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难做的事，不是摧毁一个世界，而是建设一个世界，破坏永远比建设容易得多。一座千年古城，一把火就可以把它摧毁；而要重建它，则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把旧秩序推倒，定海军只用了六七年的时间，不过，要重建世界新秩序，那还任重道远。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现在，到了一心一意重整旧山河的时候了。
刘致远在美洲设立了几个军事基地，对整个北美进行遥控之后，就带着定海军第二集团军与在加勒比海的第一集团军汇合，一路向东行，前往地中海。为今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全力打通苏伊士运河。
两年前，运河从南端的红海那边开挖，现在推进了一百七十多里，工程已经完成近半。按说，这个速度已经够快了，而且工地上有不下六万的奴隶在工头的监督下奋力开挖，一天能推进数百米。
不过，刘致远还是觉得慢，太慢。于是，他带着第二集团军控制了运河北端，设立了一个名叫维纳斯的军事基地，然后派舰队到地中海沿岸去搜罗奴隶，运来这里开挖运河。
对于定海军这种捉奴隶来充当苦力的行为，作为刘致远第三任妻子的维纳斯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在她故国亚特兰蒂斯，把蛮夷捉来当奴隶这种事，就没少干。在她看来，定海军对奴隶还太仁慈，应该立法剥夺奴隶的所有权利，让奴隶阶层世世代代都只能当奴隶。
对此，刘致远可不敢苟同。要想让奴隶劳动，那要建立在强迫的基础上，他们不是自愿进行劳动，那劳动的过程就会拖拖拉拉偷工减料。那些无人愿意干的繁重体力活方面，可以强迫奴隶去干。如果是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建造业之类的生产，还是让自由劳动者自由劳动比较好一些，毕竟积极劳动总会比消极劳动更能创造财富。
另外，社会财富这个概念与个人财富并不相同。对个体工商业者而语，剥削他人可以发家致富；对于一个一统四海的海上大帝国而言，先进的生产力才是社会财富的源泉。
打个比方，一个奴隶一年到头，在奴隶主的驱使下消极劳动，可以种四亩地，产两千斤粮食。除掉他吃掉了五百斤粮食，奴隶主可以剥削得到一千五百斤粮食，这看起来对奴隶主很有利，奴隶主只要多买地，多蓄奴，就能发家致富。但是对于一个新兴的帝国而言，这是根本就是对本就紧缺的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另外，一个国家是否强盛，并不是看他拥有多少黄金白银，而要看它有没有先进的生产力。中华五千年来长盛不衰，虽然屡被外族入侵，但是还是屹立不倒，很大的原因就是它有最先进的生产力，这也就让整个民族拥有了最顽强的生命力，不管是经历过多少苦难，它都能重新崛起。
相比同为古文明的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这些文明虽然盛极一时，但是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生产力为支撑，最后都灰飞烟灭，现在这些地方活动的人，早就不是原班人马了。
再看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取得海上霸权国家，就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就拿葡萄牙来说，早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曼努埃尔国王统治时期(1495~1521)，可以说这是葡萄牙帝国正进入全盛的时期，但由于国王在对外征服上的大手大脚，政府显得力不从心，一些人开始表示了自己的担心，有人用“印度的烟幕”来形容在东方殖民成功及表面的繁荣可能是一场虚幻的美梦。葡萄牙人占领果阿，在第乌打败印度阿拉伯人联合舰队，占领马六甲等，杀人无数，残忍异常，但他们也要付出血的代价。
当时葡萄牙一些比较清醒的人也在关注以下事实：在遥远的东方他们的驻军被杀害，商行被烧毁，船只被击沉。占领一个地方往往要进入持续的冲突，取得一场胜利似乎是相对容易的，但要保卫胜利的成果可能是一场拖垮国力的消耗战。
陆地上、海上，东方、美洲和非洲，小小的葡萄牙比寻同时向这些地方派出很多部队去进攻、去保卫，兵力总是显得不足。另外，漫长的航线必然存在着各种各样消耗生命的可能性，如海盗袭击、暴风雨和坏血病的折磨等都使许多海员葬身海底。
另外，香料和奴隶贸易及在美洲等地地殖民没有给葡萄牙国内带来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因为葡萄牙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国家，贵族地主手中的金钱一般还不是投入生产，而是投入消费。到16世纪中期，葡萄牙国民缺乏追求、精神颓废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贵族奢靡成风。
即便是到了16世纪中期，葡萄牙的工业生产与13世纪相差无几，仍然是铁匠铺、瓦窑、土布纺织、制鞋、做马具、纺麻、造船等。其实，葡萄牙的本土经济早就出现了衰退的景象。首先表现在农村的凋敝。很多人离开了农村，农业处于半荒废状态。海外财富到不了农村，有钱人都住在城市里安家；但海外活动的恶果却基本上由农村来承担。
教俗封建主都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水平赶上那些在海外发了财的人。由于缺乏劳动力和必要的投入，农田的产量却愈来愈少。从非洲来的黑人奴隶开始取代农村的劳动力，这更加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1541年时有人估计，每年约由12000个非洲黑人进入这个国家。
基于上述多种原因，葡萄牙的农村情况已经非常严重：雇农纷纷离家出走，自耕农经营条件恶化、破产；教俗贵族加强剥削；海外发财回来购买了土地的新贵并未在经营上做任何改革，只是想把土地作为永远保持富裕的手段；黑人奴隶成了农村中的重要劳动力。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葡萄牙风光一时的时候，居然连自己国民的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它的生肉从不列颠进口，白菜从比斯开进口。实际上各种提高有钱人生活质量的奢侈品都要从外国进口，甚至连造船用的木材都要从国外进口。这也就是说，葡萄牙从海外掠夺回来的巨大财富，自己还没有捂热，就流进了其他欧罗巴国家的口袋。
就这么一个烂到不能再烂的国家，其实就算是没有定海军的横空出世，它的海上霸权也会被后来者抢去。西班牙与葡萄牙相比，也是半斤八两。
巨大的物质财富的流入，却没有被用来发展本国的工商业或是改善普通百姓的生活质量，而是用来开辟殖民地的战争和宗教活动。上层贵族热衷的是消费，他们不愿意发展工商业，因为他们不愿看到新兴的势力的兴起。政府甚至还把从事工商业的外国商人赶走，转而花高价购买外国的产品。
总的来说，数十年的海上霸权除了给这两个国家带来了奢侈的消费习惯之外，什么都没留下。作为新晋的海上霸主，刘致远当然不会重蹈此覆辙。在定海军高级军官学校的讲堂上，面对数名将要分派到各大洲去的总督大臣，刘致远说了这么一句话：“奴隶可以拥有，封建领地可以分封，但是，绝对不能出现割据的局面。你们身为封疆大史，除了肩负开疆拓土的重任外，还要营造一个自由公平的经济环境，鼓励和扶持工商业发展。我们以后将以工商立国，走工业化发展道路。”
这些分派到各大洲的总督大臣，黄宝定被分到了南美洲；韦铁接替了黄宝定的位子，坐镇东亚和南亚；张廷玉被分配到了非洲西部沿海；而韦中玉则分配到了西欧沿海。其中，最为重要的埃及与北美一带，是刘致远自己管理，这也算是为各大洲殖民进程立一个模板。
而在对待明朝事务上，刘致远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特使，由何心隐担任。这个特使没有军权，只负责对明朝的贸易和移民两大事务。毕竟明朝现在以及以后很长时间内，都还是世界工厂，明朝出口的各种商品，还是占很大比重的。
另外，各大洲之间重要的海域的驻军，比如说澎湖列岛，马六甲海狭，苏伊士运河等基地上驻军，还是由刘致远亲领；海关，巡检，护航，这些虽然都分包给各位总督，不过，刘致远还是管帐的大老板，一年收上来多少银子，由定海军统一支配。
其实，刘致远并不是什么守财奴，他追求的也不是堆积如山的金银。他知道：金银只不过是一种货币，只有流通才能体现它们的价值。所以，他在增加军费开支，提高军饷的同时，金银一有盈余，他就会将它们投入到生产领域。
比如说，黄氏家族设立的海通银行，每年就把数以千万计的银两放贷出去扶持各殖民地的商人发展工商业。这些银子，大部分就来自定海军的军库。又比如，一些退伍的老兵如果要从事工商业，都能从军库中申请到一笔数额不小的无息贷款，这也让本就享有很多免税特权的老兵集团迅速发家，成为富甲一方的工场主。
民富才能国强，对于这一点，刘致远认识十分清楚：民是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无民不立，民贫国必衰，民富国才强。反观葡萄牙西班牙之类的历史小丑，就是民贫国衰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