，其前後似可一例润色。余谓奏文辞句，并无一定体式，故可点窜古雅，不碍事理。前後自是当时公式，岂可以秦、汉之衣冠，绘明人之图像耶？苏氏《表忠观碑》，前人不知，而相与骇怪，自是前人不学之过。苏氏之文，本无可议。至人相习而不以为怪，其实不可通者，惟前後不遵公式之六字耳。夫文辞不察义例，而惟以古雅为徇，则“臣言”三字，何如“岳曰於”三字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汉，未见其能好古也。
汪钝翁撰《睢州汤烈妇旌门颂序》，首录巡按御史奏报，本属常例，无可訾，亦无足矜也。但汪氏不知文用古法，而公式必遵时制；秦、汉奏报之式，不可以改今文也。篇首著监察御史臣粹然言，此又读《表忠观碑》“臣言”三字太熟，而不知苏氏已非法也。近代章奏，篇首叙衔，无不称姓，亦公式也。粹然何姓，汪氏岂可因摩古而删之？且近代章奏，衔名之下，必书谨奏，无称言者。一语仅四字，而两违公式，不知何以为古文辞也？妇人有名者称名，无名者称姓，曰张曰李可也。近代官府文书，民间词状，往往舍姓而空称曰氏，甚至有称为该氏者，诚属俚俗不典；然令无明文，胥吏苟有知识，仍称为张为李，官所不禁，则犹是通融之文法也。汪氏於一定不易之公式，则故改为秦、汉古款，已是貌同而心异矣。至於正俗通行之称谓，则又偏舍正而徇俗，何颠倒之甚耶？结句又云“臣谨昧死以闻”，亦非今制。汪氏平日以古文辞高自矜诩，而庸陋如此，何耶？汪之序文，於臣粹然言句下，直起云“睢州诸生汤某妻赵氏，值明末李自成亡‘乱’”云云，是亦未善。当云“故明睢州诸生汤某妻赵氏，值李自成之‘乱’”，於辞为顺。盖突起似现在之人，下句补出值明末李自成，文气亦近滞也。学文者，当於此等留意辨之。
古文十弊
余论古文辞义例，自与知好诸君书，凡数十通；笔为论著，又有《文德》、《文理》、《质性》、《黠陋》、《俗嫌》、《俗忌》诸篇，亦详哉其言之矣。然多论古人，鲜及近世。兹见近日作者，所有言论与其撰著，颇有不安於心，因取最浅近者，条为十通，思与同志诸君相为讲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复述，览者可互见焉。此不足以尽文之隐，然一隅三反，亦庶几其近之矣。
一曰，凡为古文辞者，必先识古人大体，而文辞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体，则胸中是非，不可以凭，其所论次，未必俱当事理。而事理本无病者，彼反见为不然而补救之，则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矣。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请大兴朱先生作志。叙其母之节孝，则谓乃祖衰年病废卧床，溲便无时，家无次丁，乃母不避秽亵，躬亲薰濯。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祖於时蹙然不安，乃母肃然对曰：“妇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呜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本无芥蒂，何有嫌疑？节母既明大义，定知无是言也。此公无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谓得体，而不知适如冰雪肌肤，剜成疮，不免愈濯愈痕瘢矣。人苟不解文辞，如遇此等，但须据事直书，不可无故妄加雕饰。妄加雕饰，谓之剜肉为疮，此文人之通弊也。
二曰，《春秋》书内不讳小恶。岁寒知松柏之後，然则欲表松柏之贞，必明霜雪之厉，理势之必然也。自世多嫌忌，将表松柏，而又恐霜雪怀惭，则触手皆荆棘矣。但大恶讳，小恶不讳，《春秋》之书内事，自有其权衡也。江南旧家，辑有宗谱。有群从先世为子聘某氏女，後以道远家贫，力不能婚，恐失婚时，伪报子殇，俾女别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於守贞殉烈，两无所处。而女之行事，实不愧於贞烈，不忍泯也。据事直书，於翁诚不能无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殇，是女本无死法也。《曾子问》，娶女有日，而其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注谓恐失人嘉会之时。是古有辞昏之礼也。今制，婿远游，三年无闻，听妇告官别嫁。是律有远绝离昏之条也。是则某翁诡子殇，比例原情，尚不足为大恶而必须讳也。而其族人动色相戒，必不容於直书，则匿其辞曰：“书报幼子之殇，而女家误闻以为婿也。”夫千万里外，无故报幼子殇，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无是理也。则文章病矣。人非圣人，安能无失？古人叙一人之行事，尚不嫌於得失互见也。今叙一人之事，而欲顾其上下左右前後之人，皆无小疵，难矣。是之谓八面求圆，又文人之通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