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笃念勋臣，优恤战士，其立功而袭封者无论矣，凡战阵捐躯者，但有一命，无不加赠官阶，给予世职，自三品轻车都尉至七品恩骑尉。即至外委生监殉难者，亦皆有之。本职或袭二十馀次，或袭三四次，袭次完时，均予恩骑尉，世袭罔替，皇祚亿万，其食禄即与为无穷。咸丰至今，京师顺天府及各省奏请忠义恤典，已至数百案。又职官虽非战功而没于王事，或积劳病故，亦官其子一人，名曰“难荫”，自汉迄明，其待忠义死事之臣有如是之优渥者乎？是曰劝忠，仁政十五也。
此举其最大者，此外良法善政不可殚书，列圣继继绳绳，家法、心法相承无改二百五十馀年，薄海臣民日游于高天厚地之中，长养涵濡，以有今日。试考中史二千年之内，西史五十年以前，其国政有如此之宽仁忠厚者乎？中国虽不富强，然天下之人，无论富贵贫贱皆得俯仰宽然，有以自乐其生；西国国势虽盛，而小民之愁苦怨毒者郁遏未伸，待机而发，以故弑君刺相之事岁不绝书，固知其政事亦必有不如我中国者矣。当此时世艰虞，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国为体，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犯上作乱之渐者，拒之勿听，避之若浼，恶之如鹰鹯之逐鸟雀。大顺所在，天必岉之。世岂有无良之民，如《小雅》所讥者哉。
明纲第三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白虎通》引《礼纬》之说也，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之义本之。《论语》“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注：“所因，谓三纲五常。”此《集解》马融之说也，朱子《集注》引之。《礼记·大传》：“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尝考西国之制，上下议院各有议事之权，而国君、总统亦有散议院之权，若国君、总统不以议院为然，则罢散之，更举议员再议。君主、民主之国略同。西国君与臣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万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每见旅华西人遇其国有吉凶事，贺吊忧乐，视如切身，是西国固有君臣之伦也。《摩醯十戒》敬天之外，以孝父母为先，西人父母丧亦有服，服以黑色为缘，虽无祠庙、木主，而室内案上，必供奉其祖父母、父母、兄弟之照像；虽不墓祭，而常有省墓之举，以插花冢上为敬，是西国固有父子之伦也。［家富子壮则出分，乃秦法。西人于其子，必教以一艺，年长艺成，则使之自谋生计，别居异财，临终分析财产，男子、女子皆同，兼及亲友，非不分其子也］戒淫为十戒之一，西俗男女交际，其防检虽视中国为疏，然淫佚之人，国人贱之。议婚有限，父族、母族之亲，凡在七等以内者，皆不为婚。［七等谓自父，祖，曾，高以上推至七代，母族亦然。故姑、舅、姨之子女，凡中表之亲，无为婚者］惟男衣毡布，女衣丝锦，燕会宾客，女亦为主，此小异于中国，［《礼记·坊记》大飨废夫人之礼，《左传》昭二十七年：公如齐，齐侯请飨之，子仲之子曰重，为齐侯夫人，曰“请使重见”。是古有夫人与燕飨之礼，因有流弊，废之］女自择配，［亦须请命父母且订约，而非苟合］男不纳妾，此大异于中国。然谓之男女无别则诬，且西人爱敬其妻虽有过当，而于其国家政事、议院、军旅、商之公司、工之厂局，未尝以妇人预之，是西国固有夫妇之伦也。
圣人为人伦之至，是以因情制礼，品节详明。西人礼制虽略，而礼意未尝尽废，诚以天秩民彝，中外大同，人君非此不能立国，人师非此不能立教。乃贵洋贱华之徒，于泰西政治、学术、风俗之善者懵然不知，知亦不学，独援其秕政敝俗，欲尽弃吾教吾政以从之。饮食服玩，闺门习尚，无一不摹仿西人，西人每讥笑之。甚至中士文学聚会之事，亦以七日礼拜之期为节目，［礼拜日亦名星期，机器局所以礼拜日停工者，以局内洋匠其日必休息，不得不然］近日微闻海滨洋界，有公然创废三纲之议者，其意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怵心骇耳，无过于斯。中无此政，西无此教，所谓非驴非马，吾恐地球万国将众恶而共弃之也。
知类第四
种类之说，所从来远矣，《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类族辨物。”《左氏传》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礼记·三年问》曰：“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是知有教无类之说，惟我圣人如神之化能之，我中华帝王无外之治能之，未可概之他人也。西人分五大洲之民为五种，以欧罗巴洲人为白种，亚细亚洲人为黄种，西南两印度人为棕色种，阿非利加洲人为黑种，美洲土人为红种；［欧洲种类又自有别，俄为斯拉物种，英、德、奥、荷为日耳曼种，法、意、日比为罗马种，美洲才智者由英迁往，与英同为白种，同种者性情相近，又加亲厚焉］西起昆仑，东至于海，南至于南海，北至奉天、吉林、黑龙江、内外蒙古，南及沿海之越南、暹罗、缅甸、东中北三印度，东及环海之朝鲜、海中之日本［日本地脉与朝鲜连，仅隔一海峡］，其地同为亚洲，其人同为黄种，皆三皇五帝声教之所及，神明胄裔种族之所分。隋以前佛书谓之“震旦”，今西人书籍文字于中国人统谓之曰“蒙古”［以欧洲与中国通始于元太祖故］，俄国语言呼中国人曰“契丹”，是为亚洲同种之证。其地得天地中和之气，故昼夜适均，寒燠得中，其人秉性灵淑，风俗和厚，邃古以来称为最尊、最大、最治之国。文明之治，至周而极，文胜而敝，孔子忧之，历朝一统，外无强邻，积文成虚，积虚成弱。欧洲各国开辟也晚，郁积勃发，斗力竞巧，各自摩厉，求免灭亡，积惧成奋，积奋成强。独我中国士夫庶民懵然罔觉，五十年来屡鉴不悛，守其傲惰，安其偷苟，情见势绌，而外侮亟矣。
方今海内之士，感概发愤，竭智尽忠，求纾国难者固不乏人。而昏墨之人，则视国家之休戚漠然无动于其心，意谓此非发捻之比，中华虽沦，富贵自在，方且乘此阽危，恣为贪黩，以待合西伙为西商，徙西地入西籍，而莠民邪说甚至诋中国为不足有为，讥圣教为无用，分同室为畛域，引彼法为同调，日夜冀幸天下有变，以求庇于他人。若此者，仁者谓之悖乱，智者谓之大愚。印度属于英矣，印度土人为兵为弁，不得为武员，不得入学堂也；越南属于法矣，华人身税有加，西人否也。华人无票，游行有禁，西人否也；古巴属于西班牙矣，土人不能入议院也；美国开辟之初则赖华工，今富盛之后则禁华工，而西工不禁也。近年有道员某，吞蚀公款数十万金，存于德国银行，其人死后，银行遂注销其帐，惟薄给息而已。夫君子不以所恶废乡，故王猛死不伐晋，钟仪囚不忘楚，若今日不仁、不智、不耻为人役之人，君子知乐大心之卑宋必亡其家，韩非之覆韩必杀其身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孙婼聘于宋，桐门右师见之，［杜注：右师，乐大心，居桐门］语卑宋大夫而贱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师其亡乎？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贱其宗，是贱其身也，能有礼乎？无礼必亡。定公九年传，逐桐门右师。［注：终叔孙昭子之言］《左传》哀公八年：吴为邾故，将伐鲁，问于权孙辄，叔孙辄对曰：“鲁有名而无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礼也，君子违不适雠国，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托也则隐。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恶废乡，今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不亦难乎？”《通鉴》卷六：秦王下吏治韩非，非自杀。臣光曰：“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宗经第五
衰周之季，道术分裂，诸子蜂起，判为九流十家，惟其意在偏胜，故析理尤精，而述情尤显。其中理之言，往往足以补经义，［乾嘉诸儒以诸子证经文音训之异同，尚未尽诸子之用］应世变，然皆有钓名侥利之心，故诡僻横恣，不合于大道者亦多矣。即如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墨子贵兼，料子贵别，王廖贵先，兒良贵后，此不过如扁鹊适周则为老人医，适秦则为小儿医，聊以适时自售耳，岂其情哉？自汉武始屏斥百家，一以六艺之科为断，今欲通知学术流别，增益才智，针起喑聋跛躄之陋儒，未尝不可兼读诸子，然当以经义权衡而节取之。刘向论《晏子春秋》曰：“文章可观，义理可法，合于六经之义。”斯可为读诸子之准绳矣。［汉书艺文志曰：“若能修六艺之术，观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意与此同］盖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时，言非一端，而要归于中正。故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
诸子之驳杂，固不待言，兹举其最为害政、害事而施于今日必有实祸者。如《老子》尚无事则以礼为乱首，主守雌则以强为死徒，任自然则以有忠臣为乱国。《庄子》齐尧、桀，黜聪明，谓凡之亡不足以为亡，楚之存不足以为存［此不得以寓言为解］。《列子·扬朱》篇，惟纵嗜欲，不顾毁誉。《管子》谓惠者民之仇雠，法者民之父母，其书羼杂伪托最多，故兼有道、法、名、农、阴阳、纵横之说。《墨子》除“兼爱”已见斥于孟子外，其“非儒”“公孟”两篇至为狂悍，“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乃是名家清言，虽略有算学、重学、光学之理，残不可读，无裨致用。《荀子》虽名为儒家，而非十二子，倡性恶，法后王，杀诗、书［读隆杀之杀］，一传之后，即为世道、经籍之祸。申不害专用术，论卑行鄙，教人主以不诚。［《韩非子》及他书所引］韩非用申之术，兼商之法，惨刻无理，教人主以不任人，不务德。商鞅暴横，尽废孝弟仁义，无足论矣。此外若《吕览》多存古事，大致近儒。《晏子》兼通儒墨，瑕瑜互见。［刘向谓其中诋孔子者为辩士伪托］《战国策》考见世变，势不能废。［晁公武以《战国策》入子部，今入史部］孙吴、尉缭，兵家专门，尚不害道。［孙子，惟“用间”篇末有谬语，尉缭惟“兵令”篇末有谬语］尹文、慎到、鹖冠、尸佼，可采无多。至于公孙龙巧言无实，鬼谷阴贼可鄙，皆不足观。又如《关尹子》多剿佛书，并有后世道书语；《文子》全袭《淮南》，皆出作伪。西汉儒家诸子，如贾长沙、董江都、刘子政，皆为儒家巨子，《说苑》、《新序》最为纯正，《新书》已多残缺，《春秋繁露》精义颇多，惟董治《公羊》，多墨守后师之说，几陷大愚之诛，宜分别观之。《法言》文藻而已，《孔丛》、《家语》甚多精言，兼存孔门行事，虽有附益，要皆有本，近人概斥为王肃诸人伪作，未免太苛。道家如《淮南》，可资考古，闲有精理］大抵诸家纰缪易见，学者或爱其文采，或节取一义，苟非天资乖险，鲜有事事则效、实见施行者；独老子见道颇深，功用较博，而开后世君臣苟安误国之风，致陋儒空疏废学之弊，启猾吏巧士挟诈营私，软媚无耻之习，其害亦为最巨。功在西汉之初，而病发于二千年之后，是养成顽钝积弱，不能自振之中华者，老氏之学为之也。［“大巧若拙”一语最害事，此谓世俗趋避钻刺之巧则可矣，若步天测地、工作军械，巧者自巧，拙者自拙，岂有巧拙相类之事哉？数十年来，华人不能扩充智慧者，皆为此说所误］故学老者病痿痹，学馀子者病发狂。董子曰：“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若不折衷于圣经，是朝夕不辨，而冥行不休，坠入于泥，亦必死矣，不独诸子然也。
群经简古，其中每多奥旨异说，或以篇简摩灭，或出后师误解。汉兴之初，曲学阿世，以冀立学，哀、平之际，造谶益纬，以媚巨奸，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益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称王之类，此非七十子之说，乃秦、汉经生之说也，而说《公羊春秋》者为尤甚。［新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乾嘉诸儒嗜古好难，力为阐扬，其风日肆，演其馀波，实有不宜于今之世道者，如禁方奇药，往往有大毒可以杀人。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窃惟诸经之义其有迂曲难通、纷歧莫定者，当以《论语》、《孟子》折衷之，《论》、《孟》文约意显，又群经之权衡矣。［伊川程子曰：穷得语、孟，自有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语、孟如丈尺权衡相似］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故为此说以规之。
正权第六
今日愤世疾俗之士，恨外人之欺凌也，将士之不能战也，大臣之不变法也，官师之不兴学也，百司之不讲求工商也，于是倡为民权之议，以求合群而自振。嗟乎，安得此召乱之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