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改制犹今人言变法损益四代孔子以告颜渊其作春秋亦即此意
史记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年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辞文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又自序引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锡瑞案此二条史公未明引董生，不知亦董生所传否，而其言皆明白正大，云据鲁亲周故殷，则知公羊家存三统之义古矣，云有贬损，有笔削，则知左氏家经承旧史之义非矣，云垂空文，当一王之法，则知素王改制之义不必疑矣，春秋有素王之义，本为改法而设，后人疑孔子不应称王，不知素王本属春秋，淮南子以春秋当一代，而不属孔子，疑孔子不应改制，不知孔子无改制之权，而不妨为改制之言，所谓改制者，犹令人之言变法耳，法积久而必变，有志之士，世不见用，莫不著书立说，思以其所欲变之法，传于后世，望其实行，自周秦诸子，以及近之船山亭林梨洲桴亭诸公皆然，亭林日知录明云，立言不为一时，船山黄书噩梦，读者未尝疑其僭妄，何独于孔子春秋，反以僭妄疑之，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或疑孔子自言从周，何得变周从殷，不知孔子周人，平日行事，必从时王之制，至于著书立说，不妨损益前代颜子问为邦，子兼取虞夏殷周以答之，此损益四代之明证，郑君解王制与周礼不合者，率以殷法解之，证以爵三等岁三田，皆与公羊义合，此春秋从殷之明证，正如今人生******，衣冠礼节，必遵时制，若著书言法政，则不妨出入，或谓宜从古制，或谓宜采西法，圣人制法，虽非后学所敢妄拟，然自来著书者莫不知是，特读者习而不察耳，春秋所以必改制者，周末文胜，当救之以质，当时老子墨子子桑伯子棘子成，皆已见及之，春秋从殷之质，亦是此意，檀弓一篇，三言邾娄，与公羊齐学同，而言礼多从殷，中庸疏引赵商问孔子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檀弓云，今丘也，殷人也，两楹奠殡哭师之处，皆所法于殷礼，未必由周而云吾从周者，何也，答曰，今用之者，鲁与诸侯皆用周之礼法，非专自施于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鲁衣逢掖之衣，何必纯用之，儒行疏案曲礼云，去国三世，唯兴之日从新国之法，防叔奔鲁，至孔子五世，应用鲁冠，而犹著殷章甫冠者，以丘为制法之主，故有异于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礼，不与寻常同也，且曲礼从新国之法，谓礼仪法用，未必衣服尽从也，案郑孔所言，足解从殷之惑，惟衣冠礼法是一类，冠章甫本周制，故公西华可以相礼，两楹奠殡哭师于寝，盖当时可通行，惟作春秋立法以待后王，可自为制法之主耳，谓春秋皆本鲁史旧文，孔子何必作春秋，谓春秋皆用周时旧法，孔子亦何必作春秋。
论春秋为后世立法惟公羊能发明斯义惟汉人能实行斯义
孔子手定六经，以教后世，非徒欲使后世学者，诵习其义，以治一身，并欲后世王者，实行其义，以治天下春秋立一王之法，其义尤为显著，而惟公羊知春秋是素王改制，为能发明斯义，惟汉人知春秋为汉定道，为能实行斯义，姑举数事证之，公羊之义大一统，路温舒曰，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公羊之义，立子以贵不以长，光武诏曰，春秋立子以贵不以长，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公羊之义，子以母贵，公孙瓒罪状袁绍曰，春秋之义，子以母贵，绍母亲为傅婢，无虚退之心，公羊之义大居正，袁盎曰，方今汉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当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死，复反之，与兄之子，弟之子争之，以为我当代父，后即刺杀兄子，以故国乱祸不绝，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公羊之义，天子尝娶于纪，故封之百里，恩泽侯表，其余后父据春秋褒纪之义，应劭曰，春秋天子将纳后于纪，纪本子爵也，故先褒为侯，言王者不娶于小国，公羊之义，子尊不加于父母，郑玄伏后议帝皇后父屯骑校尉不其亭侯，伏完公庭，完拜如臣礼，及皇后在离宫，拜如子礼，公羊之义，昏礼不称主人，不称母，母不通也，杜邺曰，礼明三从之义，虽有文母之德，必系于子，春秋不书纪侯之母，阴义杀也，公羊之义，褒仪父，贬无骇，李固曰，春秋褒仪父以开义路，贬无骇以闭利门，公羊之义，三公之职号，尊名也，翟方进曰，春秋之义尊上公谓之宰，海内无不统焉，公羊之义，昭公出奔，国当绝，匡衡曰，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公羊之义，善善及子孙，成帝封丙吉孙诏曰，夫善善及子孙，古今之通义也，公羊之义，臣有大丧，则君三年不呼其门，陈忠曰，先圣人缘人情以著其节，制报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丧，三年不呼其门，公羊之义，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专之可也，御史大夫张汤劾徐偃矫制大害法至死，偃以为春秋之义，大夫以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公羊之义讥世卿，乐恢曰，世卿持禄，春秋所戒，公羊之义，原情定罪，霍曰，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故许止虽弑君而不罪，赵盾以纵贼而见书，公羊之义，入臣无将，胶西王曰，淮南王安，废法行邪，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公羊之义，三年一，五年一，张纯曰，春秋传曰，大者何，合祭也，毁庙及未毁庙之主，皆登合食太祖，五年而再殷，汉旧制三年一，毁庙主合食高庙，存庙主未尝合祭，元始五年诸王公列侯朝会，始为祭，公羊之义，未逾年君不书葬，周举曰，北乡立，未逾载，年号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猛不称崩，鲁子野不书葬，公羊之义，讥逆祀，质帝诏曰，昔定公追正顺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宪陵次恭陵，公羊之义，不书闰班，固以闰九月为后九月，公羊之义，怀藏以养微，是月不杀，章帝诏曰，春秋于春每月书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报囚，公羊之义通三统，刘向曰，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此皆见于两汉书者，更以汉碑考之，巴郡太守张纳碑云，正始顺元用公羊五始之义，处士严发残碑云，盖孔子作春秋，褒仪甫目，中缺，塞利欲之，成阳令唐扶颂云，通天三统，杨孟文石门颂云，春秋记异，安平相孙根碑云，仲伯拨乱，蔡即祭字，足谲权，卫尉卿方碑云，存亡继绝，樊毅修华岳碑云，世室不修，春秋作讥，郎中郭君碑云，为人后者为之子，皆本公羊，足见汉时公羊通行，故能知孔子作春秋为后世立法之义，非止用之以决狱也，胡安国曰，武宣之世，时君信重其书，学士大夫诵说，用以断狱决事，虽万目未张，而大纲克正，过于春秋之时，其效亦可见矣。
论梁在春秋之后曾见公羊之书所谓一传即公羊传
郑君释废疾曰，孔子虽有圣德，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阴书于纬藏之，以传后王，梁四时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当六国之亡，谶讳见读，而传为三时田，作传有先后虽异，不足以断梁也，郑君言春秋改制之义极精，故郑云，公羊善于谶，而以公羊之出在梁后，则未知所据，释文序录云，公羊高受之于子夏，梁赤乃后代传闻，陈澧曰，释文序录之言是也，庄二年公子庆父帅帅伐于余邱，公羊云，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国之也，曷为国之，君存焉尔，梁云，公子贵矣，师重矣，而敌人之邑，公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刘原父权衡云，此似晚见公羊之说而附益之，隐二年无骇帅师入极，八年无骇卒，梁传皆两说，刘氏亦以为梁见公羊之书，而窃附益之，澧案更有可证者，交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囗入，何以卒，许嫁矣，梁云，其曰子叔姬，贵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传曰，许嫁以卒之也，此所谓其一传，明是公羊传矣，宣十五年初税亩，冬囗彖生，梁云，囗彖非灾也，其曰囗彖，非税亩之灾也，此梁公羊之说也，公羊以为宣公税亩，应是而有天灾，梁以为不然，古曰，非灾也，其以为天灾也，又云，其曰囗彖，非税亩之灾也，其以为应税亩而有此灾，其在公羊之后，更无疑矣，公羊梁二传同者，隐公不书即位，公羊云成公意，梁云成公志，郑伯克段于鄢，皆云杀之，如此者不可枚举矣，僖十七年夏灭项，公羊云，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春秋为贤者讳，此灭人之国，何贤尔，君子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梁云，孰灭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为贤者讳也，既灭人之国矣，何贤乎，君子恶恶疾其始，善善乐其终，桓公尝有存亡继绝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此更句句相同，盖梁以公羊之说是，而录取之也，梁在公羊之后，研究公羊之说，或取之，或不取，或之，或与己说兼存之，其传较公羊为平正者以此也，锡瑞案以梁晚出，曾见公羊之书，刘原父已言之，陈氏推衍尤晰，治梁者必谓梁早出，观此可以悟矣，晁说之曰，梁晚出于汉，因得监省左氏公羊之违畔而正之，至其精深远大者，真得子夏之所传，范氏又因诸儒而博辨之，申梁之志也，其于是非，亦少公矣，非若征南一切申传，汲汲然不敢异同也，晁氏以为梁监省左氏公羊，与陈氏所见同，不知陈氏见晁说否，晁以范氏是非为公，则宋重通学，不守专门之见也。
论公羊梁二传当为传其学者所作左氏传亦当以此解之
子夏传公羊高，至四世孙寿，乃著竹帛，戴宏所言当得其实，梁则有数说，且有四名，桓谭新论云，左氏传世后百余年，鲁人梁赤为春秋残亡，多所遗失，应劭风俗通云，梁子名赤，子夏弟子，麋信则以为秦孝公同时人，阮孝绪则以为名ㄈ，字元始，汉书文志颜注云，名喜，而论衡案书篇，又云梁囗，岂一人有四名乎，抑如公羊之祖孙父子相传，非一人乎，名赤见新论为最先，故后人多从之，而据新论，后左氏百余年，年代不能与子夏相接，而与秦孝公同时颇合，四库提要曰，其传则士勋疏称梁子名ㄈ，字元始，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则当为梁子所自作，徐彦公羊传疏，又称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题其亲师，故曰公羊传，梁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梁传，则当为传其学者所作，案公羊传定公即位一条，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诂以为后师，此传定公即位一条，亦称沈子曰，公羊梁即同师子夏，不应及见后师，又初献六羽一条，称梁子曰，传既梁自作，不应自引己说，且此条又引尸子曰，尸佼为商鞅之师，鞅既诛，佼逃于蜀，其人亦在梁后，不应预为引据，疑徐彦之言，为得其实，但谁者著于竹帛，则不可考耳，锡瑞案杨疏云，梁传孙卿去子夏甚远，梁如受经于子夏，不得亲传孙卿，以传为传其学者所作，极是，非独公二传，即左氏传亦当以此解之，故其传有后人附益，且及左氏后事，若必以为左氏自作，反为后人所疑，赵匡郑樵遂以为左氏非邱明，是六国时有矣，朱子亦云，左氏不必解是邱明，公传大概皆同，所以林黄中说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罗璧识遗云，公羊梁，自高赤作传外，更不见有此姓，万见春谓皆姜字切韵脚，疑为姜姓假，案邾娄为邹勃为披之类，两音虽可合为一字，越绝书云，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朱子注楚词自署邹，古人著书，亦有自隐其姓名者，而二子为经作传，要不应自隐其姓，至谓公羊梁，高赤外不见有此姓，则尤不然，礼记檀弓明云凿巾以饭，公羊贾为之也，何得谓公羊高外，不见公羊姓乎，疑公羊贾即论语之公明贾，公羊高即孟子之公明高，高，曾子弟子，亦可从子夏受经，古读明如芒，诗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为韵，明羊音近，或亦可通，是说虽未见其必然，而据礼记明明有姓公羊者矣，汉书古今人表，有公羊梁列四等，必实有其人可知，近人又疑公羊梁，皆卜商转音，更无所据。
